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賢群

　　近些年來，農村金融改革反反復復，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對農村金融格局缺乏一個總體部署，老是在政策層面上進行調整，沒有長遠的制度安排。在改革思路上存在“泛行政化”傾向，用行政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農村信用社改革沒有納入農村金融改革的總體規劃，總是立足于“保”、“補”、“救”，沒有從發展的視角來看待農村信用社問題。

　　盡管農村信用社確實是服務“三農”的金融主力軍，但是，期望僅僅通過改革農村信用社解決農村金融問題不現實；把農村信用社作為農村金融的主力軍，有些免為其難。因為，截止2002年末，農村信用社不良貸款5147億元，占比37％；資不抵債社19542家，占機構總數54．98％；歷年虧損掛帳1313．92億元。因而，將農村信用社作為改革重點的農村金融改革迫在眉睫。

　　破除產權障礙。農村信用社面臨的問題很多，最核心的是產權問題。鑒于我國廣大農村經濟結構的多層次性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平衡，采取一種規范的全國統一的產權制度模式不切實際。農村信用社改革應是目標一元，模式和路徑多樣。只要農民的融資需求能夠得到滿足，農村信用社或組建獨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或股份制合作銀行，或作為農業發展銀行的基層機構，或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加強管理，改善經營，都是可允許的選擇。

　　為明晰產權、落實風險責任，從長遠和最終目標來看，股份制改革是一種可行的制度安排。無論采取何種產權形式，都必須在法人治理結構、股權分配、運行機制上進行規范改造，使農村信用社真正辦成由農民、農村工商戶和各類經濟組織入股，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服務，實行自主經營、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地方性金融機構。

　　理順管理體制。強化內部產權約束，規范法人治理結構，是加強農村信用社管理的微觀基礎。設計農信社管理體制關鍵是要處理好農信社與人行、銀監會、地方政府及聯社的關系。經營監管由銀監會負責，銀監會根據農村信用社的實際情況科學設計指標體系，依法監管。行業管理分兩個層次：縣以下兩級是實行一級法人或二級法人由各地根據實際情況自主決定；縣以上通過專業機構（農信社省聯社或省信用社協會）進行行業管理。

　　地方參與、政府負責，要特別強調充分尊重省聯社或省協會在等行業自律管理方面的權力。在管理體制的設計上，不要人為地去為農村信用社再設一個“婆婆”。通過改革，建立以農村信用社自我管理為主，地方政府參與負責，國家銀監會監管的權利主體與責任主體相統一的管理體制。

　　卸解“歷史包袱”。農村信用社“歷史包袱”的形成雖有信用社本身經營方面的因素，而更多的是體制性、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造成的。地方政府的不當行政干預也是導致農信社不良資產迅速攀升的重要因素。由于農村信用社是多級法人，不良資產分散，采取與商業銀行類似的剝離不良資產集中處理的辦法難以操作。解決農信社“歷史包袱”應尊重歷史，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村信用社三家共同承擔；解決“歷史包袱”必須與體制改革相結合，對存量不良資產要切斷舊體制，對今后形成的增量不良資產必須明確責任主體。

　　對于保值儲蓄的貼補支出由中央財政分若干年撥給信用社；對于國家產業政策調整造成的不良資產，以及行社分家遺留的呆帳和合作基金會帶進的呆帳，人民銀行給予一些低息長期再貸款，用發展的辦法把蛋糕做大，從而淡化不良資產；通過降低營業稅和所得稅稅率，由地方政府承擔一部分；農村信用社利用自身積累沖銷一部分。爭取通過若干年的努力，使農村信用社能夠輕松上陣，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創造公平的政策環境。農村信用社不是政策性金融，在承擔許多政策性業務的同時，卻享受不到優惠政策；農村信用社不是商業性金融，商業銀行能辦的業務不能辦，商業銀行在保值補貼利息、剝離不良資產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不能享受，但在金融監管、存款準備金、存款利率以及稅收政策方面又被視同商業金融。定位上的“尷尬”導致政策上的“歧視”，嚴重制約著農村信用社的發展。

　　對于支農優惠政策，我們主張采取分類管理、動態扶持，避免政策代價成為無效成本。對一些支農對象不多、支農任務不重、支農業務較少的農村信用社，不再享受支農優惠政策，可視同商業銀行；對于承擔支農任務較重的信用社應切實保證他們享受政府的各項支農優惠政策。

　　慎重對待利率市場化改革。當前，浮動利率被當作農村信用社改革的一條成功經驗加以推廣。一些專家也呼吁要擴大利率市場化改革范圍，加大力度，加快進程。農村信用社本身也對利率市場化寄予很大希望。這是一種比較危險的傾向，農村信用社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必須穩妥、慎重。

　　積極發展民營金融機構。農村所有制結構、經濟結構和市場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必然要求農村金融服務主體的多元化。農村金融發展，一方面是改革現有農村金融主體，另一方面需要培育新的農村金融主體。江蘇農村信用社改革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在常熟、張家港和江陰成立了三家股份制農村商業銀行，這是我國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是我國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方面的重要探索。對這批新生的農村民營銀行，需要政策上去引導，法律上去規范，更需要從制度上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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