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職能轉變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社會結構變遷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動因，而與之相適應的政府職能轉變，將成為進一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性資源。

　　社會結構是社會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的一種基本方式，而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精神領域的有機結合則構成了社會結構的基本框架。在不同的環境下，“三大領域”之間關系不同 而形成社會領域的“合一結構”與“分離結構”。以政治為中心的領域合一向領域分離的發展，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趨勢，而社會領域分離的程度則取決于經濟領域中市場經濟對社會秩序重建的能力及其影響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職能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應該從社會領域分離的動力機制中去尋找。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實政府正確選定職能轉變的目標，確定政府發揮職能作用的范圍和強度。

　　蔣京議

　　政府職能轉變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從社會結構調整與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在聯系和互動發展的規律進行考察，社會結構變遷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動因，而與之相適應的政府職能轉變，將成為進一步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性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發展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社會結構是社會要素之間相互關聯的一種基本方式，而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精神領域的有機結合則構成了社會結構的基本框架。從理論上講，一切社會中的“三大領域”應該充分體現各不相同的軸心原則，進而發揮各自的社會功能并共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但是在具體實踐中，經常存在著一個支配著其他領域的“中心領域”，從而造成了一種諸領域以該領域為中心的緊密結合狀態，即社會領域的“合一結構”。與此相對應，在一種比較寬泛的范圍內，諸領域保持著各自獨立、相互作用的關系，這就形成了社會領域的“分離結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上，“三大領域”的關系組合將形成不同的社會結構方式，而決定該社會結構方式的決定性因素，主要取決于在一定生產力水平基礎之上的社會分工和交換的實際狀況。同時，在社會結構方式形成和調整過程中，一般將呈現出兩種變化形態，一種是“中心領域”從社會中的某一領域向另一領域轉移；另一種則是“中心領域”對其他領域限制程度及其關系均衡的變化。

　　在非市場經濟社會中，由于分工不發達，人們以分散方式從事生產并自給自足，無法形成把社會個體聯結在一起的經濟紐帶，因此社會秩序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經濟的力量，而只能依靠超經濟的政治強力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去整合分散的個體。在這種整合方式下，承擔著社會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動不僅獲得了顯著的中心地位，并且使這個社會形成了以政治為“中心領域”的“合一結構”方式。在這種領域合一的社會結構中，政府的主要職能則集中在政治統治或政治領導上面，而社會的公共管理只是從屬于政治活動的一種補充。隨著社會的發展，民眾對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將更為迫切，但是在以政治活動為“中心領域”的強制狀態下，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不可能按照其內在要求得到切實有效的履行，進而必將在本質上折射出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冷漠，以至于造成損害政府自身形象和散失政府實際功能的客觀效果。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分工的實現和發展造成了社會個體之間的高度依賴性，任何個體都離不開社會而存在，無論是經濟活動還是人際關系都實現了高度的社會化。于是，分工與交換造就了把社會個體聯結起來的經濟紐帶，進而使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以往只由政治活動起主要作用的社會整合功能。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變化徹底改變了先前那種以政治活動為中心而將諸領域統合為一體的社會結構方式。在這種領域分離的社會結構中，政府更多地指向政治領域的傾向及其政治領域對于其他領域的強勢地位開始相對弱化，經濟治理和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不再簡單地依附和從屬于政治活動而得到不斷的孕育和成長。實踐表明，現代政府職能及其角色的改變，主要體現在政府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的成長之中。在社會領域“分離結構”狀態下，市場經濟要求現代政府在性質上從政治權力的統治者轉變為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者；而在政府職能的結構上，則要求它從維護政治統治轉向全面履行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

　　研究政府職能轉變的視角是多樣性的。其中一部分人認為我國政府職能轉變應主要體現在經濟職能方面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對經濟管理體制、機制和方式的徹底改革。我們不能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政府在行使職能過程中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特征，即高度集權和計劃管理，特別是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政府直接掌握著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企業完全依附于政府并且成了政府的附屬物。在這種政治領域對經濟領域進行強控制的條件下，企業效率低下而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從這一實際出發，人們自然要求把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機制和方式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內容。但是在對以上社會結構變遷和調整的一般性考察中我們發現，從政治領域對經濟領域控制程度的變化，及其由此帶來的社會領域結構變化的角度來理解政府職能的轉變，不僅更為接近整體性的客觀現實，而且對于政府把握其職能轉變的總體方向，具有更加重要的宏觀指導意義。因為，以政治為中心的領域合一向領域分離的發展，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重要趨勢，而社會領域分離的程度則取決于經濟領域中市場經濟對社會秩序重建的能力及其影響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職能轉變的決定性因素應該從社會領域分離的動力機制中去尋找。只有這樣，才能使現實政府正確選定職能轉變的目標，確定政府發揮職能作用的范圍和強度。

　　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趨勢下，由于政府及時放松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進了社會領域的分離和社會結構的調整。我們已經充分地看到，在我國現實社會中，不僅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精神領域之間拉大了距離，使它們處于了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而且各個領域開始更多地去追尋屬于自己的目標，使得各自的價值原則更趨獨立。社會領域的相對分離，決不是要求政府在職能行使方面，從過去更多地指向政治領域而轉向現在更多地指向經濟領域，而是要求政府在實現由社會控制轉向社會服務這個重大轉變的基礎上，對社會的不同領域進行職能定位，妥善處理好不同領域之間的職能分工問題，有效地培養社會的自治能力，進而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加強現實政府與公民社會的良性互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政府的職能轉變的本質意義，就是要保證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以至社會諸領域之間的健康關系，以形成相對獨立、互為作用，共同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動力性資源。目前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踐，從一個方面表明了現實政權力圖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基礎上健全相應的政治結構與文化結構的迫切愿望。

　　總之，我們必須把社會各個領域發展體制的系統配套改革，作為現實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環節，亦即要根據社會各領域互動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提出和確定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發展目標，真正建立起符合各自規律的發展體制及其有利于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獨立運行機制。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現實政府職能轉變的有力推動下，一個積極活躍而又強大的公民社會一定會在世人面前更加充分地展現出來。

　　（作者單位：吉林省委黨校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