1984蔡重直

　　以學生身份，在1984年合肥中國第二屆金融年會上提出建立中國金融市場，合肥會議因此被認為在中國金融改革歷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

　　“隨著年紀的增長，越來越覺得沒有保留一本‘藍皮書’是一個遺憾。”蔡重直說的 是那本由他起草的當年轟動一時的《中國金融改革戰略探討》，藍色封皮，油墨印刷，印數不超過300冊。在1984年于合肥召開的第二屆中國金融年會上，蔡重直和他的兩個同學齊永貴(后改名“孟天”，曾創辦海南匯通信托有限公司，任董事長)、波濤(現就職中國社科院)一起上臺，面對整個金融界的前輩和泰斗，發布了他們的這份“藍皮書”，后來，合肥會議因此被認為是中國金融市場改革的發端。

　　蔡重直與他的老師劉鴻儒住在一個小區的前后樓，20年過去，二人仍有隔窗相望的機會。

　　1984年，蔡重直31歲。作為五道口的第二批學員(與第一批相差半年，可以同時畢業)，他已經在這里學習了2年。那時候，中國的農村經濟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城市經濟改革隨即展開。金融領域在探討財政和銀行的權力關系，對于銀行能不能發放長期貸款爭論不已。蔡重直認為這些問題很無聊，沒有抓住整個社會改革的方向。但方向究竟是什么，他還沒有完全想清楚。

　　1984年4月的一天，蔡重直躺在床上聽廣播，武漢大學的一個教授撰文呼吁把武漢建成全國的商品貿易中心。蔡如遭重擊：一個真正走向市場的銀行體系與自上而下縱向的中國銀行體制不同，它應該是橫向的，就像一個匯集四方的大市場—中國應該建立金融市場。

　　蔡重直講述故事有著非凡的耐心，這與他的學弟戴志康明顯不同。

　　經過更為細致的思考，一直處于激動狀態的蔡重直用了一個晚上寫出了一份提綱。第二天，是五道口同學們每周一次交流思想的讀書會。蔡重直的想法讓他的同學們非常震驚。辯論(可查閱那個時代人們對真理的熱情)之后，大家得出結論：這是個好東西。魏本華(現任國家外管局副局長)平常不大說話，英語很好：“老蔡，這個東西應該給中國金融界一個BIG SHOCK！”一個星期后，第二屆中國金融年會將在合肥召開，魏本華建議“老蔡”把提綱拿到會上去說：“咱們同學一起去，這樣力量大一些。”“老蔡”們本沒有與會資格，但是魏本華的建議得到了熱烈的響應。齊永貴(現名孟天，海南匯通)、波濤與蔡重直一起完善提綱。波濤的主要任務是在馬列文集里找到相應的支持，他不負眾望。

　　張小衛(現任招商銀行香港分行行長)找到某個中學的校辦工廠油印了300冊“藍皮書”，印數是估摸著會議代表的人數得出的。“大會沒有邀請我們，我們浩浩蕩蕩準備去大鬧中國第二屆金融年會。”

　　一行人來到合肥，在一個小旅店住下，7、8個人一屋。蔡重直去找黃達(中國金融學會常務副會長，大會執行主席)：“我們想在會上發言。”看完“藍皮書”(7、8千字)，黃達表示同意：“會上肯定沒有人會這么說。”

　　班長吳曉靈(現任人民銀行副行長)提醒蔡重直應該跟劉鴻儒(中國金融學會會長)請示一下：“如果他不同意，出了事，豈不是讓他背黑鍋？”興奮的蔡當即反駁：“他同意當然好，他不同意難道我們就白白跑來了嗎？他不同意，這個言也要發。”吳一時無語，但她無疑是對的。

　　蔡重直與兩個女同學萬紅(現為中信嘉華銀行副行長)、李弘(中金公司)一起去找劉鴻儒。“這是你們年輕人的事情，大家暢所欲言，我怎么能說不行？”劉鴻儒的答復讓大家喜出望外。

　　“要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銀行為核心，以若干大銀行為骨干，以眾多中小銀行為基礎，以投資銀行、保險、證券交易公司等為輔的金融體系；以金融中心組織全國的金融活動應該成為全國改革的方向；非中央銀行各種金融機構要實現經營企業化……”提綱由蔡重直、齊永貴和波濤三個人念完，超過了預定的15分鐘時間，其效果比他們想象的還要好。“這些東西現在看起來很普通了，但是它確實對中國的金融改革起到了啟迪思想的作用。”

　　《中國日報》對此作了詳細報道，很快被外電轉發。以聽外電練聽力的王巍舉著半導體告訴蔡重直：“說你呢。”蔡后來得知，五道口85級的張小慧(現任人民銀行駐北美代表處首席代表)劉連革(現任外事局國際司副司長)就是沖著他的這份提綱考到五道口的。

　　因為會德語(1974年到1978的年，復員回來的蔡在第二外國語學院負責打掃衛生兼看管右派教授何江，受何的教誨，掌握了德語)，1985年，蔡重直應邀到德國德意志銀行工作，兩年時間，讓他對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有了深入的了解。1989年，蔡又出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里。

　　“回國后，我有了第二個目標：建立一家像發達國家那樣的商業銀行。改了許多年，我們的銀行還是太落后了。”

　　五道口出來的人總是能夠遇到好的機會。1995年，蔡重直被任命為中信實業銀行副行長。很快，中信籌備廣州分行，蔡再次被委以重任。“從連一張紙都沒有辦成一家銀行，而且辦得很盈利，中國的銀行行長里，有過這種經歷的不多。”蔡重直在德意志銀行站過柜臺，一條街一條街地跑過客戶，他知道自己將要辦的銀行是什么樣子。首先是柜員制—每一個柜員能夠處理所有業務。他以3000元的月薪招來30多個曾在匯豐銀行、渣打銀行任職的柜員。第二步，把柜臺的服務與班臺服務分開，能夠在班臺解決問題的都不用上柜臺。

　　接著，蔡重直首次引入了私人銀行業務，存款10萬元以上的客戶可以享受到特色服務。傳統的信貸部改為客戶服務部，不僅僅做貸款，還要為企業提供全面的經營咨詢服務。同時，針對個人的房貸、車貸也首次在中國亮相。1996年，南方的報紙上出現了中信實業銀行廣州分行的廣告，這讓中國人感到異常新鮮。客戶紛至沓來，銀行開業半年盈利上千萬。1997年底，廣州分行的資金規模“就超過了廣州任何一家中小銀行”，“全國幾十家銀行到我們這兒來學習，我們的創新很快被普及。”

　　2001年以后，蔡重直只保留了一個身份，中信集團的董事，每天大多數時間在讀書和研究問題。在這之前，1998年12月到2001年7月，他在香港擔任中信嘉華銀行總裁，“把這個壞賬率高達30%、瀕臨破產的銀行變成了健康的、盈利的銀行”，受到了香港政府的書面表揚。

　　蔡重直不愿意說出每次去職的原因。在金融這個高風險的行業里，如果不是離開(盡管可能是暫時的)，你怎么會看到一身便裝的蔡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