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劉案實際上暴露了銀行業內部管理的混亂。”西安市另一商業銀行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即便是不發生周劉案，也難保類似的其他案例不會發生。”

　　本報記者　傅航　西安報道

　　涉案金額近5億元、號稱建國以來陜西最大的金融貪污挪用公款案8月19日在西安告一 段落。

　　當天，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判處周利民、劉怡冰死刑，同案的其他10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隨著主審法官的一聲判決，主犯周利民向其母親長跪不起，痛哭流涕。隨后，周利民、劉怡冰均提出上訴，陜西省高院將擇日再審。

　　四年作案近5億

　　曾經風光無限的周利民原是中國建設銀行西安市分行北大街辦事處主任，北大街支行行長，30歲時曾被評為陜西省“十杰”青年。

　　與周利民同年出生的劉怡冰一路追隨周利民，歷任中國建設銀行西安市分行北郊支行自強西路辦事處、北大街辦事處、北大街支行會計、信貸內勤及信貸部負責人。

　　根據檢查機關的指控，1996年初，剛剛上任建行北郊支行自強西路辦事處主任的周利民與劉怡冰合謀出“高息攬存，帳外循環”的作案方法“弄錢”。劉怡冰在供述中說：“我們一方面能給朋友幫忙弄些錢，另一方面自己也能用，因為我和周都想用錢。”

　　在作案初期，周利民、劉怡冰指使他人從建行印刷廠竊取半成品的空白存單，私蓋印鑒給儲戶出具“大頭小尾”的存單騙取儲戶存款。據悉，短短兩年時間，兩人共非法制作假存單32張，面額13187萬元。

　　1998年11月，原自強西路辦事處遷往繁華的北大街，更名為建行北大街辦事處，周利民仍為辦事處主任。之后，兩人更加有恃無恐，開始密謀私刻公章，偽造金融憑證。

　　檢查機關最后認定，周利民、劉怡冰自1996年至2000年，以高息存款為誘餌，用偽造的金融憑證、虛假承諾書等手段，騙取個人存款6237萬元，支付高息755萬元；騙取公司等存款單位存款43106萬元，支付高息1691萬元，合計4.9億元。

　　私人錢莊？

　　“周利民、劉怡冰的操作手法有些類似地下錢莊。”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如此分析周劉案，“他們利用銀行的信譽采取虛假存單吸收存款，但錢卻并不入銀行賬內，而是再高息貸出去，從中獲取不法收益。”

　　以1998年10月至2000年2月非法吸收西安政治學院2200萬元存款為例，經中間人介紹，周、劉使用私自印制的7張存單和3張存款證實書吸納進西安政治學院的存款。隨后，他們又利用存款單位提供的空白轉帳支票將2200萬元通過中轉帳戶分別給以前的存款單位還款，如還某工貿公司200萬元、某典當行200萬元、某翻譯學院200萬元等10余家到期存款，剩余款則用于支付高息或再放貸。

　　此后，他們又以相同的手段從某房地產公司、某保險公司等6家單位給西安政治學院還款，并支付該學院高息65萬元，支付中間人好處費160萬元，至案發后，尚欠西安政治學院900萬元。

　　1998年4月、1999年6月、2000年5月，周、劉又以相同手法，三次共吸收某研究所800萬元存款，支付高息64萬元。之后，又將300萬元挪用給某汽車租賃公司使用，其余款用于兌付某設計院等單位的到期存款，而該研究所存款到期后，他們又匆忙從某工貿公司帳上給該研究所歸還300萬元，至今仍有500萬元未還。

　　除了將贓款轉給“關系單位”及個人使用外，周、劉兩人還大肆揮霍占用。

　　周利民注冊成立了陜西福星連鎖便利店，并給前妻50萬元，給現任妻子購置富康車，攜家眷6次出國游。而劉怡冰也購買了20輛汽車用于成立汽車租賃公司，買了兩套商品房，又為自己添了一輛凌志車。

　　諸如以上手法，周、劉四年間幾乎沒有變換。“到后來，除了要償還本金外，他們還要支付高息，周、劉背負了沉重的包袱，而要解脫的唯一辦法就是項目盈利，但最后許多項目都出了問題，很多連本金都無法收回。”業內人士分析。

　　為了維系資金鏈的運轉，周、劉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東窗事發

　　早在作案初期，周利民和劉怡冰就為各自留下后路，1998年，周利民托人辦理了化名“黃志偉”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劉怡冰也辦理了印度尼西亞的居民證。

　　隨著資金鏈的日趨緊張，周、劉明顯感到事敗已成必然。周劉非但沒有停手，反而以更加大膽的手法變本加厲作案。

　　自1999年至2000年，即周、劉作案的最后一年，他們用私自制作的存單、存款證實書，以高息為誘餌，從儲戶中共吸收存款6074萬元，在前期挪用儲戶存款無法歸還的情況下，只好采取私刻儲戶印鑒或收入不入帳的手段，將儲戶存款占為己有，用于填補巨額虧空。

　　2000年10月，周利民用虛假承諾書，高息攬存某公司1000萬元，支付該公司息差10萬元，在該公司未提供印鑒齊全的空白轉帳支票的情況下，周利民通過中介人搞到了該公司的印章印模，并指使他人用電腦掃描偽造了轉帳支票，然后利用偽造的轉帳支票將款轉到另一家需要還款的公司帳下。

　　結果，該公司出納受老板委托，在幾天后的查帳中發現僅剩下9000元，而銀行出示的999萬元轉帳支票的私章明顯不對，公司也沒買過轉帳支票，于是建行員工立即向西安市公安局經偵處報案。

　　眼看事情敗露，2000年10月，周利民逃往香港，因出逃匆忙，周利民要同伙給其寄錢，但同伙向公安機關舉報，根據其匯款的地址，2001年7月，周利民在港被抓。而同時出逃印尼的劉怡冰，也于2001年8月被引渡回國。

　　案發后，西安市檢察院起初認定為金融詐騙案。但西安市中級法院一審認為，檢查機關忽視了周、劉的均為國有銀行的工作人員的特定身份，以及被告人犯罪與其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的客觀事實，所以起訴金融憑證詐騙罪有誤，應為挪用公款罪和貪污罪。

　　銀行內部積弊

　　“周劉案實際上暴露了銀行業內部管理的混亂。”西安市另一商業銀行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即便是不發生周劉案，也難保類似的其他案例不會發生。”

　　該負責人分析，分理處主任權限過大是導致案發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周劉案中，據法院提供的材料顯示，周、劉指使他人利用銀行的小額存款套取空白存單來實施作案。“如此作案手法非周、劉二人所能為，必須是銀行內部成團伙作案才能得手。”該負責人表示。

　　據他介紹，銀行的空白存單必須由每個柜員來保管，如果外人與具體經辦人串通好，可以用金額小的存款，將空白存單抽出不打印，用放進的空白紙來打印，在會計記錄上存單已經銷戶，查帳根本無法查到。

　　“現在銀行普遍實行雙聘制，名義上是分理處與員工之間可以自由選擇，但是實際銀行的職員數目遠大于崗位數，每個分理處都有裁人的壓力，為了保住飯碗，討好分理處主任成為職員的首選。因而一旦主任作案，被告發的可能性很小。”

　　根據法院內部人員透露，周、劉在作案后期，在察覺無法收回資金的情況下，曾企圖將所有呆帳嫁禍銀行放貸所為，由于時間倉促，未能如愿。據某銀行資深人士分析，憑借周、劉的特殊身份，完全可以重新做帳，移花接木。“他們只需擺平支行信貸科長、會計科長和一位分理處主任。”該人士如是說。

　　而銀行技術手段落后，在此案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周、劉兩人竟然在打字室里利用普通電腦大量制作打印假存單，利用電腦掃描的普通技術偽造轉帳支票，在刻假章的地攤上仿造“市建行北大街辦事處業務公章”和“中國建設銀行陜西省分行營業部公章”以及40多家企業的公章和私人印鑒。至于篡改“大頭小尾”的存單，用銀行內部人員的話“連你都能改”。

　　“目前銀行并沒有統一規范的存單要求，每個行都有自己的印刷廠，各行對存單的要求也不盡相同，有的暗附水印，有的卻沒有。”某銀行分理處主任說。

　　至于公章、印鑒的識別，目前各行還沿用幾十年的對折壓痕老方法。“連造假作坊都在不斷創新，我們卻沒有任何進步。”某銀行內部人員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