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8月30日上午，2003中國市長高峰論壇在北京中國大飯店開幕，論壇以“分級行使產權體制下的國有資本運營與管理模式”為主題，國資委相關領導、全國大中城市市長、國際投資機構和相關專家出席了本次論壇，新浪財經獨家全程圖文直播，以下為本次論壇31日的現場直播實錄。

　　　胡克：剛才美林的陳軍余先生從他們在中國市場多年的重組經驗中，從企業并購、 重組，不良資產重置這兩個角度談他們的見解，下面我們邀請世界銀行重組問題的專家張春霖先生給大家作演講。

　　　張春霖先生在本次我們國家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從分級管理到分級行使產權這么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型中，他也起了代表世界銀行提了一些很重要的建議報告。

　　　張春霖：我非常榮幸來參加這樣一個論壇，按照胡總和論壇的主辦方的邀請，我想就就國有企業改革的一些政策問題講一些看法，二十分鐘的時間簡單地講一些看法。

　　　我有一篇文章在發給大家的材料集子里面大概兩萬字的文章，后來在《經濟觀察報》里也發表了一部分，所以我不詳細地展開。我想講幾個方面的事情或者看法，首先，國有企業改革對于我們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多重要。基本的想法是這樣，隨著我們領導層的新老交替，以及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的完成，我們國有資產改革正在處于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新階段我們有必要重新看一些問題，重新審視一些過去的看法，國有改革究竟多重要，多少年來我們都說國有企業改革是最重要的一次改革，也是最難的一個改革。經過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情況有了很多的變化，我給大家提供幾個數字，從就業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有多重要，我們中國的勞動力隊伍2002年底，勞動力隊伍是74332萬人，總的就業人口是7.4億，有多少在國有企業就業，是3800萬，比重是5%左右。從GDP來看，國有企業有多重要，GDP從98年以后，根據有關的專家的估算，包括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的估算大概在三分之一的左右，大約是三分之二的GDP不適應國有企業來成長的。從資源的配置、從整個國家經濟資源的配置、資源消耗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有多重要呢？95年到2001年，按照財政部的數字，全部國有企業工業的非工業，不包括金融，非金融類的國有企業的總負債增加了22580億，這22580億說整個社會投入到國有企業的資源，銀行貸款的增加或者是應付帳款的增加，或者其他的拖欠社會保險、拖欠稅收的增加等等，從95年到2001年我們國家的GDP增加了36851億，也就是說投入到國有企業的資源，95年到2001年期間，相當于GDP增加量的61%，或者說從95年到2001年我們新投入國有企業的資源跟新增加的GDP來比較的的話，新增加的GDP是增加了61%，我們不良資產和銀行資產管理公司掌握的不良資產，大家可能知道知道的部分都是在國有企業，我覺得從今天的角度來談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性，這幾個數字可以說明問題。

　　　第二方面的看法，為什么要搞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什么？過去二十多年，尤其八十年代，國有企業改革目標非常明確，搞好搞活國有企業，今后的國有企業也應該成為一個目標，是不是還是繼續搞好搞活國有企業，搞好搞活國有企業的具體的標準是什么？什么叫搞好搞活呢？扭虧為盈了就是搞好搞活了，今后的改革是不是還要以扭虧為盈為目標？我想在新的階段不能夠以這樣簡單的帳面盈利的數字為依據來設計改革的政策，下一步的改革的政策應該集中三個方面，第一方面調整經濟改布局，按照十五大、十六大確定的基本方針把它貫徹下去、落實下去。第二個目標，應該是為國有企業建立一種重組合和退出的機制，為困難的國有企業建立一種重組合和退出的機制，基于市場的重組和退出的機制。第三個目標，建立一個比較有效的公司治理的機制，在國家打算繼續控制的企業當中，建立一種有效的公司治理的體制，我想下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不應該再以搞好搞活為目標，而是以制度創新或者機制的創新為目標。

　　　下面我想具體談一談三個方面，國有企業的布局調整，從政策的角度來看，下一階段是中心問題是強化中央政府的角色，在過去的若干年當中，起碼是從95年以來，我們國家的國有企業所有制轉型或者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步子是很快的，速度也是比較快的，國有企業的總數大概從26萬家減少到現在的17萬家，大量的中小企業被改制、被拍賣等等。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色是不一樣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是在推動、在親自操作這個事情，中央政府更多是起了一種監督的作用，過上一段時間吹一下哨子告訴大家不許這樣不許那樣，至于究竟怎么樣做？中央政府會提供一些總的指導原則，具體由地方政府來操作。這樣的模式有很多的問題，進一步的強化中央政府的角色，主要是考慮兩個方面的因素或者說中央政府的角色應該著重放在兩個方面，中央政府應該著重抓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保證整個所有制轉型過程公開、透明、有競爭性。所有制的轉型，尤其國有企業的所有制的轉型是一個分歧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容易做錯，不容易做好，很多做這個事情的人最后都會受到非常非常廣泛的批評，不是賣的太便宜就是賣的太貴了，而且所有制轉型做得比較干凈的，沒有腐敗的也是很不容易，這個情況也比較少。防止這些風險，或者是盡可能地減少這些風險的最有效的辦法、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公開、透明、引入競爭。除了這個之外，好象沒有什么其他的靈丹妙藥。這樣一個事情需要由中央政府來積極地去組織、積極地去推動，需要制定非常詳細的規則，需要去實施這些規則。

　　　第二個事情中央政府需要做的，國有資產轉讓的收益的管理，國有資產轉讓不管用什么形式轉讓，收益如何來處置、如何來管理？尤其是如何能夠有一個有效的把國有資產轉讓的收入運用到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上面來，用來緩解國家財政所面臨的公共債務的負擔。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系到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問題。如果國有資產最后都過上若干年，國有資產處置差不多，但是錢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到時候社會保障的債務還在那個地方，銀行不良貸款所包含這些隱性債務還在那個地方，資產已經沒有了，那個時候事情可能就比較困難，比較難辦了，這是需要中央政府抓的第二件事，過去若干年來，我們知道賣了很多的國有企業，能賣的企業基本上都已經賣了，但是錢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現在比如說究竟賣了多少，一共收回來多少錢，這些錢都是怎么用的，現在誰也說不清楚，我還沒有看到有人說清楚這個事情，這個企業賣了以后有沒有效率，賣了以后是搞的更好還是更糟了，哪種方法賣的更有效，還法國人說清楚。這是關于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

　　　第二個方面，關于國有企業的重組和退出，我們現在的國有企業很大一部分是資不抵債，有的債面有資產，把一些沒有上到資產負債表上的債務都算進來，有很多是資不抵債，很多地區的加在一起是資不抵債，這些企業需要重組或者退出的機制，如果已經許多生命力，就通過清算來退出。重組和退出機制的核心問題，誰來主導這個過程，誰來控制這個過程。過去若干年我們的很多的政策包括所謂的計劃內破產，計劃內兼并基本上政府做的事情，政府做導演，企業做演員。下面是由債權人來主導，至少是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講，這一點非常清楚，應該由債權人來做主導，既不是由股東來做主導，也不是由政府來做主導，為什么這樣，道理非常簡單，這個過程做得好還是不好，都是債權人的事情，是債權人承受著這個損失或者利益，應該由他們來主導。

　　　具體來說，通過什么樣的機制發揮債權人的主導作用？從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下一階段的改革應該進一步正式發揮資產管理公司的作用，應該把現在已經建立四個資產管理公司作為一個主要的資補依托，通過這個機制來對這些困難的國有企業實施存儲或者實施清算，有資產管理公司出面來代表債權人的利益推動這個過程。實際上的改革成本無非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債務一個是人員，過去基本上由地方政府主導，地方政府是承擔著這種人員方面的成本，銀行承擔著債務上面的成本，今后還會有這樣的問題，但是主導方面的應該是由債權人人來主導，地方政府配合，地方政府提供社會保障方面的需要，清算過程當中產生的社會問題由地方政府來處置。我想這是在政府和債權人和企業之間的一個比較合適的分工。從資產管理公司的激勵機制的角度來看，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讓資產管理公司的運營感受到國家財政的成本，什么意思呢？資產管理公司今年清理一千億的不良資產，簽回了二百億，損失了八百億，所以大家誰都不覺得痛，為了強化這種激勵機制，要把這八百億的損失清算，明年就進入財政預算，明年就來買單，這樣就會有人覺得痛，這樣就人來關注清償率，有人關注整個重組的效率，這樣存儲過程可的做得更好。第三個方面的改革，將來會有大量的國有企業或者是暫時的，或者是永久性的留在國家手里了，將來資產管理委員會慢慢變成這些企業的主要的股東，在這些企業當中，一個中心的任務是需要建立一個比較有效的公司治理的機制。過去二十年的改革可以說從一定意義上就是努力想在國有企業建立一個比較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在不改變所有權的情況下，建立一個比較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從八十年代開始，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或者說我們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很長時間以來指導方針可以概括成放權讓利，利權監管，不要改變所有權還是國家所有，但是權利和利益在國家和企業的管理層之間重新分配，給企業放權，給企業讓利，放了權長了利以后，怎么保證它不胡作非為，怎么保證他不損害國家利益的，那就是監管，監管就兩條措施，第一個黨管干部。第二派監事會看住，不僅有監事會的監督，而且還有其他的監督，紀律檢查委員會，政府的檢查部門，有工會，輿論監督等等各個方面的監督。第一就是放權讓利，第二想辦法看住監管。這樣一種思路曾經發生過很多的作用，但是也碰到了很多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有一個事情一直說不清楚，政府和企業的權責利的劃分，這是我們八十年代以來改革的中心問題，一直分不清楚，大家都說要分，政企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要分開，但是究竟怎么分，落到具體的問題上怎么分，實際上一直在搖擺當中。分給企業的太多了，就發現管不住了，就往回收，收回來以后企業又沒有積極性了，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問題的解決辦法1993年就提出來了，就是建立現代公司制度，或者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因為現代公司制度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有一個非常完善的體系，非常細致的規則，非常豐富的經驗，能夠說清楚，股東應該管什么事兒，董事會應該管什么事兒，經理層應該管什么事兒，不是一般的原則，不是所有權和經營權要分開，這樣含糊、非常空洞的口號，而是說的非常清清楚楚，比如財務報表包括哪些內容都很具體，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容易的途徑，就是吸收人類社會幾百年探索積累起來的財富，引進現代的公司制度。用不著自己再發明創造，用不了發明一個輪子了，那個東西幾千年前已經發明了。但是在過去十來年期間，我的感覺我們是沒有下定決心，我們一方面講現代企業制度，另一方面是很多政策仍然是放權讓利的政策。

　　　下個階段在公司治理方面，繼續保留這些國有企業，核心任務是引進現代公司制度，任何國家都有國情，誰也不能照搬，引進現代公司制度，按照現代公司制度的基本規范建立一種比較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其中幾個主要的方面，第一，國家作為股東要商業化，因為這些公司將來或者是大股東或者參股股東，國家作為股東要商業化，就是模仿私營業主的行為。第二個，建立董事會為治理機構的核心，對于非常強大的股東來說，以董事會為核心的治理是一種重要的機制。第三，在國有企業部門，包括企業包括國有金融機構，國有企業部門和公共財政之間要有一個規范的關系，這個規范的關系主要的應該是對兩種資金流動進行控制，第一種資金流動從公共財政向企業的流動，包括對企業的投資，包括對國有金融機構的投資，包括補貼。第二個資金流動就是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向國家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資金流動，比如分紅、上繳利潤、資產轉讓的收入，對這個資金流動也要進行控制，通過控制這兩個資金流動來規范公共財政和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構之間的財務關系，來約束。這種控制的最簡單的措施就是增加透明度，如果別的事兒做不了，第一件事就是增加透明度，開放信息。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