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16日侯寧�牐�

　　中國證監會第五代掌門尚福林的“調研運動”正在證監會所屬各系統悄然進行，這成了這位低調主席“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的法寶。盡管，非典高潮后的他，并不輕松。

　　作為證監會第一把手，不管最近的尚福林個人心情如何，但無疑，剛剛從證券期貨業 非典一線中走過來的他，卻驀然發現，與非典猖獗的4、5月比，眼前令人頭痛的事一點也沒少：上班第一天，民生證券便出現了“新”“老兩個董事會，且各自的“訴狀”很快便擺滿了機構部、法律部等相關部門的案頭；接著，世紀中天股票操縱案又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再后來，號稱“上海首富”周正毅又東窗事發，相關上市公司的情況又讓證監會忙得不可開交；然后，是歐亞農業老板楊斌案件在長春正式開庭……而所有這些，都需要上報證監會，也都需要尚主席親自過問。坐在證監會主席這個“火山口”上，令尚福林心煩的事本來就夠多了。更何況又出現了“非典天災”、“民生意外”以及“周正毅突發”。

　　但令人欣慰的是，此時的證監會并沒有變得“焦頭爛額”，一切似乎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而記者從證監會多方證實，尚福林低調務實的工作作風在其上任半年后，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整個證監會的官員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據說除了尚福林本身的言傳身教外，還要歸功于他所推行的“調研工程”。據介紹，每一個部門以及每個特派辦，都接到了相應的調查研究計劃，調研計劃分為14個子課題，幾乎涵蓋了證券期貨監管工作的方方面面。

　　“與海歸派相對理想化的作派相比，尚福林倡導的調查研究風尚給證監會帶來了新的工作氣象。這是尚福林最大的貢獻。”有人如此評價。

　　“尚氏調研”悄然進行

　　“尚福林是一個低調務實的官員”，這是此前媒體給與這位2002年年末走馬上任的證監會新任主席最多的評價。而尚福林上任之后的種種作為似乎也為此評價作了肯定的應答：他親赴上海、深圳交易所作深入調研，會見券商基金負責人，聆聽眾人意見；他強調保護投資者權益，承認監管失誤，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發言中提出“證券市場要與國民經濟的良性互動”；他親赴非典第一線，在華夏證券東直門營業部、中糧期貨營業部等地留下自己的身影……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作為一名中共黨員，退伍軍人，能把調查研究得好風氣帶到證券市場中來，在證監會所屬系統掀起一股“調研”新風。據記者了解，尚福林給屬下的各部門及各特派辦總共下達了14項調研任務，每個部分都有一位牽頭的主任或副主任負責。而調研范圍則涵蓋了“券商、基金、上市公司、投資者結構、期貨市場”等多個命題。

　　“這絕對是一場調研運動，這是共產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風尚的繼承和發揚，和以前的做法很不一樣”，多位證監會人士對記者說。

　　很顯然，上述話語一來強調尚福林的做法更能體現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具備的工作作風，二來也暗示，尚福林不同于以前一些海歸派官員的“理想化”做法。前任主席時代，誓言做裁判員的周小船主席及其領導下的證監會推行了市場化、國際化、規范化等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嚴肅查處了東方電子、銀廣夏等魚肉投資者的大案要案，“實驗”了國有股減持，其意圖無疑是好的。但市場似乎并不買賬，股指飛流直下，最終倒被人戴上了“三個搞垮”的大帽子。

　　其實，按著名社會學家邵道生的分析，股市的大跌主要源自的既得利益階層的“無意識”或有意識的集體聯動，而為籌集社保基金而推出“國有股減持”方案等缺乏調查、操之過急的失誤又被人為放大了加以利用。結果才搞得自己被動挨罵。但海歸派“嚴厲打擊證券犯罪”等措施和國家反腐敗一樣，本身是沒錯的。

　　然而，有人馬上反駁邵先生說，問題就在于，并多少人說加強監管錯了，而多數人則認為部分海歸派的“失誤”才是下破股膽的主要原因。而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海歸派之所以失誤，就是因為他們“自恃學了點外國的皮毛”，而“忘記了老人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教誨。

　　而低調的尚福林來證監會后，低調進行的正是這樣一件“調查研究”工作。

　　事實上，不太健忘的人們應該還記得，在去年年末的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尚福林便被報“首承證監會失誤”，且在發言中提出了“監管工作調查”的說法。更重要的是，為了重塑6000萬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尚福林提出了兩個“堅持”，第一，堅持將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市場的承受程度的統一；第二，堅持證券期貨市場規范與發展的統一，不能用片面的觀點把證券期貨市場的規范和發展割裂開來。而業內人士紛紛表示，這兩條“堅持”就是對兩年來過于剛性的監管方式的一種修正。而在該次會議上，尚福林與信任常務副主席范福春在講話中首次公開坦承以往監管工作中“監管工作沒有充分了解現實情況，某些監管措施沒有充分考慮效率和效果。”尚福林福林當時還著重指出，監管部門在監管職能調查過程中，要避免出現監管真空；在監管方式的調整過程中，要注重監管效率和效果。

　　可以看出，從那時起，尚福林主席便已經把“監管職能調查”的任務提了出來，并試圖藉此來在考察“監管效率和效果”的前提下“調整監管方式”。而這一切，前提便是深入、細致、踏實的調查研究。

　　自然，這種調研也帶有明顯的尚氏風格，悄然低調，不露聲色。以至于當記者就此問題向證監會一位主任官員詢問時，他的回答卻是“沒有聽說，真的”。但，這與記者多方求證的結果正好相反。

　　監管創新帶來尚氏期待

　　作為一項調研計劃，尚福林的調研無疑是細致的和務實的。這與外界對他的評價幾乎沒有區別。這個軍人出身、多年從事銀行業務的“非證券界人士”在他步入“股市”這個是非圈之后，幾乎是殫精竭慮地對證監會各部門以及各位負責人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調研”要求。他希望藉此來真正摸一次證券市場的“大底”。

　　而事實上，這個底，他摸到了。在指數上，那就是上證綜合指數的1500點左右。

　　正因如此，華東師大的李志林博士才斷言“社保基金入市和QFII入場是中國股市絕無僅有的利好”。認為這兩大利好顯露的正是當前監管層的政策底。“2000年3月的增資政策，是1999年6月《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對“以經濟否定虛擬經濟”的錯誤股市理論進行撥亂反正的結果…….從(本次和上次)時機看，兩次增資舉措的推出，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是在證監會主席易人之后，且都是重大自然災害(長江洪水和非典)之后推出的，其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而這一分析，也印證了記者2002年年末在“股市第三次大辯論”中，關于《穩定是檢驗股市政策的標準》一文中的論斷，即1500一線是目前管理層能夠接受的底線，所謂政策大底也就在這里。

　　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尚福林調研的結果，但從他關于股市“新型+轉軌”的定位來看，尚福林對1500一線的堅守無疑是可以肯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投資我國股市無疑是明智的，因為尚福林不會在不做調研的情況下，突然推出什么嚇人的“全流通”方案，而中國股市也因為“具備了它自身的投資價值”。(某境外證券專家語)。

　　而我們應該強調的一點在于，不管是社保基金的入市，還是野村、瑞銀等QIFF們的準入，此前的媒體對此都已經不厭其煩地進行過報道，而近期這些政策的出臺，似乎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沒有絲毫令人突兀的感覺。這一點，便是前任證監會所遠未練就的功力。

　　“海歸派們出政策像拍腦門一樣，想起一個什么國際慣例，就照搬出來，根本沒有深思熟慮，所以才出爾反爾。”一位自認是本土派的證監會官員私下說。

　　而從另一個側面看，尚福林治下的證監會在處理新興市場難題時，也表現出了難得的“創新性監管思維”。

　　本月21日，證監會發出兩個通知，其一是要求證券公司暫停開發集合性受托投資管理業務，其二是對不以終止被收購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為目的的要約收購行為作出了安排。由市場人士指出，此次“證監會的通知，是對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證券市場創新活動的快速反應”。因為此次證監會面臨的是兩樣新東西：一是3月下旬招商證券和招商銀行合作推出的一項受托理財計劃。因為市場反響比較大，很多證券公司和銀行紛紛“克隆”招商模式。另一個是4月9日南京鋼鐵聯合有限公司向南鋼股份股東提出要約收購。這誘發了其它一些公司的要約收購沖動。

　　而證監會的兩個通知對此市場創新大致是“持包容態度”。有分析認為，“對于證券公司和銀行合作開展的受托理財業務，監管層并沒有因此就一棍子打死它，而是一方面規范，一方面加緊制訂新的管理辦法。而特別為要約收購后被收購公司維持上市地位留一條活路的安排，離國際慣例雖有一定差距，但結合了中國國情，有助于推動要約收購和維護市場穩定。”

　　可以看出，尚福林領導下的證監會在處理帶有挑戰性的新型金融創新業務時，也帶有明顯的包容精神。這種處理，比起一味盲目禁止，需要事前調查為基礎的明智，更需要以求新求變為宗旨的果敢。

　　“尚福林還是蠻有新鮮想法的，他的長處在于重視調研，而且在調研后能很快從中得出務實的結論，在執行過程中也是既堅定又靈活。當然，尚福林并非圣賢，他的調研活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非典，對他來說就是突發事件，可他聽從各方建言，延長休市的應對措施應該說是不錯的。證券期貨業成了沒有一個非典患者的模范。”一位券商營業部老總對記者說。“當然，也有老尚料不倒的，比如5月12號以后民營企業家和民營券商發生的這一攬子事情。”他說。

　　據這位人士估計，對于首家民營券商——民生證券發生的“雙董事會”事件以及周正毅、楊斌們給證券市場帶來的影響及其思考，應該會成為尚福林下一個調研的對象。

　　“很簡單，從各類報道看，尚主席歷來是支持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的，但如今民營企業家、民營企業、民營券商中所發生的違規違法事件，肯定給尚主席和證監會有關部門提了個醒。那就是在經濟轉軌時期，要理解民營企業利用證券期貨市場求發展的沖動，也要在處理這類問題上重視事前調研，首先要嚴防弄虛作假，其次要處理得堅決果斷。”這位老總最后說。

　　無論怎樣，重視調研的尚福林已經在默默地改變著證監會這個中國證券期貨業最高監管機構的行事作風，而這種改變也似乎已經影響到了各個層面。

　　近期有報道說，深交所正在暗地調研各大券商，有意為中小企業的發行上市重新開閘。而這樣做的由頭便是，在今年三月召開的兩會上，“某高層曾建議將具有成長性及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業流通股集中到深交所，而有關部門對此持較為肯定的態度。”

　　其實，豈止是深交所，上交所、券商、上市公司、民營企業，以及廣大中小股民，都對務實低調的尚福林“調研新政”充滿了期待。這是基于投資的現實期待，也是基于政治的清明期待。

　　畢竟，股指還在“底部”搖擺；

　　畢竟，證券圈里讓人糊涂的事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