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個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就不可能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

　　——F·Ａ·哈耶克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一片寒冷中迎來了90歲的生日。遍及世界范圍的公司丑聞正使越來越多的人思考：持續了20年的放任自由主義是否已經壽終正寢？就連一直以“羅納德·里 根繼任者”自居的美國總統布什也在7月24日對參眾兩院通過的公司改革議案表示歡迎——這個議案將對布什企業界的親密盟友進行更嚴格的規范。而在10個月前接受德國《明鏡》雜志訪問時，弗里德曼對政治家們在“9·11”后的行動表現出強烈的不滿。“世界經濟狀況在2001年9月11日后徹底改變了”，這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之父抱怨道，“凱恩斯主義又回來了。”他認為恐怖襲擊除了加劇經濟衰退，更可能導致一個他已不遺余力地批判了50年的后果——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干涉。即使對于在“9·11”后脆弱不堪的航空業，弗里德曼都認定，它們應遵循自然選擇的規律，這將保證那些更有效率的公司的生存。

　　“肯(加爾布雷斯的呢稱)會比我更愉快，他是個社會主義者”，1994年接受采訪時，弗里德曼如此評價過去的50年。在歷史學家眼中，兩種意識形態的對抗主宰了20世紀——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與集體主義較量，在經濟上則表現為自由市場與計劃體制的爭斗。而弗里德曼與哈耶克牢牢站在一起，在20世紀后半葉展開了一場針對凱恩斯及其追隨者們的戰爭。他們兩人深信，凱恩斯的干涉理論將最終造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大政府，并最終“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幸運地活到了1992年，目睹了柏林墻的倒塌與蘇聯的解體。但弗里德曼卻坦言，凱恩斯主義在大部分時刻更具影響力，因為它更容易被理解。“每當社會出現問題時，人們總是本能地想到，是壞人在搗亂，而政府應該制止他們”，弗里德曼這樣解釋對手的理論。而對于自己的信仰，他承認很難向公眾解釋清楚，為何面臨如此復雜的狀況，社會機制仍能進行自我修復？最少的干涉可以帶來最大的成果？

　　評論家喬治·威爾在紀念弗里德曼90歲生日的文章中稱，弗里德曼在196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掀起了一場革命，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思“干涉思潮”，并在80年代迎來了兩位最著名的學生，羅納德·里根與瑪格麗塔·撒切爾——兩人在80年代的資本世界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放松管制”的運動。同時，弗里德曼還締造了芝加哥學派。自從1974年以來，至少有8位來自芝加哥大學和11位與該大學經濟系有聯系的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獎，而更多的當時的年輕經濟學者則成為弗里德曼忠實的追隨者。除了在學術界，他們還進入政府效力，還有來自拉丁美洲的精英則回到了祖國，推動了拉美的經濟自由化運動。

　　總之，當輪到他獲得諾貝爾獎的1976年，64歲的弗里德曼發現自己的名聲已是如此顯赫，以至于“從如何治療感冒到鑒定一封有約翰·肯尼迪簽名的信件的時價的所有問題上”，都有記者采訪他。也就是說，由于對公共事物的廣泛參與和可怕的語言表達能力，弗里德曼成了20世紀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被作家丹尼爾·耶金稱作“在50年代末成了一場全面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每一個方面的運動的領袖人物”的反傳統年輕經濟學家。他在70年代引發了另一股潮流的到來——這股潮流從美國蔓延到幾乎整個世界，他甚至向70年代末的中國領導人推薦了“自由市場”。

　　弗里德曼喜歡名聲，卻肯定不喜歡人們僅僅將其視作一名“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說，評價經濟學家的能力與貢獻，不是發表了什么聲明，而是他們的學術上的工作。在獲得諾貝爾獎后，他說：“我的經濟學家同行對我未來五十年工作的評價，會比七位瑞典人目前的看法，更讓我感興趣。”事實上，他在學術界贏得尊敬比在公眾中更為一致。媒體曾質疑他曾向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提供經濟咨詢，而經濟學的學生卻無一不知道，這位弗里德曼在“消費分析、貨幣歷史及理論、通漲與失業”問題上留下豐厚的遺產。在論文被引用次數上，弗里德曼在20世紀的經濟學家中排名第一，以致他成了“貨幣主義”的代名詞。年輕時接受正統的凱恩斯經濟學教育的勞倫斯·薩默斯在90年代回憶說：“在我年輕時他是魔鬼般的人物。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才開始勉強地對他產生尊敬。而隨著時間的進一步流逝，我對他的尊敬越來越發自內心。”

　　但弗里德曼從不同意別人將其當作“保守主義者”，而他的朋友哈耶克也不是。他說他們都是19世紀自由主義精神的傳人，堅信個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但是，大多數自由派的確將他們看作冷石心腸之輩——目睹高失業、社會動蕩，卻不采取任何干預措施，只等著體制進行自我修復。當然，我們需要提醒的是，弗里德曼所推崇的“傳統智慧”從未說“市場是完美的”，而是傲慢的專家的干預往往會導致更糟的結果。

　　7月31日將是弗里德曼90歲的生日。盡管在1998年年度的美國經濟會議上，在150名經濟學家投票中，凱恩斯被評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但倘以“最偉大”評價，弗里德曼則成為第一。因為，他與哈耶克對自由的堅持在90年代末被證明是正確的，而弗里德曼在學術上表現更優，哈耶克則因為作品“過于通俗”，從未被嚴格地視作經濟學家(這一點上，加爾布雷斯與他很相似)。但從這一代偉大人物身上，我們最終印證了哈耶克著名的斷言：只是個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就不可能成為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他們兩人同是偉大的哲學家與演說家，深刻而廣泛地改變了人們看待事物的方法。

　　經濟學的風尚就像巴黎的時裝一樣，總是在復古與創新間搖擺，每隔若干年就要迎接一次新潮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經濟學家活得久與他的理論本身同樣重要，所以，在此刻，加里·貝克那句簡單的祝福超過一切繁雜的闡述：生日快樂，弗里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