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鱷索羅斯傳》

　　作者：邁克爾·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失業、輟學、吸毒、犯罪、未婚媽媽、槍擊……這些問題都吸了引索羅斯的注意。他開始了“美國公益計劃”。”

　　30

　　這里環境十分優雅，酒食絕美，但所談主要圍繞著貧窮、痛苦和不公打轉

　　1996年之前，索羅斯的捐贈主要在于擺脫長期獨裁統治的外國，在美國本土的捐贈少之又少，因為這個國家明顯屬于開放社會。其實它更可說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開放模式。但由于兩極世界消失，美國一強獨霸，索羅斯于是將批判性的眼光轉向自己的國家。

　　1996年2月23日，他邀請八個人利用周末時間到貝德福，討論在美國能夠利用什么樣的方法，推動什么樣的公益計劃。這八個人是：奈爾，巴德學院院長波特斯坦，專攻道德哲學和倫理學的三位哲學家———牛津和普林斯頓的賴恩、哈佛的史甘隆、牛津和柏克萊的威廉斯，曾就男女平等主義、倫理、公民權發表論述的哈佛歐洲研究中心政治理論教授班赫比伯，主持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醫學研究中心的醫師羅斯曼，以及普林斯頓前教授納德曼。

　　納德曼曾經發表文章，認為要將吸毒視為犯罪而非疾病，是毫無成效的，引起索羅斯注意。兩天的時間內，這些來賓相互見面和交談。環境十分優雅，酒食絕美，但所談主要圍繞著貧窮、痛苦和不公打轉。

　　索羅斯在拍紙簿上作筆記，貴賓們談到城市貧民區的問題激化了社會中種族和階級的對立。他們提到監獄人滿為患、毒品政策方向錯誤、未能協助破碎的家庭、鼓勵社區支持衛生保健和教育。

　　幾個月內，有一些構想已轉化為開放社會機構的美國公益計劃，并在紐約設立辦公室。

　　在1996年的“哲學家會議”之前，索羅斯已在美國贊助了兩項公益計劃。母親的逝世帶給他靈感，資助“美國死亡研究計劃”，三年內預算為500萬美元，倡導全國討論死亡和臨終看護的問題。這個單位立即捐出資金，用以促進醫學院修改課程，將死亡納為研習主題；鼓勵研究療養院和醫院照護；支持新聞、藝術、通俗文化更為公開地討論死亡的問題。

　　索羅斯的第二項美國公益計劃，和他認為美國未見其利、反受其害的毒品政策有關。1988年春，他在《外交政策》學報看到一篇文章，抨擊美國的掃毒政策方向，并稱把毒品合法化，加上擴大毒癮的醫療，將對美國及毒品輸出國家的社會大有助益。索羅斯看了之后折服不已，于是和作者納德曼聯絡。

　　1993年，在索羅斯的財務支持下，納德曼設立了林德史密斯中心。這個政策研究機構以社會學家林德史密斯為名，他曾于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挺身反對嚴苛的禁毒政策，贊成對吸毒者實施治療。

　　31

　　1996年，索羅斯的捐贈總額為3.62億美元，其中8100萬美元投入美國的公益計劃

　　現在索羅斯準備在引人爭議的毒品問題上高聲疾呼。他在《華盛頓郵報》上表示：“我堅信掃毒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多于濫用毒品本身。”他在這篇評論文章中指出，政府的政策不切實際地想要消除所有的毒品，反而鼓勵社會走向兩極化。他說：“我不吸毒。我曾經試過大麻，樂在其中，但沒有養成習慣，而且多年來不曾再碰。我也一樣擔心孩子吸毒，幸好那不是嚴重的問題。我惟一擔心的是掃毒正對我們的社會網，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

　　哲學家的周末會議開過之后，索羅斯在美國的公益慈善活動也增添了新的生力軍。犯罪、社區暨文化中心設于1996年，而且立即開始捐款給提供監獄和社區服務的組織，同時支持一些團體推動法律與政治改革。索羅斯資助成立艾瑪·拉查魯斯基金，支持對移民者提供法律服務的團體。

　　開放社會機構的美國公益計劃一開始，也專注于資助教育和青少年發展計劃，后來則集中全力推廣全國性的努力，實施課后計劃，在孩童下課后提供三四個小時的教學輔導、衛生保健服務及文化培訓。另一項計劃和政府與公共政策有關，鼓勵針對這個領域進行研究，并且主張改革選舉捐款制度，同時將公共責任從中央移轉到地方和民間部門。

　　1996年，索羅斯的捐贈總額為3.62億美元，其中8100萬美元投入美國的公益計劃。1997年，公益慈善支出4.28億美元，用于美國5720萬美元。到了1998年，總支出增為5.745億美元，在美國的計劃用掉1.185億美元。隔年，總支出約為5.6億美元，美國的公益計劃略減為9300萬美元。

　　除了尋找公益慈善活動的目標，哲學家周末的參與者也討論，是不是可能把公益計劃和協助集中在某個城市。他們的構想是選一座都會中心，或許把它當作社會實驗室，在那里測試公益計劃，以了解哪些方法能夠奏效，或者哪些假設有問題。

　　董事會成員曾經考慮康涅狄格州的紐黑文和得州的圣安東尼奧，但最后選上巴爾的摩。這里有65萬名居民，距首都僅40英里。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正在復蘇，尤其是商業區和濱海地區，但廣大且以黑人社區為主的地方卻日益沒落。由于有這些地方，巴爾的摩的所有都市病癥指標，排名都很高：失業、輟學、吸毒、犯罪、肝炎、未婚媽媽、遭拘留的青少年、單親子女、槍擊。

　　這些問題的廣度和深度吸引索羅斯注意，且他對當時的市長席摩克很有好感。席摩克是黑人，曾任聯邦檢察官，1987年獲選為巴爾的摩市市長。他主張將毒品合法化，認為這是對抗販毒牟利、犯罪和吸毒的最好方式，因而甚受矚目。

　　主持市政期間，他發現在政治上不可能獲得全國性的支持，推行他的理念，但美國各大城市中，只有巴爾的摩的民意廣泛支持毒品合法化。

　　1996年，開放社會機構在巴爾的摩特別設立辦事處，運作方式類似設于國外的基金會，找當地人當員工，因為他們比較能夠判斷什么事情應該優先執行，并且提供資金支持。員工約15位，由律師莫里斯擔任主管。捐贈和公益計劃一年花費1300萬美元左右，集中在五個相關的領域：戒毒治療、犯罪審判、勞工發展、教育與青少年和司法協助。

　　32

　　此事很不尋常，但沒人說什么，除了有個人咕噥道：“一定和市場有關。

　　2000年春天，也就是索羅斯的美國公益計劃實施后第五年，索羅斯、奈爾和拉馬希認為全國董事會有必要在巴爾的摩舉行年會，并且實地參觀學校、貧民區、監獄計劃的執行成效。

　　4月28日，董事都已抵達巴爾的摩，但拉馬希宣布，索羅斯要到下午才來。他說，索羅斯早上7時打電話給他，說必須處理一件急事。此事很不尋常，但沒人說什么，除了有個人咕噥道：“一定和市場有關。”

　　一行人坐上廂形車，前往監獄、學校、貧民窟。在一處青少年拘留所，有位修女為假釋犯設了戒毒中心，也對于能有資金將床位數從16個加倍為32個表示感激。有位年輕的中學老師表示，他利用索羅斯的獎學金，設計了一個研討暴力的課程。在一所女子監獄內，董事們聽取長期濫用藥物的婦女如何以針灸和積極治療法雙管齊下的方式矯治。

　　盡管前市長席摩克和新市長歐梅力都將吸毒視為醫療問題而加以處理，卻苦于沒有足夠的財源，擴大開放社會機構資助的這項計劃。

　　市政府衛生局長貝倫森曾經申請2500萬美元的州政府補助，深信如果拿到這么多錢，兩年內巴爾的摩市的整體犯罪率可望減半。他揚言，拿不到這么多錢就辭職。索羅斯的董事到訪前幾天，州長只批準撥款800萬美元。貝倫森在訪客面前，難掩不快之情。

　　董事們此行的戲劇性高潮，是參觀羅絲街社區中心。到達這個中心之前，董事搭乘的巴士經過一條又一條街道，兩旁是棄置和毀損的房子，人行道和街溝丟滿垃圾，滿溢著死亡的氣息；許多房子上有受害人姓名和暴力死亡的日期，上面涂鴉寫著“愿靈魂安息”的字眼。

　　羅絲街社區中心有如這片廣大荒地中的小綠洲，沒有垃圾，沒人拿房子當墓碑。鄰居在街上彼此寒暄，孩子快樂地玩耍。兩年前，羅絲街附近和其他街道沒有兩樣，甚至可說是這一片荒漠的中央。董事們佇立的街角，曾經是露天毒品市場的大本營。但在開放社會機構協助下，如今這些都變了。幫毒販跑腿的青少年開始接受輔導和咨詢，尋找合法的工作。今天，這個中心約有40位最積極活躍的成員，曾經是黑幫分子。

　　在董事聆聽各項進展時，索羅斯也有自己的事要忙。他在紐約的索羅斯辦公室倉促召開的記者會上，宣布量子基金那一年虧損21%，而且自他的所有基金總值于1998年8月創下220億美元的高峰以來，現在減少了76億美元。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