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鱷索羅斯傳》

　　作者：邁克爾·考夫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梗概：政府官員一向對索羅斯嗤之以鼻。他于1992年首次踏進這個領域時，極少人愿意接納他，認為他好管閑事，或者像是闖進瓷器店的公牛。

　　但在基辛格眼里，“大致來說，有錢人的特征是，在外交政策上和我賺錢的能力一樣差。索羅斯卻遠勝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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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哲學家、金融家、慈善家于一身的索羅斯在國際事務上當起玩家，他把這個角色稱為“沒有國籍的政治家”

　　1995年1月，布魯克在《紐約客》雜志談到索羅斯時，引述艾布蘭莫維茲的話說：“政府官員一向對索羅斯嗤之以鼻，視之為對匈牙利感興趣的狂人。現在，他成了政治玩家，但這是最近才有的新現象。他沒受過訓練，獨樹一幟。他進到政治環境里，卷起袖子就干，而且對政府十分不耐心。我常說美國只有索羅斯擁有本身的外交政策，而且有能力去執行。”

　　索羅斯在國際事務上當起玩家，有時候，他把這個角色稱為“沒有國籍的政治家”。這是索羅斯個人的另一個轉變。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是他以前種種身份自然而然的綜合體，集哲學家、金融家、慈善家于一身。不過，利害關系因此大為提高，索羅斯也陷身在更容易受到傷害的處境。

　　要當沒有國籍的政治家，就必須排斥某些政策、主張某些政策，厚愛若干領袖、抨擊其他領袖，而這些行為難免會引來爭議和樹敵。但他于1992年首次踏進這個領域時，極少人愿意接納他，或許現在沒人敢公開嘲笑，不過職業政策專家當時的反應十分冷淡。就像博學多聞的哲學家鄙斥索羅斯淺薄無知一樣，外交政策圈內許多人也認為他只屬玩票性質。專家圈一想到獨立且有錢的外人，用自己的錢支持個人的主張，不免坐立難安，認為他好管閑事，或者像是闖進瓷器店的公牛。

　　索羅斯既非學者、外交官，也不是軍人或新聞記者出身，插手國際事務未免不當。現為歐亞基金會主管的梅恩茲回憶當年，他提名索羅斯為外交關系協會委員時，所引發的反對聲浪。外交關系協會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圣地。“盡管索羅斯擁有致力推廣人權，以及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記錄，反對他的意見仍然相當強大。”梅恩茲指出，這樣的觀點總結成一句話，就是索羅斯“只是另一個有錢人”。

　　但這樣的態度慢慢在改變，有關索羅斯從事計劃的消息也傳播開來，人們慢慢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寫文章，而且在出席的會議和演說的場合中，經常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提供實用的見地。如果他只是“另一個有錢人”，這些事情是做不來的。梅恩茲說：“委員會終于接受了他，不過卻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贊譽索羅斯，“我曾經公開表示，我敬重索羅斯是個金融家，卻不認為他是政治專家，但后來他決定轉型，把政治當作重點工作，于是他成了蹩腳的金融家。”基辛格說，他與索羅斯首次見面時，索羅斯專注于人權。“那時他只是會議中的鼓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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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羅斯從小就懷有當救世主的夢想：“做一番崇高事業的幻想，或說癡心妄想，它們一直鞭策著我”

　　但在基辛格眼里，索羅斯已經成長很多，“大致來說，有錢人的特征是，在外交政策上和我賺錢的能力一樣差。索羅斯卻遠勝于此。大部分時候我不同意他的結論，但那些結論不可小覷。它們是很嚴肅的立場，只是碰巧我不同意罷了。和所有的一知半解者一樣，他認為問題比我所想的簡單，但是反過來看，除非有人認為它們比專家所想要的還容易達成，否則不可能做重大的轉變。所以我十分敬重索羅斯，而且我認為，整體而言，他代表善行，也在他過度簡化的領域做了善事。他的投入很重要，令我尊敬與欽佩。”

　　1995年，索羅斯任命前國務院官員福克斯（JohnFox）為開放社會機構的非官方“大使”，辦公室設在華盛頓。福克斯安排外國訪客會見合適的美國官員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官員。這些訪客來自索羅斯所偏愛的國家，包括烏克蘭。他也通過錯綜復雜的政府迷宮，追蹤重要政策提案的動向，并且依照索羅斯的看法，推動通過其中一些提案，也反對另外一些提案。

　　索羅斯延攬到艾布蘭莫維茲和布朗這兩位非常精明的盟友和顧問。艾布蘭莫維茲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主管之前，曾是選任為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少數考慮人選之一。他擁有很好的人際關系。布朗借世界銀行職務之便，常與許多政府領導人及大型國際組織的資深高級主管聯絡。

　　20世紀的最后幾個月，索羅斯談到他成長為“球員”的心路歷程時說，他從小就懷有當救世主的夢想。“我有做一番崇高事業的幻想，或者說是癡心妄想，而且它們一直鞭策著我。基本上，我了無悔憾。首先，因為它們讓我的生活更為有趣。我的意思是說，這么崇高的事業，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所以這是個崇高的事業，把我推向可能性的極限，我也在這種欲望驅使下，去為善而非作惡，我認為這種態度來自家父。”

　　他坦承：“我的確有外交政策，而且現在更加刻意為之。我認為創造一個全球性的開放社會應該是我們的目標。我們花太多錢用于打仗，卻沒錢用于宣揚和平。”

　　他撰寫文章以求影響輿論。小時候，他曾想象自己是新聞記者或歷史學家，長大后常寫探討哲學或經濟分析方面的文章。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開始把注意力放在隨筆或評論文章，所談不限于經濟。對世界各地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議時，筆調不再那么有理論色彩。他借文章表達自己的立場，更以實際的慈善活動支持其立場。例如撰文談到應該支持俄羅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時，索羅斯找來國際經濟專家團隊當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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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羅斯把2010年定為收網年。如果那時他還活著，將是80高齡

　　索羅斯一向十分關注俄羅斯。

　　1990年，他與反目失和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達成協議，找來一群知名經濟學家，就蘇聯即將出爐的經濟改革計劃（稱作沙塔林計劃）提供建言。索羅斯用飛機把他們送到莫斯科，讓他們周旋于沙塔林計劃的設計者和反對團體之間。前者希望將中央的政治權力重新分配到地方，后者則設法粉碎任何這種意圖。之后，索羅斯再用飛機把俄羅斯沙塔林計劃的支持者送到華盛頓，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深官員見面。

　　很遺憾的是，面對阻撓權力下放的官僚舊勢力，沙塔林計劃難以推行。這件事雖然叫人氣餒，卻是索羅斯邁向無國籍政治家重要的一步。現在，他慢慢作好準備，要公開支持某些領導人，并且反對其他的敵人，而且，當他對支持對象的觀感改變后，有時也會掉頭而去。

　　1995年，索羅斯日益關注外交政策議題，他寫信給旗下所有的基金會，敦促他們縮減支出，并把重點放在最后會結束運作的策略上，至少有些計劃是如此。他把2010年定為收網年。如果那時他還活著，將是80高齡。突然之間，基金會人員只好另尋財源，也就是尋找“別人的錢”，以便繼續推動會務。他們彼此相告，說索羅斯已對他們感到厭煩，打算到別的地方另找刺激。

　　他們可能言過其實，但所說的話基本上沒有錯。無國籍政治家可以帶來挑戰和刺激，比方說，1996年春天，正在調查南斯拉夫戰爭罪行的海牙法庭，工作進入重要關頭，但南非籍法官高德史東（RichardGoldstone）的總檢察官任期卻即將結束。許多人覺得，該法庭的工作已經進入十分敏感的階段，除非將高德史東的任期延長到秋季，否則法庭的威信及工作會受到傷害。但是高德史東曾向曼德拉承諾，他將主持南非憲法最后階段的起草工作，這項工作將自夏季開始執行。最后，索羅斯悄悄插手，提供一架包機給高德史東，好讓他往返于荷蘭和南非之間，兼顧兩項工作。

　　兩年后，曼德拉寫信給索羅斯，請教南非如何應付索羅斯之流的貨幣投機客。1998年9月21日，索羅斯回信說，保衛無法保衛的匯率終將徒勞無功，并且敦促這位南非領導人避免短期舉債過多，而且必須嚴格監督本國的銀行。

　　那年稍早，索羅斯飛往漢城，為了躲避媒體注意，他化名布朗（JamesBrown）投宿在一家飯店。接下來幾天，他與韓國總統金大中會晤，建議他如何避開當時亞洲大部分地方隱然若現的經濟危機。1998年11月21日，索羅斯陪同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夫人希拉里訪問海地，并且接見島上他的基金會人員。他也說服克林頓夫人在白宮召開會議，商討如何防止能夠對抗多種藥物的結核病蔓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