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記者采訪時問及企業家的收入與貢獻不成比例的問題。春蘭內部個人收入差距有一點，但不大，高級管理人員的收入是一般員工的一倍略多一點，很多人認為我們在這一點上保守。我想，這個問題要從兩個角度來看。就個人而言，我在春蘭做了一點應該做的事情，組織上在各方面包括生活上對我很關心、很照顧，我很滿足。個人收入多一點或少一點，至少對我們這一代與共和國一起成長的人來講，并不是很重要的事。

　　然而，從面上看，打破“平均主義”的任務還未完成，國企在分配上建立靈活而有效的激勵機制，重點向有有力、有貢獻的人傾斜直至大的傾斜，毫無疑問是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問題是現在的分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就拿理論界說得較多的“年薪制”來說，國有企業中真正實行的并不多，個中的因素很多，情況比較復雜。舉例來說，現在國有企業與合資、外商獨資、民營等其它性質的企業并存，它們之間體制、傳統、資產性質、發展歷史都不一樣，它們的經營者和員工們的觀念、心態、心理承受能力差別很大，國企的上級主管部門和國企的經營者不能有考慮這些問題。所以，我對分配制度改革的看法，還是四個字：積極、慎重。一個企業家的收入和貢獻在差距，這個問題不能用一般人的眼光去看。我生活上沒有什么要求，對名牌沒有什么判斷能力。我自我感覺蠻好的。“強烈的自尊心”是我最大的工作動力。其實我當初是極不情愿到春蘭當廠長的，行政命令，沒有辦法。我圈子很小，不習慣面對很多人，我喜歡自己拿張紙自由自在地搞研究。特別是我第一天上任就來了3個要債的，而且說你不給就到你這吃飯去，這種感覺太差了。如果今天叫我選擇，我還是不會選擇當廠長的，我會去搞研究。

　　對于媒體我一向是低調的，一個企業應該出名的是企業和品牌，而不應該是老板。我不是商品，不用推銷。我是很個性的，有時候也很矛盾，我理性上認為領導人炒作一下是好事，但現實中又不愿做。我不習慣面對很多人。我是美國麻省中國基金會副理事長，他們多次邀請我去講座，我都沒去。美國兩所大學要授予我榮譽博士，我斷然拒絕，我不要這些東西，當然也美國北約轟炸我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問題。

　　現在中國企業多數都是負債經營，用銀行的錢搞投資生產，為什么春蘭不這么做呢？我覺得這是個人風格問題。中國人苦日子過慣了，再緊也要留點錢。我看到過大企業特別是國外著名公司一夜之間就沒了。我經常提醒自己：步子可以邁，但日子要過得長一點，不要背很大包袱。但這種思想受到嚴厲批評，特別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以前，說我保守，說國外1分錢做10分錢的事，你一分錢還要留5厘，這是資金浪費。但我13年間從零資產增加到80億元凈資產，你能說我保守嗎？總的來說負債發展是對的，但問題是要合理。金融風暴中倒下的像韓國大宇、韓寶、啟亞，就是超過合理的極限，這時你就感昌不得。國際上規定企業60左右的負債是合理的，超過，就進入警戒區。中國企業負債大概在70多。中國沒有講信用危機，但大家思想上是有這個概念的。我的原則是：穩妥、不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