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17日侯寧 經濟觀察報

　　3月3日，“兩會”召開的前夜，身為兩會代表的證監會主席尚福林邀請同為代表的證券期貨界人士陳耀先、朱玉辰等人共進晚餐。席間大家談論最多的當然還是證券期貨市場，希望通過交流，能在兩會上提出一些有意義的提案。

　　其間，尚福林首先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我國的證券市場的定位還存在問題，不是被定位于融資工具，就是被定位于社會穩定器。證券市場成立都十幾年了，股市定位還如此模糊。這里便有問題。

　　那么，尚福林對股市定位的不滿有道理么？我國股市定位到底存在什么問題？我們是否需要像1994年吳敬璉老先生提出“何處尋求大智慧”那樣，去再度尋求我國證券市場定位的“大智慧”呢？

　　證券市場還是小媳婦？

　　事實上，因為我國證券市場的定位不清而遭遇質疑的事情早已不再新鮮。

　　早在1994年6月，著名經濟許學家吳敬璉就在《讀書》雜志上刊登了“何處尋求大智慧”一文，在業界掀起了一場大討論。吳教授文中就已經提出，雖然“證券市場的基本作用，是通過股票轉讓和股價波動，實現資本的優化重組，并對公司經營做出評價和對經理人進行監督”，但我們仍需要“審慎地對待股票市場，不要對股票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保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有趣的是，當時，吳教授提出何處尋求大智慧的問題，是因為當時中國股市正在處在“從狂潮過熱的不正常狀態轉向正常狀態的痛苦調整過程中”。一個叫陳彩虹的人提出了“中國這些年經濟增長速度之高無國可比，股市卻泄得一塌糊涂”的疑問，從而引發了吳教授對股市功能等方面的思考；而時至今日，面對2001年6月至今長達近兩年的股市大調整，依然有人不斷地提出同樣的問題。“泡沫論”以及“股市不能反映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討論仍在進行，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甚至親自上陣，著文解釋二者背離的緣由。

　　由此也可以看出，處在轉軌時期的中國證券市場所面臨的問題在近十年間并未得到解決。如今，尚福林又對此提出了質疑。作為新一屆證監會主席，屢新不久便發現了這個問題，尚福林顯然是有備而來，對證券市場的關注已非一天兩天。但令他苦惱的是，他依然需要面對這個新的老問題。

　　那么，他何以有此煩惱呢？據分析，尚福林履新之際，正值我國股市大跌近兩年，投資者券商等各方均叫苦不迭的時期。因此，人們期望中的“尚氏新政”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故事不再跌的問題。在中國“股市第三次大辯論”中，交鋒雙方激戰的最后結果便是，穩定股市，恢復投資者信心成為基本的共識。對此，尚福林心知肚明，所以才在去年年末的全國證券期貨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要把證券期貨市場的發展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中考慮，，要形成證券市場與國民經濟的良性互動”，以及發展證券期貨市場要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市場的承受度相結合”的“三度”主張。可以說，從那時起，尚福林就感到了市場甚至中央對他出任證監會掌門的期望：想辦法托住股指，不要讓股指再跌了。所謂恢復投資者信心，不過而已。

　　但，就這一點，讓低調務實的尚福林心里很別扭。因為尚福林心目的股市大概也和吳老一樣，應該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場所。但現實卻是，他首先需要設法以有形無形的方式穩住“跌跌不休”的股指。這，讓尚福林感到了額外的負重。

　　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和尚福利感到同樣問題的前任主席周小川，卻比尚福林輕松。周小川2001年2月上任時，股指正高企在2000點之上，同年間兩次都有吳敬璉參與的股市大辯論都圍繞“股市泡沫論”和“推倒重來論”都在轟轟烈烈地進行。而銀廣夏(相關,行情)和中科創業(相關,行情)等上市公司的違規事件，也是周小川有足夠的理由按著他理想中的“股市裁判員”監管思路走下去。雖然，離任時的周小川并不輕松。但顯然，上任時的他卻沒有尚福林的煩惱。

　　尚福林首先想到的，便是股市的定位問題。

　　“中國股市的定位確實問題很大。以前是為國企脫困服務，把股市搞成了籌資工具，許多不合格的上市公司在脫困的幌子下堂而皇之地走進了證券市場，證監會對此毫無辦法，可這樣證券市場的基石就不穩了，加上我國證券市場股權結構的先天缺陷，股指當然得跌；后來股指一跌，證監會的任務又成了托市。因為股指跌得太多，券商、上市公司、投資者都受不了了，都盼著政策救市，目光都投向了證監會。好像出了事，都是證監會的責任。這時候，證監會又擔負起了穩定社會的責任。這都很不正常。”大商所總裁朱玉辰對記者說。

　　“這些問題，其實是由于說明我國證券市場的定位有問題才引發的，期貨市場的定位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朱玉辰說。

　　而有業內人士還指出，這些年來，我國證券市場雖然發展速度很快，是指已達到過總值的GD P總值的近40%，但對于證券市場在我國金融體系中的定位卻一直沒有真正確定下來。一位券商副總裁對記者說過這樣的話：“與銀行這位大老婆相比，證券業仍然屬于準試點行業，仍然是不太能入大雅之堂的小媳婦。”

　　問題是，“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已經離不開這個小媳婦，所以，小媳婦急需正名。”他說。

　　怎樣定位才算合理？

　　1990年11月，時任上海證交所總裁的尉文淵在香港考察時，當時香港聯交所總裁袁天凡對他說過這樣的話：“別太理想化了，搞證券市場沒有一個國家不出問題的，它是一個大眾化的市場，根本不依你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的責任是讓問題出的少一點，小一點。你要給你的上司講清楚了，否則人家會以為你把市場搞壞了“。據尉文淵回憶，他當時并不完全相信這些話。但經歷過大的坎坷后，尉文淵相信了。

　　后來，同樣的問題可能困擾過中國證監會的每一任主席。而現在，輪到了尚福林。

　　在對周小川時代的政策取向進行反思時，市場人士就曾思考過這個問題，即周小川的國際化市場化取向有過錯嗎？高西慶要的“干凈的市場”有過錯嗎？大多數人的回答是，長遠看，沒錯。從現實看，有偏頗。因為，理想化的周小川們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證券市場本來就一個股權結構畸形的問題市場，更何況，證券市場的定位在國企脫困、服務市場經濟建設大局等額外任務的超負荷壓迫下，一直是沒有解決的核心問題。

　　我們的原罪或許在與，國際成熟的股市都是市場經濟發展本身的必然產物，而我國的證券市場卻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同時“舶來”的試驗品。銀行是早已存在的金融核心，而股市，卻是小平同志“可以大膽地試”的論斷的結果。我們在“試”的同時，當然需要隨時準備實驗失敗的后果。這個潛在的命題，或許正是證券市場一直難以直面詰難，理直氣壯地爭取自己地位的原因。

　　“1999年7月，我國第一部《證券法》正式實施。這樣，從表面上看，我國證券市場已經走過了試驗田階段，步入了嶄新的發展時期，但由于該法出臺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為了預防危機對我國證券市場的沖擊，該法有些內容定得死板嚴格了許多。而現在隨著證券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如指數期貨交易問題、證券與其他業務的分業經營限制問題、場外交易與柜臺交易問題、證券公司的業務范圍問題、證券民事賠償問題等，都迫切需要根據當前的情況予以修改完善。更重要的是，如此嚴格規定的一部法律本身就讓證券市場顯得不倫不類。”談及證券市場的法律地位時，一位廣州投資公司老總對記者說。

　　在他看來，《證券法》必須盡快修改，只有這樣，我國的證券市場才能擁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地位。而且，“我國股市股權結構不合理的局面必須盡快得到改善，國有股減持問題必須得到妥善解決，只有這樣，股市的功能才能真正得以發揮，證券市場的定位才會真正明確。就再也不用由周小川邊搞市場化邊擔心股指漲跌的情況出現了。因為股市和國外成熟市場一樣了，漲跌都有市場本身的博弈結果決定，大家也就沒什么可抱怨的了，”他說。

　　而在本次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陳耀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首先表示，要提高對資本市場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重要性的認識，徹底消除種種錯誤輿論的誤導，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使廣大投資者恢復參與資本市場的信心。

　　很顯然，陳耀先這里所指的資本市場，首先就是證券市場，而他呼吁提高其重要性的認識，指的主要就是證券市場當前的定位與其近年來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承擔的責任已經不相匹配。

　　一家券商副總裁指出：“有不合理現象是正常的，因為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本身環在發展完善過程中，而關于社會主義資本市場理論的建設與有成千上萬上億的人參與的證券市場實踐相比更為滯后，所以，證券立法本身就存在缺陷。更何況是證券市場本身的問題了。”所以，他認為尚福林感到別扭是很正常的，而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于不斷地完善相關法律，完善是市場大環境，在發展中逐步解決問題。“

　　“其實證券市場的定位就應該像吳老說的，通過股票交易和股價波動，最終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問題是，我們的市場理論和市場本身并不健全，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本身還處在摸索過程中。所以林毅夫說轉型中國的一大特點就是探索著前進，這個時期的人們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他說。

　　而可能會讓尚福林主席感到欣慰的是，無論怎樣，在本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即將卸任的朱镕基總理歷史性五次提到了證券市場，并強調指出，在近五年中，“股份制經濟不斷發展。我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金融體系初步形成”。這其中就包括“改革了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建立了全國集中統一的證券、保險監管體制”。而“證券業(也)在逐步規范中發展(相關,行情)”。

　　“記得美國前商務部官員埃弗里特埃里茨有句名言：‘高質量的證券可以創造高質量的市場，高質量的市場能夠引導經濟向最好的方向成長。’如果我們的證券市場能夠按照埃利茨名言的精神去定位，尚福林可能就會知足了。”一位投資公司總經理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