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周在上證報“股市為什么缺乏吸引力”大討論中發表文章，建言中國需要積極的股市政策后，韓志國今日又撰文提出，中國股市需要進行第二次革命。

　　韓志國認為，股市要進行的第二次革命是基礎革命與產權革命，是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來重新塑造市場主體，以便從根子上切斷行政權力和行政機制與上市公司的“臍帶”聯系，并且把財產關系與財產規則引入中國股市，在財產關系與財產規則的基礎上建立 起利益關系與利益規則，從而使上市公司從國有或準國有企業轉變為現代企業。

　　(上海證券報記者 周莉莎)

　　附：《中國股市需要第二次革命》全文

　　　對于當今的中國股市來說，發展是硬道理，規范也是硬道理，但改革是比發展與規范更硬的道理；無論是發展還是規范，都應該服從于改革這一決定中國股市命運的最基本的主題和最重要的課題。

　　中國股市的第二次革命必須以上市公司的產權變革為明確指向，以消除股權分裂和股本泡沫為基本任務，逐步解決上市公司與市場的全流通問題，以便為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股市中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創造最重要的制度條件。

　　以搭建市場平臺和建立運行規則為主要內容的中國股市第一次革命，已經走到了第13個年頭。

　　之所以把中國股市的建立稱之為“革命”，是因為在過去的13年中，中國股市無論是對我國的經濟改革還是對經濟發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股市的建立，在原有的龐大和凝固的計劃經濟與行政體制中打入了一個巨大的“楔子”，從而在行政機制與市場機制的對抗中逐漸扶植起了日益成長的市場力量；股市的建立，打破了原有的所有制格局與社會融資格局，具有較強的財產約束與利益約束的現代法人制度的雛形，開始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出現，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體系中也越來越占有重要地位；股市的建立，為社會大眾提供了最直接、最便捷的投資渠道，中國社會開始逐漸形成了社會化的投資體系與投資格局；股市的建立，還直接促進了投資者與整個社會金融意識的培育，投資意識、投機意識、利率意識、風險意識和信用意識的培養和建立，對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都起到并將繼續產生長期的、持續的和深刻的影響，同時還將對我國經濟的市場化與國際化進程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以滬、深股市建立為契機的中國股市第一次革命實在是功不可沒，它在促進我國社會化的財產整合制度、社會化的風險承擔體系與社會化的企業評價機制方面所具有的功能與所起的作用，都是其他任何市場與任何機制所無法替代的。

　　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一樣，中國股市的第一次革命在推進過程中也表現出了明顯的并且是巨大的局限性。由于在滬、深股市建立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還沒有得到確立，資本與資本市場還沒有取得相應的合法地位，股票市場也還僅僅局限于“試驗”，因而市場在發展中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使得市場出現了嚴重的功能扭曲與結構變形。這突出表現在：

　　1。過多地向舊體制作妥協而弱化了股市的市場特征。在這方面，最突出的表現是股權分裂與股本泡沫。由于把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為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因而出現了嚴重的股權分裂現象。非流通股在整個市場上越積越多，股權分裂問題越來越難以解決，已經成為中國股市健康發展與有序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造成市場預期紊亂的最主要原因。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在上市發行時同股不同價。非流通股股東通過向市場的高溢價發行侵蝕了流通股股東的巨額凈資產，造成了本應具有公平、公正與公開特征的股票市場的最大不公。

　　2。過分強化了市場的融資功能而弱化了資源配置功能。在“為國企改革服務”的旗幟下，股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演變成一個巨大的“圈錢”場所，不但社會資源的流向、流量與流程都被行政權力左右，而且市場的聚財、用財與生財機制也發生了重大的扭曲與變形。錢從哪里來、來了怎么用、用了怎么樣的問題，在我國股市中都還遠遠沒有解決。

　　3。過度放松了社會信用管制而導致市場和社會上信用嚴重缺失，并且使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市場制度缺失的最大也是最無辜的受害者。正是由于中國股市中的行政權力過于強大，市場力量抵御不過行政的力量，因而以忽視股票市場的制度基礎----上市公司的產權制度改革為特征的中國股市第一次革命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衰竭征兆，市場發展的內在動力已經嚴重不足。實踐表明，中國股市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行政權力與行政機制的附屬物，這就使得本應在中國經濟沖破舊體制過程中起先鋒作用的股市，卻被改造成了計劃經濟與行政體制的一個堡壘，并且在現有的行政管制框架下，已經很難走出計劃經濟與行政體制的巢穴，也很難引領中國經濟發展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彼岸。因此，對中國股市進行第二次革命就不但非常必要，而且也刻不容緩。

　　現代市場經濟是以金融為主導的經濟。金融創新的重點在證券市場，而證券市場制度創新的重點之一又是股票市場。

　　從股份經濟的內在機理來說，股份公司與股票市場是股份經濟的兩個輪子，這兩個輪子之間的協調與互動，不但直接決定著股份經濟的運行機制，而且也從根本上決定著股份經濟的運行效率。我國股市之所以矛盾重重，運行的效率之所以比較低下，一個根本的原因是我們在引進了股票市場這種現代市場經濟產物的同時，沒有建立起與之相匹配的企業制度，從而形成了市場機制與行政機制、股票市場與國有企業的不正常對接，這不但造成了市場對企業的制度約束被大大弱化，而且也使得我們為發展和完善市場所作的種種努力在實踐中或者夭折，或者大打折扣。

　　為了推進中國股市的制度創新，并且以股市的制度創新來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制度跨越，中國股市的第二次革命就必須以上市公司的產權變革為明確指向，以消除股權分裂和股本泡沫為基本任務，逐步解決上市公司與市場的全流通問題，以便為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股市中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創造最重要的制度條件。

　　應當指出的是，中國股市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們已經不能繼續在發展與規范的關系上繞來繞去地兜圈子了，對中國股市規范與發展問題的認識需要有更高的視野。從現實來看，需要把改革這一主題放在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位置。對于當今的中國股市來說，發展是硬道理，規范也是硬道理，但改革是比發展與規范更硬的道理；無論是發展還是規范，都應該服從于改革這一決定中國股市命運的最基本的主題和最重要的課題。沒有企業制度的根本性改革，沒有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沒有市場關系的全方位浸潤，中國股市的發展就只能是量的擴張，而不可能有質的飛躍；中國股市的規范就只能是重形式而輕實質，甚至可能出現越規范市場反而越亂的局面。

　　總起來說，中國股市第一次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搭建市場平臺和導入市場規則，使上市公司從原有的封閉型轉為開放型，從無規則運行轉向有規則運行，從間接融資轉向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相結合，并逐步向以直接融資為主過渡，從對政府的單純依附轉向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附；中國股市的第二次革命則是基礎革命與產權革命，是要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來重新塑造市場主體，以便從根子上切斷行政權力和行政機制與上市公司的“臍帶”聯系，并且把財產關系與財產規則引入中國股票市場，在財產關系與財產規則的基礎上，建立起利益關系與利益規則，從而使上市公司從國有或準國有企業轉變為現代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股市第二次革命的任務將更加艱巨，其意義也將更加深遠。

　　作為一種深刻的和全方位的制度變革，中國股市的第二次革命需要整個社會的通力協作來完成。在這方面，政府應有解決股市矛盾的危機意識，管理層應有革命性的監管思路，市場應有創新型的組織結構，企業應有強約束的產權制衡，投資者應有市場化的發展思維與與時俱進的投資理念。可以預見的是，著眼制度創新而不因襲舊的體制，強化市場功能而不維護行政權威，樹立新的發展理念而不固守傳統定勢，實施優勝劣汰而不拘泥于利益平衡，著力行為規范而不無度妥協，將成為這場革命的最主要范式和最重要基調，也將成為未來一個長時期中中國股市發展的主旋律。對此，我們抱有深深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