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問題不是主要原因

　　要把政府之間上下左右之間獨立的系統連接起來，在中國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系統上馬上之前，原本就沒有一個整體協調的戰略方案，沒有考慮到技術上的兼容性，也沒有考慮軟件的通用程度。往往是同一個數據，不同的政府部門會用不同的編碼去描述，數據庫系統的分類和功能也不盡相同，有些連基本的應用平臺和環境都不統一。國家雖然 出臺了一些發展電子政務的具體規定，但至今沒有制定全國性的中長期發展規劃，特別是沒有出臺統一的技術標準，要想互聯互通，技術上是存在一定的難度。

　　但技術問題并不是不可跨越的。不少政府部門過分夸大技術上的客觀原因，成為抵制互聯互通的借口。實際上，更多的困擾往往是在技術問題得到解決之后，互聯互通仍然可望而不可即。比如在金關工程中，雖然投了大量的錢，解決了數據庫相接、信息編碼等技術問題，但信息仍不能有效流通。所以說，技術與標準是阻礙互聯互通的一個原因，但絕對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兩個瓶頸：信息尋租與政治激勵

　　到底什么是導致互聯互通不成功的真正原因？研究表明，比技術更重要的是體制原因。

　　首先是由于信息尋租，即政府部門利用行政管制和法律等手段來人為限制信息自由流動以維護其既得利益。

　　尋租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但利用信息尋租甚至信息化的手段尋租則是一個新的現象。導致信息尋租的主要原因是傳統政務體制里的弊端，即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利利益化、獲利途徑審批化。在我國傳統政務體制下，政府根據職能和權力，劃分成條塊分割的部門結構，他們獨占的大量信息往往成為政府部門尋租的基本資源與來源，而信息的共享會導致租金的流失或減少，削減原來部門的經濟利益。

　　例如，房地產交易中，土地出讓方式缺乏公開透明度，國土管理部門可以獲得租金，導致房地產開發中的營私舞弊和黑幕交易。權力的部門分割和部門的尋租利益，必然阻礙了信息共享。因為共享導致成本降低，為用戶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意味著部門原有尋租機會降低；與此同時，權力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其他部門(power shift)，意味著租金也隨之轉轉移別的部門，勢必導致本部門租金的弱化、甚至瓦解。

　　即便信息共享帶來總體利益最大化，但共享部門之間要么沒有激勵進行利益補償，要么利益補償的成本機制太高，因為信息資源往往比實物資源更難以估價。更何況長期以來審批經濟的復雜性、不透明性，使得政府工作流程很難真正優化，更無法借助互聯網達成資源共享。

　　假如說原先網下依靠人工手段要實現政府的信息共享成本太高，那么通過網絡共享信息的邊際成本已經越來越低(僅有一些維護成本)，但為什么信息以求無法實現共享？一大障礙就在部門分割的信息尋租。

　　其次是來自于官員自身的政治激勵。中國政府官員的選拔體制是典型的錦標賽模型(tournament model)，錦標賽模型是一種橫向相對業績比較的激勵形式，每個代理人所得只依賴于他在所有人中的排名，而與他的絕對表現無關。在這種模型下，第一名會獲得巨大獎品，而第二名的所得會與第一名相差很遠，這樣就加劇代理人之間的競爭的激烈程度，代理人之間的合作可能性很小。

　　自上而下的官員選拔機制，就是這種錦標賽模型。眾多同級政府官員競爭一個崗位，這種“你上則我不能上”的選拔規則使同級政府官員之間處于零和博弈，其最優解是導致競爭對手之間無法形成自愿合作。官員心中自有一把算盤，計算同級其他官員的業績會不會比自己高，升遷的機會會不會比自己大。所以，同級官員為了保證自己的升遷，在電子政務能給雙方帶來收益的時候仍會選擇不互聯互通，以免為競爭者的業績添上一筆。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中國“外貿好做，內貿難成”，不同省份之間的合作問題也同出一轍。異地企業要在某地辦廠，在市場準入方面一般都會比本地企業壁壘高。中國地區之間的內部貿易明顯比對外貿易更難發展，原因正是官員的政治激勵使原本通過市場合作可能達成的雙方利益最大化無法實現。

　　這中間還涉及到一個不確定性風險的問題。電子政務所涉及的網絡技術和政務重組均是不確定性很大的事物，甚至包括政策預期的不確定性風險。當官員不知道電子政務政策長期走向如何的時候，他選擇靜觀其變。中國政府官員奉行一條法則“多做多犯錯，少做少犯錯，不做不犯錯”。如果他預期電子政務的風險很大的話，做好是一個業績，但做不好就有可能是官位的丟失，最優解就是保住當前。

　　中國特殊性質的政治激勵背后受“官本位”意識的強勢支撐，這也是導致官員選拔體制呈現錦標賽博弈模型的重要原因。互聯互通不僅僅指政治系統內部能夠達成互聯互通，更包括政府與公眾之間達成互聯互通。中國的現狀是政府和相當程度的公共權力機關不能主動與公共服務對象達成切實的互聯互通，剖析原因在于政府長期缺乏、不再保有或者說從未保持過對公眾的敬畏、對公共服務對象權利和利益的敬畏；如果各級政府、公共權力機關沒有對公民利益和服務需求的最基本的敬畏，就不用再奢談“以民為本”、“人民機關為人民”等等政治承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