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豐

　　8月12日，由證監會召集、全國近60家綜合類券商參加的座談會在京召開。該次會議因系尚福林上任以來首次大規模與券商老總集中會談而備受市場關注并渲染。受其影響，8月11日，滬深兩市成交量創半年來新低，兩市之和不足60億，成交地量表明市場觀望氣氛濃厚。

　　券商對此次會議報以厚望，自有其深刻的背景：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券商收入較去年下降10.2％，除國債回購外，上半年券商在股票、基金、債券和承銷上的收入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而深圳證券信息公司的統計表明，上半年IPO公司僅29家，再融資公司25家。這意味著，即使對于投行業務開展得很好的大券商股票承銷收入也將大幅減少。而在此前，已有研究報告顯示，2002年證券行業按利潤總額計算虧損近26億元，虧損公司家數高達51家，行業虧損面由1.1%擴大到45.5％。

　　更有甚者，被業界普遍視作“催命符”的央行5號令也將于9月1日起正式實行。

　　山雨欲來風滿樓，向來財大氣粗的券商們開始感受生存的壓力、競爭的殘酷。于是乎，各種各樣的非常規手段開始登堂入室：

　　5月份，由廣東證券業協會牽頭通過《廣州地區證券營業部關于遵守誠信諾言執行自律規則的公約》，傭金價格同盟重現江湖。

　　不久前，有媒體披露，一些券商的“銀證通”業務橫遭某地同行、政府部門無理打壓。

　　同樣的思路，本次券商會議未及開鑼，各種輿論已是一哄而上，大倒苦水。

　　而在筆者看來，券商日子難過，這是事實，卻又是多種原由交織的必然，其中有監管者過度規管的因素，但絕非關鍵所在。所謂亂世祭重典，針對券商隊伍魚龍混雜的局面，證監會并無多少可能逆勢而上，因短痛而松怠日漸規范、嚴格的監管。

　　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展戰略委員會主任巴曙松博士曾表示，1997年-2001年間，中國證券業一直保持著10％以上的凈資產收益率，2001年市場低迷，但前20家證券公司的平均收益率也達到12.84％。然而，在此過程中，盡管證券公司一直享受著壟斷地位和一定程度的市場保護，但這樣的壟斷地位并沒有帶來相應的可積累的經營業績。因此，他認為，如果不對證券公司的治理機制進行深刻的市場化改革，那么，國有股一股獨大、且通常具有政府背景的部分證券公司就難以完全保證能夠在經營活動中按照市場化的要求進行運作。

　　同樣是金融機構，關于銀行的產權失衡、內部治理水平低下等等問題，大家看得比較清楚，談得也很多，但在對待券商問題上，長期以來我們卻過多地為股市本身所干擾而一味注重了政策面、資金面的變化，極少涉及一些本質性的東西，于是，提高服務水平、壯大自身實力、完善監管水平這樣的口號年年喊、月月喊，卻很少見到成效。

　　事實上，從某種程度來說，券商面臨的問題還要多于銀行。之所以這樣說，因為在此市場中由于參與者眾多而完全呈現小而散的局面，由此極可能形成對內無序競爭而對外無力競爭的趨向，而這兩點，恰恰都與境內資本市場國際化趨勢背道而馳。

　　反過來說，參照法國經濟學家JosephBertrand利用納什均衡概念而建立的Bertrand模型，解決價格戰惡性競爭的方法有兩條：一、提供更大差異性的產品；二、減少產品提供者。

　　關于第一點，大家呼吁已經很久了，如前所述，這在券商治理結構未能實現質的突破之前，預計很難取得大的進展；而對第二點，現實的發展已經提供，或者說迫使出現了這樣引而未發的態勢，現在真正要思考的，應該是如何在此重新洗牌的過程中，結合券商間的聯合兼并，引導外部力量，打破目前一以貫之的經營、管理上的惰性。

　　境內資本市場發展至今，一個深刻的教訓是：一旦股市出現大幅下滑，為了維持社會的安定，管理層就會被迫出手救市，而新的救市措施又往往給市場的發展留下新的不良影響。由此反復循環，以至于今天陷入“利好”泥潭難以自拔。有鑒于此，針對目前證券行業的低迷狀態，監管者、經營者都應該痛定思痛，認真地想一想究竟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