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

　　7月22日，由長城金融研究所組織的5家民營銀行準備上報給銀監會的方案，在北京交付有關專家討論和修改。這一消息被媒體披露后立即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期待：如果銀監會批準，中國首批由民間發起、民間設立的“草根”民營銀行將由此誕生。

　　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一項基本經驗，是在國有企業尚未徹底改革之前，放手在體制外發展了多種所有制的非國有經濟。民營銀行的發展也應當遵循這樣一條道路。對我們來說，現在不是民營銀行應不應該發展的問題，而是民營銀行必須發展的問題。

　　不過，目前在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方面，社會并未取得共識，還存在許多障礙。這些障礙如果不清除，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就不可能建立。

　　從中國來說，據近年來一直在呼吁和從事民營銀行試驗的金融專家徐滇慶的研究，改革初期，為了適應集體經濟的需要，一批地方性金融機構，例如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以及一些投資信托公司應運而生。由于沒有設計好這些金融機構的運行機制和監管規則，這些地方性的金融機構和鄉鎮企業一樣，很快就耗竭了發展動力，其中有些信用社出現的問題比國有銀行還嚴重。

　　在這段時期內，央行也正在從計劃經濟的模式逐步向新的監管模式過渡，原有單一的金融監管模式不能適應對多元金融體制的監管。這種監管滯后不僅存在于國有專業銀行，在對信用社的監管中尤為嚴重。不少基層的央行分支機構不僅起不到監管作用，還和信用社同流合污，鉆金融監管漏洞。各級信用社的金融問題損害了民間金融的商業信譽。

　　正因為開放民營銀行存在著各類風險，為杜絕這些風險，從而導致民營銀行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和較高的行業進入壁壘。

　　這種體制格局不是偶然的，由于投資準入政策的排他性，雖然在金融保險領域，國家已經對外有限度地開放了，但還沒有明確對民間投資開放，民營金融機構還處于研究試點階段，一般民營資本要想通過國家批準進入金融業難上加難。

　　此外，投資壟斷體制的獨占性，使面向民營中小企業的低層次金融機構發展嚴重不足，而金融業市場需求又十分龐大，使得民間的非正規金融應運而生并且屢禁不止，這導致監管當局不得不提高準入條件甚至干脆取締民間金融機構，如此反復，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一項新生事物的出現，總是伴隨著風險的。如果因為害怕風險，而不去發展，風險雖然沒有，可事物也就不能進步了。只有在發展中進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各種制度，才是防范風險的最好辦法。當然，鑒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中國前期在開放民營銀行方面的經驗教訓，為了使中國的民營銀行有序開放，我們有必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取得進展：

　　一是民營銀行的準入法規。中國人口眾多，國土遼闊，究竟要多少家民營銀行才能適應市場需求？如果中國只需要十幾家民營銀行，那么審批的問題不大。如果估計需要200到300家，那么應該由誰來審批？在目前的行政審批制度下，銀行審批權會造成相當大的權錢交易的尋租空間。因此，我們必須要研究建立一套金融市場準入的競爭規則。

　　二是民營銀行的監管法規。目前，金融界不正之風相當嚴重，我們是否能夠設計出一套機制來獲得銀行運行的真實信息？不僅如此，銀行的監管法規還必須做到對各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一視同仁，創造一個清晰、公平的競爭規則。而為了達到有效監管的目標，必須實現金融監管的多元化。這是需要時間和智慧的。

　　三是民營銀行的破產法規。民營銀行必須有退出機制，但由誰來執行銀行的破產清算，由誰來出示“黃牌”？如何在破產程序中保證廣大儲戶的利益？如何才能夠防止把民營銀行的風險集中到中央銀行？等等這些問題應當在設計時有所考慮。

　　“就像體育競賽一樣，必須先有競賽規則，然后才能開始比賽。否則，在足球比賽中拳打腳踢，還不亂套了？”金融專家徐滇慶曾這樣比喻民營銀行的開放問題。的確，開放民營銀行的時機是否成熟，取決于對上述問題的解決程度。

　　(作者單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