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激辯股市邊緣化尚福林徘徊“不作為”與“難作為”

　　在《中國證券報》組織的“為中國股市把脈開方”座談會上，該報社長兼總編輯陳乃進開宗明義：現在證券市場上主要存在三個問題，一是信心不足；二是歷史遺留問題；三是有些同志提出來在政策方面也有需要檢討和反思的地方。這些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

　　本報記者　劉雪梅　北京報道

　　巨變的開始往往是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細節。

　　上周，《中國證券報》邀請了部分專家學者座談為目前的中國股市把脈會診。座談會主持人——《中國證券報》社長兼總編輯陳乃進開宗明義：這兩年中國股市流動市值蒸發了6000多億，投資者損失慘重；還有一個情況是直接融資比重發生逆轉，由2000年直接融資占15％以上，急劇萎縮到2002年僅占4.2％。現在證券市場上主要存在三個問題，一是信心不足；二是歷史遺留問題；三是有些同志提出來在政策方面也有需要檢討和反思的地方。這些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

　　與會專家言辭犀利，矛頭直指監管部門行政乏力，并對監管部門“無為而治”的監管思路提出批評，呼吁監管部門對全流通的問題應該盡早拿出一套可行方案。

　　如此激越文字由證監會指定信息披露媒體透出，個中含義值得玩味。

　　證監會一位官員向記者透露，目前市場長期低迷，市場各方參與者意見較大，在這種背景下，不排除監管部門授意一些指定信息披露媒體作一些增強市場信心之類的報道。

　　一位與會學者則稱，主辦方之所以組織這樣的討論，是因為中國股市已經步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關頭，中國股市的未來令人堪憂。

　　一主辦方人士透露，此次討論的確是“上面”授意，但其表達的內容卻明顯不是“上面”所需要的內容。對此，他稱，“監管部門也應該真正傾聽一下市場的聲音了”。

　　一位資深市場人士分析，兩家指定信息披露媒體“倒戈”的背后是證券市場深層次的一些變化，“可以肯定，監管部門與市場各方之間的矛盾已經激化到了相當的程度”。

　　券商大會前的“小會”

　　類似的爭論在券商大會之前已經有過一次。

　　8月12日，全國130家券商董事長和總經理云集北京參加中國證券市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券商峰會。

　　在券商經紀業務普遍虧損卻遭遇“央行五號令”一記重拳；在上半年直接融資創新低，券商承銷業務難以為繼；在股指長期低位徘徊而監管的力度陡增、券商自營難有作為之時，眾多券商對此次峰會寄予了相當的厚望。

　　不過，券商會議所傳遞出來的信息并沒能讓市場興奮起來，反而，一種失望的情緒在券商中漫延。

　　知情人士透露，相對兩天的券商峰會，在峰會前一天下午證監會召開的“預備會”則要精彩得多。用一位與會者的話說，“證監會可能從來都沒有聽到過如此多的批判聲音”。

　　當日參與預備會的除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外，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副主席范福春、屠光紹、汪建熙以及證監會主席助理李小雪都參加了會議，此外，包括銀河證券、中信證券、國信證券、國泰君安、招商證券、海通證券及中金公司在內的七大券商的老總及幾位學者也列席了會議。

　　預備會的本意是想為第二天的會議“定調子”、“吹吹風”。監管部門的態度很明確，證監會強調規范但不會影響發展。而另一層含義則是希望這些有表率作用的券商在會議期間不要有過激言論。

　　同時，預備會上也提前透露了券商峰會期間將拋出的幾大利好，一是券商關注的央行五號令，經與央行磋商應該不影響券商50億的利差收入；二是國家將用較長的時間來研究國有股的減持問題；三是券商發債將很快進入可操作階段。

　　對監管部門所認為的第二個利好，遭到了與會券商及學者的強烈批評，他們認為，全流通的問題越早解決，這個市場才可能有一個健康發展的空間。國有股減持不是推遲的問題，而是盡早解決的問題。在隨后的券商峰會中，此“利好”并未被提及。

　　據稱，會議持續了四個多小時，除中金公司負責人沒作太多表態以外，其它與會者幾乎是“全面反思中國證券市場及中國證監會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

　　一位券商老總對尚主席定位的“證監會是監管部門”的論調反應強烈，認為于證券行業而言，證監會應該是主管部門而不是監管部門。證監會不應該在行使權利的時候以主管部門的角色出現，而在承擔責任的時候以監管部門的身份出現，認為這是一種不負責的作法。

　　一位與會者透露，預備會至少強烈地傳遞出兩個信息，一是對目前的市場，證監會非常著急但并無良策；二是券商情緒普遍悲觀。

　　“不作為”與“難作為”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業績快速增長，加權平均每股收益同比增長25％，創下多年未有的盈利增長紀錄。而股市卻始終潛行在迷茫之中。在2001年市場價減持國有股的指導思路下，證券市場從此步入一個長期的調整期，盡管最終暫停了國有股減持，但市場信心早已一瀉千里。

　　同樣，B股的“對內開放”也使大部分投資者深套其中。而今年的央行五號令，如果不是證監會隨后的“危機公關”，券商的日子無疑會雪上加霜。

　　在這一系列對股市或券商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決策中，市場參與者抱怨甚至聽不到監管部門的聲音，于是“證監會行政能力低下，不為券商及投資者爭取利益”的討伐之聲四起。

　　對此，證監會一位官員對記者稱，證券市場能否良性發展不是證監會所能決定的，證監會不是“不作為”，而是“難作為”。“因為證券市場最大的問題已不再是交易層面或信息披露方面的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大部分股權不流通所造成的二級市場股價偏高不具投資價值；一股獨大帶來的大股東侵占小股東利益；股市為國企解困所帶來的上市公司圈錢怪圈等等。”

　　他說，作為監管部門，證監會同樣希望股市有一個夯實的發展基礎，這樣的話，證監會把全部精力放在維護一個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上，日子要輕松容易得多。而現在的證券市場是一個顯失公平的市場，監管部門要在保護投資者利益和解決國企困難，以及保障機構投資者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這無疑是對證監會行政能力最大的挑戰。

　　近年來，面對種種現行體制環境下難以逾越的政策屏障，證監會試圖以一種國際化的視野、國際化的人才以及國際化的監管方式取得監管上的突破。從史美倫空降證監會，到大規模引進“海歸”員工；從引進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到發行核準制，這種思路不僅體現在頻繁頒布的各種規章制度，更體現在證監會對上市公司及機構投資者“試錯”的懲治當中。

　　然而，這些規章制度相當一部分無疾而終，以證監會《關于A股公司做好補充審計工作的通知》為例，通知要求上市公司首發及再融資時，財務報告除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法定審計外，還必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補充審計”。由于該規定加大了上市公司的成本，并直接否定了國內會計行業而遭到市場強烈反對，最后，證監會只好將“雙審”限定在極小的一個范圍。同樣，2001年，發行制度方面的兩項重要變革：核準制和增發市場化在重創市場之后同樣偃旗息鼓不得不重新制定新規內部掌握。

　　一證券公司研究部負責人稱，“那段時間，證監會是出臺文件最多的機關，但真正能執行下去的并不多。這無疑對監管部門的權威性、嚴肅性以及行政能力都是一個極大的損傷。”

　　市場各方對監管部門頗有微詞也就不難理解了。看來，如何提升證監會的行政形象同樣是證監會今后要直面的問題。

　　浴火重生

　　歷經燃情歲月之后，中國股市似乎步入一個生死存亡緊要關頭。

　　面對中國證券市場深層次的矛盾，監管部門也意識到局部市場化不僅無助于市場整體效率的提升，反而放大了市場的缺陷。

　　對此，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認為，目前股市的最根本問題還是股權分割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股市很可能走向邊緣化。

　　記者在采訪某證券公司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時，他說，無論承認與否，中國證券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在逐步提升，無論從發行主體、發行過程、信息披露，還是從股市的參與主體來看，上述變化都是這些年來，證券市場的重要進步。但與之對應的游戲規則如果不作相應的調整，這個游戲就到了玩不下去的時候了。

　　“大部分股權不流通給了上市公司一個掠奪小股東財富的機會，這是顯見的事實。”他說，如果這個規則在為國企解困的前提下，錢無非是從股民的口袋里進了國家的口袋，有國家信用作擔保，有政策市的保護傘，中小投資者盡管沒有選擇的權利，但也就認了。但同樣的游戲規則放在民營企業身上，這樣的搶錢游戲勢必會引起投資者的極大反感。

　　因此，他認為目前證券市場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全流通的問題，其次才是市場各方主體如何“各行其道”。對全流通可能帶來的市場震動，他認為，于市場的長遠發展而言，方案結果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方案本身的重要性。“著眼于中國證券市場的長遠未來，一些震動是必須的。”

　　那么，現在是否具備解決國有股減持或全流通的條件或者時機呢？

　　國資委有關人士透露，國資委基本不會通過二級市場減持國有股，由于減持的目的是為了籌集社保基金，該人士透露，今后的國有股減持很可能是一定比例的國有股權直接劃撥到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的帳上，如何變現由理事會視情況而定。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社保基金在今年5月新設了股權管理部。

　　因此，他認為，證券市場的問題不是國有股減持的問題而是全流通的問題。

　　股市的諸多癥結源于一個前提：因歷史原因而設置的股權分割格局。這個格局一日不被打破，股市就難有“艷陽天”。

　　不過，全流通的問題會很快解決嗎？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部主任徐宏源認為，全流通是跟整個國家的融資體制、經濟體制聯系在一起的。

　　中國股市離市場化目標還很遠，但這不是證券市場單獨能做到的，它跟整個改革進程聯系在一起。

　　無論證券市場最深層次的變革是否如期而至，無論市場與監管部門間的博弈結果如何，至少，一種急迫聲音正向我們逼近，那是一種真正源于市場、渴望變革的聲音，并日益急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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