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1月13日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留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遺產——提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同時，周恩來最親密的助手鄧小平被提名為第一副總理，人民代表與總理一樣希望這個后來被稱作“打不倒的小個子”的人能夠將中國引領回一個正常的軌道上。

　　當鄧小平在1997年去世時，他被普遍視作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與年紀更 長的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共同構成一條20世紀中國演進的線索。在他們出生與成長的年代，中國經歷著歷史上最悲慘的境地、最深刻的變革，被殖民的屈辱感與政治、經濟、文化的停滯狀態，催促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來重塑中國、以在國際社會贏回失去的尊嚴。他們與一些最杰出的第三世界領導人一樣在過去的100年間，試圖完成兩項艱巨且彼此重疊的重任：贏得民族獨立，并完成自身由傳統國家向現代化國家的轉型。

　　孫中山求助于西方的共和政體，并認定推翻滿清政權是第一要務，卻在臨終前無奈地發現，國家仍處于分裂與屈辱之中。毛澤東則追隨了列寧的模式，試圖建立起一個清除資本主義、并比前者更為先進的新國家，在他的后半生，發起了人類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現代化運動——大躍進；當然，他最偉大的成就仍在于他使中國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恢復了作為整體的民族尊嚴，1964年的原子彈爆炸在一瞬間將中國推向了不可能再被輕視的地位。盡管意識形態之爭是20世紀后半葉最重要的主題，但倫敦經濟學院歐洲思想史教授約翰·格雷相信，不管是馬克思主義傳統，還是西方自由主義傳統，從某種角度看都是啟蒙運動精神的延續，18世紀的啟蒙運動才子們將“歷史必然向前”、“我們可以一直保持進步”的樂觀信念注入了人們的思想之中。

　　20世紀的歷史表明我們曾面臨的最險峻的考驗，是如何避免陷入烏托邦的幻境，不管它是全民平等、公社化的烏托邦，還是絕對的自由市場、民主政體的“歷史已然終結”的烏托邦。

　　在面對毛澤東龐大而復雜的遺產時，鄧小平果敢有力同時又小心翼翼地選擇了周恩來的方式，回避過度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代之以更為具體和有實踐意義的行動。在這種意義上，鄧小平與孫中山更為親近。

　　在1912年被迫離職后，孫中山首先的打算是為中國修建更多的鐵路。鄧小平選擇了可行性更強的現代化之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這種方式中，國家前進不再僅僅依靠政府的意志來實現，或者按照丹尼爾·耶金的定義來說，政府逐漸放棄一部分經濟生活中的“制高點”。

　　過去2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以更開放的心態融入世界經濟，與賦予每個公民以更多的空間以激發其創造性，是獲取改革推動力的最關鍵因素。按照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的定義，1978年后的中國，正在創造類似于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英國與19世紀末的日本、美國、20世紀后半葉的東亞這樣的奇跡，他們用非常短的時間，創造了巨大的成果。而如今，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這種個人的自由空間規范化，如何減少不確定性。

　　作為民族國家，2002年的中國已獲得孫中山、毛澤東與周恩來、鄧小平一生都渴望的尊嚴感與安全感，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中國正處于150年以來外部環境最安定的時刻。當鄧小平在1979年最終決定訪美前，他還需要出兵懲戒越南，而在過去的23年，中國已逐漸消除了外部世界與自己之間長期以來的相互敵意感，1997年的金融危機和“9·11”事件更加深了中國的建設性與富于責任感的形象。

　　在195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的紀念會上，毛澤東說，我們都是孫先生民主革命的繼承人。剛剛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毛澤東渴望在2001年時，中國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更重要的是，“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的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痹�2001年，中國加入WTO(同樣富有象征意義的是成功申辦奧運會與足球隊進入世界杯決賽)，它或許是中國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時代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與經濟成就，它除了堅定了中國已走過的20年道路，還給予了中國一次繼續推進政治與經濟改革的新的推動力。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

　　孫中山先生率先起身革命，除了贏得民族尊嚴，更希望能夠建立現代意義的政治體制，除了物質困頓上的解脫，它同樣使人民充分享有民族、自由與平等。而事實上，這同樣是在1848年寫作《資本論》的馬克思的初衷，是人的真正解放，它不被物質所壓抑，也同樣不被強權壓制。1902年，清政府不情愿卻仍頒布了一條新法令，允許學習西方科學，11個省開設了學院。

　　回顧這些歷史細節，是為了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中國已發生了多么劇烈的變化。但同時，它還提醒我們，我們仍處于一條自19世紀中葉就開始的崎嶇、漫長的追求現代中國的線索之中，這條線索由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頭腦與最富熱情的心靈組成，他們可能犯下錯誤，但他們的指向卻很少改變。時常將自己置放于一個更寬闊與悠遠的歷史語境，有助于當事者跳出眼前的紛亂與過于細節的思考，從而作出更為果斷與長遠的判斷。也因此，我們對于正在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抱有充分的信心，我們深知，這對現代中國的成長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