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8月30日上午，2003中國市長高峰論壇在北京中國大飯店開幕，論壇以“分級行使產權體制下的國有資本運營與管理模式”為主題，國資委相關領導、全國大中城市市長、國際投資機構和相關專家出席了本次論壇，新浪財經獨家全程圖文直播，以下為本次論壇31日的現場直播實錄。

　　支東升：下面進行下午論壇的第二部分，我們請幾位律師還有會計事務所的幾位專家 為我們解答一下可操作性的實際的問題。現在我們先請德勤上海事務所總經理盧伯卿先生為我們演講，掌聲歡迎。

　　盧伯卿：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很感謝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在這里跟大家進行交流，德勤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司，在全球140個國家里面有11.9萬人的員工，主要提供四個方面的服務審計、風險管理、稅務咨詢、財務咨詢跟管理咨詢，我本人在十年前由總部派我到上海來，就這十年的經驗來跟大家交流一下。

　　這兩天的論壇主要探討當前地方政府管理和運營國有資產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各位領導、專家學者演講的內容非常充實，分析也很精辟，使我本人收益良多，有很大的啟發。在各位專家面前，我也不敢提出比較高的理論，在兩天下來的密集的討論會，大家有點累，我在最后一場報告里面，我本人可能以比較輕松的態度來跟大家來探討這個問題，我決定把這個戰線縮小，分享我們在上海的十年工作還有一些自身體會。

　　這圖上這是我十年前的小伙子，旁邊是十年之后的我，頭發都已經白了。(見投影)上海的整個整體的發展最好看人均G DP的增長，上海GDP在四年翻四倍，從2002年超過4萬人民幣，上海的經濟像上海標桿的建筑一樣節節高，上海十年的改變大家有目共睹，從老百姓關心的食衣住行到商貿活動，一年不一樣，三年大變樣。我們看一下上海的衣食住行，衣上面，上海年輕人追求時尚的風貌在全國文明，在食上除了馳名上海的菜之外，可以說全球的美食在上海也可以找到。從住的方面，上海這幾年的住房改造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從人均住房面積的改善來看，1990年7平方米到2000年接近12平方米，至于行的方面來講，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上海這十年來公共建筑方面的成績是相當的傲人。

　　上海的優勢，我想分成兩塊來看，一個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上海本身地緣的優勢，中央的支持跟上海地方政府的努力，另外上海本身聚集國內外的精英，大膽地嘗試，我想舉幾個例子跟大家來談談。第一個，在于硬件的改善，尤其在交通運輸方面，從硬件來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海在交通運輸方面的投入，這對我來講本身是深刻的體會。我十年前進入上海的時候，從我居住的地方虹橋到我辦公的地點外灘，我每天早上6點半出門，我能夠保證在7點半以前到達公司，如果我6點45分出門的話，我可能在8點半以前到不了公司，如果我在7點鐘出門肯定要在9點鐘才能到達公司。現在我從同樣的地方出門，大概平均25分鐘到35分鐘之內可以到達公司，這是一個上海硬件的在改變。在這么多的硬件改變里面，這些基建建設動用的資金是多少，不能用很簡單的錢就能夠說出來，整個城市的發展和規劃之外，當年的財政部充裕的時候，政府能夠大膽又不失穩健采用各種創新的融資方式，比如說發行內外的債券，中外的投資，BOT的起步和開創，實在來之不易，也充分上海勇于創新的機制。當然，這些硬件的改革還是沒有辦法滿足像上海這么大的城市快速的發展，希望接下來地鐵對于整個全市的鋪面，還有另外公共交通建設方面的改造可能還要進行更深一部的改善。至于軟件方面的改善，我們可以提幾個主要的經驗，外交投資企業，這是確定的，按加工貿易窗口，讓它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一個大的物流和貿易伙伴的地方，二十四小時攻關的項目現在還沒有全面實施，但這方面的努力已經為上海的工商業帶來實際的績效，也提高上海的競爭能力，落地簽證方便進一步接近國際大都會的目標。

　　從八十年代末，集思廣益之后，上海各個政府部門都很認真從事各種國內外智囊團體，提供意見，還有提供意見的公司的參考。我93年初到上海來的時候，只有一家國際學校現在已經發展了差不多十幾家，海外和海歸落戶上海提供一個更好的條件，為培養下一代的國民經濟打下基礎，另外吸引我們國內各個地方大專給予落戶的政策，這也是在軟件上面的一個很大的一項嘗試。除了這個之外，文化氣氛的經營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要軟硬兩手都要硬。在上海國有資產經驗里面來講，很難和浙江作一下比較，反映上海在開創穩健中發展不斷謀求一個平衡，即便如此，上海在國有資產方面的成績還是相當的傲人。九十年代，上海實業幫助上海市的市政建設和產業的融資，經過一段時間也有一批國際企業和企業人才大批涌進。另外，上海也決心退出傳統和勞動密集紡織服務的行業還有其他類型的行業，成功把富余的工人倒入服務行業，減輕包袱，同時保護了土地資源，為新階段的發展創造新的空間。使上海能在更高的平臺上發展，這是我親身體會的。

　　在中國進入WTO以后，上海利用既有的優勢，加強與臨近省市的互動，努力經營汽車、金融、IT電子、高科技等等支柱產業，充實他已經相當豐厚的國際競爭力量。歸根到底，我認為各個發展都應該是人力資源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正如回到我的老本行一樣，一個企業還有一個城市是否能夠持續性地發展，還有競爭能力看它能不能夠吸引和培養出出類拔萃的人才，在這一點上面，上海的成績非常令人滿意的，上海這十年走過的路也有眾多的路可以供大家來參考。我從個人的角度給大家提供個人的看法，我也很榮幸德勤這十幾年作為上海實業的一個伙伴，協助他們從早期的紅籌股上市，到籌資上海整個基建項目，對于浦東機場的發展，它的戰略和物流策略上這方面提供管理上的支持，這也是我個人引以為傲的地方，上海是我的一生中呆得最久的城市，我也希望以后繼續在上海發展。

　　支東升：上海十年的發展史有這樣很有趣的味道，下面請君合律師行合伙人著名律師鞏軍先生，他演講的題目是外國投資者參與下的不良資產處置的法律問題。

　　鞏軍：謝謝大家。君合律師事務所，由于參與了我國目前幾個比較引人注目的利用外資處理國內不良資產的項目取得的一些經驗。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很高興。在國內這個重要性，不用我在這兒再多講，好在現在有很多的外資對處理中國國內的不良資產很有興趣。目前我們參與了摩根斯坦利的一個項目，另外，摩根斯坦利跟建行在成立一個新的企業，進一步處理國有資產，因為這兩個項目在法律上都有一些突破性的東西，可以今天在可能的情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講的主要問題和大會的精神有一點不太相符，包括昨天的很多講演講國有企業有很大進展，處理不良資產有很大的成功，包括利用外資的環境有很大的改善。這些我都表示同意，我沒有任何不同意的地方。而且我認為外資參與處理不良資產的形式在中國確實也是目前處于有史以來最佳的狀態，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我現在要講的是，我是律師，律師有一點另類，思考問題尤其是跟企業家不一樣。企業賺了錢，大家認為是好事情，跟律師一點關系都沒有，但是企業要虧錢了，出了事兒，律師的責任就很大。所以我們律師專門替別人想哪里不好，哪里有風險，哪里有陷井，我們拿別人錢就給別人想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已經形成一種習慣性的思維，看見什么事情首先想有什么問題，哪有什么問題。所以今天我來講講我們國家在引進外資，處理不良資產還存在什么問題。

　　首先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政策方面的，發展開放比較緩慢。呆會兒我會詳細的分析一下這個原因。第二個問題是法律方面的，法律方面的障礙還很多，我也會仔細講講為什么。第三就是實際運作方面的問題。

　　首先政策方面，我們經常講國有資產要盤活，這個概念是完全正確的，問題就是怎么盤活。我們在處理日常的交易過程中，我們發現國有資產失去了大量的機會，每每涉及到國有資產的轉讓、上市或者交換、重組，就會發現，有一個評估的問題。評估的價值在外商那兒不能接受，在市場上不能接受，交易就不能完成，就失去了機會。再遇到一個機會，又發現了一個問題，又不能成功，本來是100塊錢，最后到80塊錢、60塊錢，最后剩10塊錢作為不良資產處理掉。什么叫盤活？我認為盤活恐怕還要把它放在流通的市場上評估它。我們目前的法規規定，基本上是10%上下浮動，而且評估的方法也比較死板。現在開了一個小口，要是超過10%可以打一個報告，還是有一點靈活性，但是畢竟還是有一定的難度。特別是目前新的法規，要求外商在并購私營企業的時候，也要評估，這個評估當然比起國有資產的評估稍微的容易一些，但是它在資金上、在時間耗資、耗時有點拖不起。特別是在不良資產，不良資產像冰棍拿在手里，拖的時間越長，損失就越大。所以這是目前我們遇到的比較大的問題。還有政府部門之間溝通上、處理問題的速度上有問題，我們希望今天在座的市長，今后你們在遇到這個問題，能夠給予特別的關注。我想到美國的一個公司在參與青島啤酒并購的案例當中，他們的資產是采取非常靈活的方式，他買了這個公司的股權以后，他可以說先做債務，然后再轉股，而且一定轉，我不要利息，我拿到你30%的股，我就要20%多的管理權，這在國有資產不叫流失叫什么，外國資產在這個問題采取非常靈活的方式，其結果是雙贏的結果，所以在政策方面我們也可以考慮一下在今后采取一些更靈活的方式。

　　另外是法律，法律目前是嚴重滯后，盡管我們在過去十年，二十年來，中國的法律發展速度非常快，我剛從大學法學院畢業的時候，我可以跟中國的客戶拍著胸脯說中國的每一條法律我都懂，因為都學，現在就連我自己專業的法律，我也不敢說我都懂，我今天來之前上網看了一下，還有新的東西，還有不知道的東西。法律雖然發展很快，但是滯后仍然是嚴重的問題。當然在我們需要集中手段，有很多照顧不到的地方。這里有很多，比如擔保法、信托法、公司法、外商投資法，對于資產證券化的概念基本沒有反應出來，這就是滯后的一個方面，僅僅是一個例子。這里面有政策引導不利的原因，因為政府本來應當是超前的，要比實踐還要快，它有引導性，然后法律是跟在實踐之后，它對你的實踐做一些總結，把它固定下來作為一種制度來進行。我們如果政策上本身就有點遲緩的話，那么立法肯定就會造成更大的遲緩。再加上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我不是批評政府，但是政府之間的溝通確實是很大的問題。我自己曾經在政府里面工作，我感覺到政府之間對權利要求的欲望很高，但是拿到權利之后，行使權利投入的精力還嚴重不夠。政策法律和實踐之間互動的關系。現在我認為是在互動，但是反映遲緩。我今天來之前，我就看一下，我們后面會講到銀行法的問題，銀行法是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現在由于我們處理不良資產需要，就馬上提出來到日程上來修改，這當然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真正要想把一件事情很快的做完，這個速度也會很快，還有一個法律方面的問題，就是在法律的執法，我們認為執法上還有很多的問題，但是這個同時，政府審批部門的執法觀念又大大加強，從前人治很厲害的時候，一個項目來以后，一咬牙就過了，狠心就給批了。現在法律觀念強了，不良資產低于10%，沒有把握不太敢批，而且批好了沒有關系，批壞了，烏紗帽就有點危險，所以就不太敢于承擔這個責任，也不太敢于創新，而且對于目前的法規也是盡量遵守，這既是好事又是一個壞事，是一個雙刃劍。

　　下面，我就實踐的問題舉一個例子，讓大家感覺一下在處理不良資產上，有什么困難，遇到了什么問題，我今天所講僅僅是我們遇到的很小一部分。這里我挑出幾個比較典型，能夠和大家分享的，有很多客戶的信息我不能和大家分享，能分享我舉一兩個例子。比如證券化，我們處理不良資產用證券化來來處理是比較快速，我們目前國家沒有這個概念，法律法規部門對這個東西沒有明確的規定，沒有命令的規定，政府在審批的時候就不好做，比如舉一個例子，我們在華融和摩根斯坦利合資企業的設立中有一個出資的問題，企業可以拿現金、可以拿知識產權、可以拿實物，唯獨不能拿債權來出資，這個問題在這個案例當中卡了很長時間，我們跟經貿部反復的溝通，也曾經想到過用專門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最后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出了一個主意，合作經營企業把這個躲避，最后加了一個各種財產權利，我們認為債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利，就用這個方法把百分之百的債權出資的問題解決了。另外機構投資者的行為有很大的限制，處理不良資產你找公眾是比較麻煩的事情，至于公眾對不良資產從心里上是很難接受的，上萬億的資產利用各種投資機構，來處理問題是比較好的。但是，我們對他們有很多的限制。保險上不能買一些風險太大的東西，銀行不能涉及投資，不能做一些風險太大的投資，有各種各樣的限制，這就影響到處理不良資產。還有你要處理不良資產，你要搞證券化，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服務，比如說對債務的評估，你一個債務，你說不良資產都收了十幾年收不回來，現在打包賣給別人，別人說這里都是什么東西，要有一個可以信任的機構來評估，這個評估機構目前中國幾乎沒有。如果有一些評估機構，包括今天的承辦人，在這方面經驗不足，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特別是到國際證券化，這個評估機構的記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有沒有非常良好的記錄，你中間評過的東西有沒有問題，這要一點一點的積攢。律師、會計師，作為君合在這次案例中我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并沒有起到絕對的作用，我們在中間學到很多東西，也希望今后用到我們學到的知識，也說明這方面的服務在中國的中介機構是嚴重不足。另外沒有二級市場，你的評估出了以后，別人買到手里，如果砸在手里怎么辦，沒有市場能夠讓你出局，越是這樣，大家在購買的中間就特別的小心。

　　另外嚴重信用危機，剛才林教授講的，我覺得信用危機是最嚴重的問題。曾經聽過一個相聲，說那么高的利息率你也敢貸，貸款人說我連本都沒有想還。實在要還，你再貸我一筆再還，在這樣的危機下，對不良資產處置造成很大的困擾。一涉及外資就涉及外匯，我們說外匯轉讓手續上，出境、入境上比較煩瑣。比方說，在處理不良資產有這么一個過程，要把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債轉到外商手里，外商再拿它作投資再投回來，這實際沒有出國境，但是理論上它又出了國境，這一出一進是在一秒鐘之內發生，因為文件都簽了，但是就涉及到外債登記的問題。我們一秒鐘這個事情已經做完了，但是要登記。還有地方保護，地方保護主義，你去討債，你打官司，你先得從地方法院打起，地方法院，我們現在司法制度上有一個很大問題，司法制度不是縱向的管理，是橫向的管理，地方的法院嚴重受地方政府的管制，它的水電、辦公條件，人員、工資都是從地方上來的，地方政府說這個東西，這個公司已經倒閉了，你拿不走了，法院也不敢判，即便是判了你也拿不到淺。所以在這方面存在很大的問題。

　　剛才證券化是作為比較大的概念性的，我們遇到的問題。下面講幾個具體的問題，出資我剛才也簡單的講到，我們想了一個辦法解決了。利潤分配，大家不是講實物，我們講利潤分配，利潤分配要是有不良資產的公司，幾乎應當說沒有什么利潤，它就是收回來的錢多一點就需要把它拿走，有稅收的問題，交沒交稅，每個季度把錢拿走，年底才交稅，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各種中介機構在中間的撮合，再加上政府的配合，國家稅務總局也是經過相當艱苦的奮斗，最后發了一個文件把稅收的問題解決，順理成章把利潤分配的問題解決了。還有減資，公司法的角度工資是不能隨便減資的，處理不良資產減資是必須的，整個的所謂的生產經營過程就是減資的過程。不讓它減資它怎么做。我們也是通過了各種各樣的律師，繞來繞去把這個問題解決。外商來做這個投資很多領域是不能投的，或者是限制、或者是禁止，我買一個資產包，上面有好幾億的資產，全國各地都有，最后不一定就有這樣的問題。我簡單的舉一個例子，給大家敲敲警鐘，告訴大家在處理過程中間有什么樣的問題。最近報紙上登了摩根斯坦利要跟建行處理資產，馬上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商業銀行要成立合資企業不是就對外投資，商業銀行法規定了商業銀行不能對外投資，上萬億的資產不讓它投資，通過投資的方式處理，好象也是說不過去。所以我在網上剛才來的時候才看到，要修改商業銀行法，其中增加了一句話，我認為這句話還是有點羞羞答答，還是不能對外投資，但是國務院的規定，給我們律師留有余地，所以我認為給商業銀行松綁是應該的，程序應該是時間比較長的程序，但是比起其他國家可以很快。

　　最后我想總結一下，我們這個政策需要開放，我們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政策的制定者，希望你們能夠在這方面發揮自己的作用，把政策提到實踐之前。另外還有一點，可以從部門的規章開始做起，我們有些東西可以超前，實際上有很多東西超前，比如中關村，中關村搞IP，就是知識產權我們的辦法是20%不能高，它要可以高，35%也可以，經營范圍我們是經營范圍一定要經過自己報，然后工商局批，現在中關村基本上愿意經營什么就可以經營什么，當然也是通過試點，應當說跟大性質是不相融，但是必要的時候該這么做還得這么做，政策和法律應該給它留出一定的空間來。為什么這么做？我認為中國之所以這么多年，取得了這么大的成功跟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是分不開，我認為我們應該發揚這方面的優良傳統，最后我認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實際在律師的幫助下還是應當有很多的辦法。謝謝大家！

　　支東升：感謝鞏軍律師，下面我們請高偉紳律師行上海辦事處合伙人項紹琨先生演講。大家掌聲歡迎。

　　項紹琨：謝謝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大家都累了，我希望用很短的時間補充一下剛才鞏律師非常詳細地把在處理不良資產方面利用外資的問題來解決，我再做幾項補充。我們律師事務所是全球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總共有3700個律師，我們最近也參加了幾項比較大的不良資產的處理的案例。我們除了在參加這些比較大的案例的過程里面，像鞏律師提到的，有很多很多的國外的基金跟公司也好，他們對中國處理大量不良資產這個領域都特別感興趣，我們基本上每隔一兩個月都有很著名的海外的基金也好、企業的房地產大型的公司也好，都來給我們商討怎么能夠參加中國的不良資產的處置這么一個大型的業務。在跟他們討論的整個過程里面，我們也碰到了很多的問題，加上剛剛完成的這些實際的操作，我想從四個方面補充剛才鞏律師提到的一些在法律上現存的問題以及的一些困難。

　　第一個問題，對外資進入不良資產的處理業務來說，現在中國政府從宏觀上來講，還沒有一個能夠明確表示中國政府自己能夠完全支持的讓外商進入的機制和結構。我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結構能夠允許外資從宏觀的外商投資的角度上來講，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進入，從打包到進行合資，跟資產管理公司合資，到外商跟非資產管理公司合資，到現在最近的這些信托的安排，用有形資產注入資金的運營里面去，所有的這些很多的方法都不斷地在討論，可是每一個方法里面都有很多的法律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是沒有得到政府很好的引導。所以，很多的基金也好，很多的跨國公司也好，等我們給他解釋了以后，所有的從頭到尾所存在的問題，對他們的積極性有一定的打擊，有很多的基金寧愿看具體的資產，而不看整個打包方面的不良資產的處理。所以，我覺得從政府的監管的角度來說，主動的引導、外資的進入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作為政府的監管機構除了要進行監管和提醒已經準備做或者已經申請上來的解決的方案跟安排的同時，也必須要主動對一些感興趣的外資進行很好的引導，有這樣才能給這些投資人、海外的公司有一定的肯定的進入的架構。

　　第二個問題，我們整個不良資產的處理的程序是太長了，而且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管轄的地方，有的時候不同的部門答案也還完全不一樣，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不良資產的本質就是時間上是比較敏感的，時間拖的越長，就影響資產的質量。所以，投資人對這些資產的估值也比較保守，整個審批的程序應該說進行簡化，在美國八十年代的時候，也有過一個很嚴重的銀行跟儲蓄所的風暴，那時候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一個法案成立了一家機構叫RTC，不單有資產的處置的權利，而且它還賦有半政府性的權利，有很多事情就一個機構從頭到尾都可以拍板，所以這種模式從盡快的把中國的不良資產從我們的財務帳目里剔除出去，這種做法是有一定的參照性。

　　第三個問題，在整個法律架構嚴重缺乏，有一些比較具體的規定，比如討論的很長時間的破產法的修改，現在還沒有完全完成。這樣對外資進入中國的不良資產穩定性就有很大的影響，一般地來說，對一個外資來講，它只要對這些資產在競爭過程中不能比較好的決定它的價值，他一般把整個資產的價值當成零來處理，這樣不但影響他們的投資的決定，也影響我們資產的價值的最大化。另外，從法規方面，剛才我也提到了，我們國內的基金的法規特別是私營基金的法規里面還沒有完善，比如說在國外比較流行一個做法就是用不良的資產放到一個資金里面，跟其他的現金的投資人一塊，把這個資產再進行管理，再增值，再出售。在現有的法規架構下面，我們現在還不能用這種方法。

　　最后一個方面，我想提一下退出的機制，現在也是很不完善的，特別是在外匯的審批方面，現在對不良資產的投資人的外匯的輸出還是受制于傳統的中外合資的外匯輸出的法規規定下面，從很多的投資人的角度上來講，他們是希望要是有一個比較便捷的外匯輸出的規定，對他們的投資的意愿會有很大的支持。特別也可以參照我們今年年初出了一系列關于外商并購方面的法規，以及海外機構投資人的這些法規下面的外匯退出的機制，也可以參考。

　　我今天想補充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支東升：謝謝項律師，企業的不良資產是在不規范的操作留下的歷史疤痕。對待這個問題早解決應該比晚解決好，快解決應該比慢解決好，就這個問題，看各位領導、嘉賓有關不良資產問題向兩位律師有什么可以交流，請提問。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進行下面的程序，各位嘉賓，兩天以來我們就分級行使產權制度下的國有資本運營與管理模式為中心議題，在新的國資條例的框架下如何進行國資改革，進行了廣泛的探討。這當中有官員、有學者、有城市管理者、有中介機構以及國際一流的投資銀行的代表，同時還有企業界的一些領導，我們在這兩天當中達成了很多的共識，首先新的國資改革《條例》出臺，是體現二十多年來改革經驗與探索積累的結果，國資委所框定的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結合的框架和不越位、不缺位的組織原則應該是我們各地方國資改革的一個基本的框架。

　　本次論壇得到了上海大眾汽車贊助和幫助，下面我們請上海大眾汽車的代表向中國市長協會陶斯亮秘書長贈送車的模型。感謝上海大眾汽車的代表，進行我們本次論壇的最后一項，請陶秘書長致閉幕詞，大家掌聲歡迎。

　　陶斯亮：剛才支主任一番話可以打句號了，我想在這么的專家、學者面前，我再發言，我擔心有點狗尾續貂的感覺，因為給我這么一個任務，我還得完成，我想主要還是講點個人的看法。我們這次籌備了很長時間，本來是準備四月份開，也受到了市長的關注，可是由于SARS的影響，我們這個會從四月份、五月份一直拖到八月底，所以這是對我們有影響的。另外我們作為市長協會，有一個忌諱，就是一般忌諱在七、八、九三個月里搞活動，因為在這個月，所有的沿江和沿河的城市都有非常重的防洪防災任務，都出不來，所以我們這次也是打破了慣例。再一個，在這個一般我們不召開會議的時間召開這次論壇，有一個原因，我們國家的第四代領導團隊已經改變了，我們的溫總理下到江蘇上海一帶，所以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所以市長也都不能出來參加會。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對我們的會多少是有些影響的。但是盡管有這些客觀的原因，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召開了一個很成功的會議。

　　我認為這個會議的成功有三點，第一個成功的地方，我們這個會議非常成功的搭建了一個平臺，雖然我們這次會開幕式是很壯觀的，來了300多人，但是我認為這個規模，這個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我看到的最好的現象是在會下、飯桌上，當然不是為了吃飯，在飯桌上看到我們這些職能部門的官員，我們這么多的學者，還有超級跨國大公司的高管們，還有國內這些國營或者國有企業，或者是民營企業、媒體的記者們，最活躍是媒體記者和中國的市長們親密接觸、暢所欲言的交談。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是我們最愿意看到的，我們這樣一個產官學一體的會，主要是搭建這樣一個平臺，讓我們最終的目的是促進人與人的交流，促進理論和觀念的溝通，達到了知識和信息的共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我們是達到了目的。

　　第二個成功的地方，我們還是成功了舉行了一次論壇，因為這個會本身就叫論壇，這個論壇成功有二十多個發言者，我認為涵蓋的面非常廣，而且發言質量都很高，有官員，有學者、有企業家，有中國的、有外國的，對國有資產改革這個命題從不同的角度都發表了自己非常好的、獨到的見解，可以說是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而且我們按照國際慣例在每個發言后還舉行了討論，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正的論壇。下面反映這個形式很好，大家學到了不少東西。所以我認為，我們稱得上是一次真正的論壇。我特別要提一點的是，在開幕式上，成思危副委員長的致辭，我本來認為成思危副委員長致辭就拿一篇紙念念了，但是沒有想到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他非常平等的在這個講臺發表了自己對國有資產改革的一系列看法，可以說是一篇論文，一個學術報告，因為我們協會的同志，錄了音，整理出來以后今天上午給我看了，當時我就覺得不錯，但是我今天看了整體錄音以后，我覺得成思危同志講的很多的當前的國有資產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很多要害、很多關鍵問題，他都講到了。所以我想我們協會可能會在我們的刊物上發表，就是成思危同志的講話。可以說成思危同志的發言，是我們本次會議的意外收獲。

　　第三個成功的地方，我們可以預期一個美好的愿望，就是在會外和長遠未來的交流。國有資產改革這個結果可能是不言而喻，國資委、地方的、中央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是千差萬別，關鍵的是過程。我今天聽了很多學者、專家在講，很多結果并不完全取決于結論，而是取決于過程起著更關鍵的作用。比如說，我聽林教授的演講，我們很早就認識，他講的就是這么一個問題，比如說中國按照市場規律，中國可能是更成熟的市場經濟，所以中國能加入WTO，但是中國完全不符合自由市場的理論，但是俄羅斯到現在這個市場還沒有建立起來，WTO也沒有接受它進入。但是它理論上確是很完整、很系統、很規范的自由市場的體系。所以說這個理論并不完全是最重要的，我覺得過程是非常重要的。而這個過程，恰恰是我們市長最能夠發揮作用的，能動作用發揮在這個過程中，理論、政策都是別人的，最后的結果決定了過程，這個過程我認為我們市長是最能發揮能動作用的。

　　我們中國市長協會跑城市跑的比較多，今年跑了不少超市，我們深深感覺到城市是前別，比如說西寧市，我今天見到西寧市長，他特別認真，他一直在這兒做記錄，他說西寧不用建立國資委，因為西寧根本沒有什么國有企業，我想溫州這個城市確實不用建立國資委，它根本沒有進和退的問題。但是像鞍山這些城市，趁著鋼鐵市場效益比較好的時候，趕快轉型，趕快改造。我們去了鞍山，我確實很感動，我看到了工人階級，我說好久沒有看到工人階級，我在鞍山終于看了工人階級，但是南京市長的一番話，又讓我喝了一口冷水，不要以為現在的效益很好，一個華西村搞一個鋼鐵廠可能就是你的競爭對手，一個華西村有多少人呢？所以這個問題確實是以退為主，盡快退出。但是我們也看到撫順、本溪這樣的城市完全是老工業基地又是資源枯竭型的城市，想退也退不出來，沒有辦法退，所以別說全身而退，縮身而退，斷脈而退也退不出來，所以一些老市長到那些地方咨詢，包括中誠信的毛董事長也都去了，大家看到那樣的狀況為之動容，動了市長們的惻隱之心，煤礦非常偉大的礦坑，六公里長，兩公里寬，工人用一百年的時間挖出來，但是現在十年、十五年煤就挖完了，工人怎么辦，國家規定是要保存私企所以只能舍棄煤礦，這樣的情況五萬工人下崗，未來那些工人也得下崗了，煤礦沒有煤可以挖了，確實很困難，但是我們看到煤礦的領導講，至今還在用政治思想工作穩定工人階級隊伍，工人階級隊伍真是相信黨，所以像這樣一些城市，這樣一些企業，國有資產的改革就不能夠退不退的、進不進的問題，必須國家伸手救他們。

　　所以，在國有資產改革過程中，我們市長要根據自己的不同情況是可以大有做為，在這次會議上，為我們市長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就是在這個過程第一需要實事求是，根據自己本地的實際情況，第二在過程中需要注意的問題，在有些城市需要借助外力，需要幫助，這就是西寧市長和呼倫貝爾市都非常敏銳，這次會上西寧市的王市長說了，我們那個地方搞國資改革，搞企業重組我們缺少人才、缺少經驗，所以在這個會上，非常希望與會的專家、教授能夠對西部城市予以幫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這次會又給我們這些城市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我看見吃飯的時候，我們的市長約請美林公司、德勤公司、中誠信上他們的城市去，只要你們到我們的城市去，不管投資不投資對我們這些城市都是有幫助的。而且我看美林公司他們都欣然同意前往，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所以我們可以預期，這種交往會給我們城市帶來會后的效應。所以，我覺得從這三點來看，我認為我們這個會議是十分成功的，今天的閉幕詞沒有和其他幾個主辦者溝通溝通，自己就在這兒講了，我只代表自己的一己之見。

　　下面我就真正說點要閉幕的話，我代表市長協會，代表參會的市長們，向我們的共同主辦這次會議的國資委的研究中心、美林公司、德勤公司和中誠信表示深深的謝意。特別是對承辦這次會議的中誠信公司我們特別表示感謝和同情，因為大量工作都是中誠信做的，在這里表示同情和敬佩。另外，既然是讓我代表大家做閉幕致詞，我就再代表我們五家主辦單位向所有的參與協辦和贊助這次會議的企業、媒體表示感謝，尤其是新浪網對我們這次論壇的全程直播，對他們表示最真摯的謝意。還代表所有在網上掛名的單位，向前來參加這次會議的市長們、城市的代表和各界來賓表示深深的謝意。我想這個問題是我們城市還要在相當一段時間里關注的問題，我們還可以用別的不同形式進行合作。現在我宣布本次的論壇到此閉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