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丁琳 滁州報道

　　天長市平安鎮平安村鄭莊組農民陸爾奎一邊從抽屜里翻出了去年的“糧補通知書”，一邊念叨著“翻身了”--盡管在很多人眼里，81.8元的補貼數額似乎微不足道，但對種了幾十年地的陸爾奎來說，“種田還能有補貼”以前可是沒有想到過的。

　　“這是有史以來中國農民第一次從國家財政拿到補貼。”安徽省社科院資深研究員辛秋水如是評價。

　　據統計，去年滁州的天長、來安兩個試點地區20多萬農戶共領到直補資金約4000萬元，每個農戶平均獲補貼180元，每畝土地平均補貼25元。

　　今年6月1日，在來安、天長兩個試點縣市的基礎上，安徽在全省范圍內擴大“兩放開、一調整”為主要內容的糧食補貼方式改革試點。

　　所謂“兩放開”，就是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價格，不再按“保護價”收購余糧，實行隨行就市收購；放開糧食購銷市場，支持和鼓勵各類經營者參與糧食收購和經營。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繼續發揮主渠道作用，按市場價收購農民余糧，與其他糧食經營者公開競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所謂“一調整”，就是調整糧食補貼方式，將原來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使農民得到的間接補貼，直接補給農民。

　　陸爾奎或許還不知道，他領到的直接補貼，已經拉開了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新一輪改革的序幕--這場在糧食產區進行的改革意味著我國糧食體制正式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而種種跡象表明，以“直補”為標志的此次糧改試點，在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個“導火索”：由此，將引發對中國農業政策、農業結構、流通環節等整個產業生態系統的“重組”。糧食購銷企業：震后重生

　　“從去年糧改以后，糧站的態度明顯感覺好了。”陸爾奎回憶。

　　“今后我們要拜個體戶為師，他們怎么做我們就怎么做。”平安鎮糧站站長韓兆云真心誠意地說。

　　平安村一位農民透露，這兩三年全村617戶的糧食極少有直接賣給糧站的，很多村民都把糧食賣給了鎮上那家全縣最大的私營米廠或者給個體收糧戶，而平安鎮另外7個村的情況也都“差不多”。“其實我們一點都不想賣給糧站，以前賣糧簡直就是受罪，早上三四點就得去排隊，糧站還經常找借口壓價。”

　　而上門收購的個體戶，除了服務態度好，足斤足兩，更重要的是方便，“你喝著茶，他們就幫你把糧食上秤、裝袋，一條龍服務。”

　　嚴峻的市場現實讓以往的“糧老大”不得不放下了架子：以平安村為例，今年上半年全村銷售小麥大約20～30萬近，其中賣給平安鎮糧站的頂多只有3～4萬斤。

　　隸屬于天長汊澗糧油公司的平安鎮糧站，雖然沒有獨立核算，可包袱之重是顯而易見的：糧站的4個露天囤，全部是1997年的陳化糧，當年以0.72元／斤買入的這500噸糧食，“現在1斤最多能賣3毛多，不算欠農發行的利息和倉儲管理等費用就已經虧得很厲害了。”

　　與此同時，平安鎮糧站也在經歷一場有史以來最大的“變故”：原本有29名職工的糧站，如今只剩下了9名在崗人員。

　　對天長乃至滁州市糧食系統來說，以上僅僅是一場“特大地震”的“小小縮影”。

　　滁州市糧食局有關人士介紹，原有1.5萬多名職工的滁州地區糧食系統，現在已經減掉了9000多人，“不過還沒有減完，最后計劃只留4500多人。”

　　知情人士透露，今年7月初，由天長市紀委牽頭，天長農發行、審計局、財政局開始清查天長的糧食購銷企業，對外名義說是“清產核資”，實際上是把企業的帳從今年5月份一直查到1998年糧改，如果有必要還繼續往前推--主要原因是，天長糧食企業自改制以來，到目前為止職工上訪還沒有平息，他們也提出了糧食企業存在的很多敏感、問題，引起了市有關部門的重視，而這次要查就是看糧食企業有沒有經濟犯罪和管理上的問題。

　　這都是因為“暗補”變為“明補”。

　　統計資料顯示，到2001年底，整個滁州市糧食企業的虧損(包括潛在虧損)大約是30億--盡管如此，“全員虧損”的國有糧食購銷企業依靠農發行提供的收糧貸款和糧食風險基金補貼，仍然“戴著虧損的帽子，唱著老大的調子，坐著豪華的轎子，用著銀行的票子”。

　　“應該說以往的改革還沒有涉及到關鍵環節，這一次將直接引起糧食生態系統的巨變，涉及到糧食企業下一步的生存環境，現在我們感到壓力很大。”滁州市糧食局局長周偉坦言。

　　按照原來有關部門的想法，是在穩定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糧食企業改革，3～5年逐步實現。而6月1日在全省推廣試點，將糧食購銷企業推向市場，確實讓不少人感到很“突然”。

　　沒有了保護價和新收糧的糧食風險基金這兩根拐杖，作為“我國計劃經濟陣地上僅存的一個行業”，糧食企業的手術不得不做了。

　　滁州糧食局一位負責人強調，“其實滁州市糧食購銷企業的總費用支出中用于公司的只占1／9，所以糧食購銷企業虧損的關鍵所在不是人員工資高。但作為改革邁出的第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我們必須先把人員的包袱減下來。”

　　單一個“老人”問題，就讓多年虧損的糧食企業焦頭爛額了。以天長市為例，糧食購銷企業有2662人，只留600多人，其中買斷的是1000多人，還有內退、協保等。有關部門給他們算帳以后，發現僅此每年的開支要最少1000萬，而根據天長目前的糧食收購和效益情況，連這筆錢可能都不夠。

　　“其實我們公司很多糧站都想自主經營，比起個體戶來，我們有經驗有設施還有長期銷售渠道，只是現在還不能充分與他們競爭。”韓兆云希望他們9人能把平安鎮糧站的固定資產租下來自己經營，“我們自己做肯定能競爭得過個體戶，只是現在還不知道能不能被批準。”

　　這樣看來，2年前開始的銷區糧食企業的改革稱得上是“一步到位”：以江蘇為例，除了儲備庫不動，購銷企業基本上是拍賣，或者承包。

　　而滁州糧食局對此做法顯然是心存疑慮的，因為江蘇的糧食企業至今“尚未恢復元氣”，國有購銷企業的主渠道作用“無法發揮”。

　　根據滁州糧食局的“三步走”計劃，第二步是通過加強企業的管理、創新機制來提高管理上的效益；第三步，考慮組建購銷企業集團以擴大規模，比如，“把原來的核算單位集并到一二十家，最大的可以做到上億的資產。”

　　讓糧食系統吃了一顆“定心丸”的是2003年安徽省財建363號文件。文件明確規定：對2003年5月31日國有糧食購銷企業庫存中按保護價收購的老糧食，經審計后鎖定庫存數量和成本，并根據銷售計劃的平均進度計算平均庫存，繼續給予利息、費用補貼；從2003年起，各地尚未消化的1991糧食年度末政策性糧食財務掛帳、中央和地方共同貼息的至1998年5月末新增糧食財務掛帳的利息，由省用糧食風險基金直接支付給有關銀行。1998年6月至2003年5月末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新發生的財務掛帳、1999年以來已處理陳化糧的差價虧損，經審計認定實行掛帳，利息由省用糧食風險基金支付。對國有糧食購銷企業銷售處理老糧食庫存發生的差價虧損，先實行掛帳，掛帳利息由省用糧食風險基金支付。

　　事實上，來安縣糧食局已經嘗到了隨行就市收糧，完全按市場法則操作的“甜頭”：去年共收購水稻1.8億公斤，今年上半年全部銷出，其中1億公斤“豐兩優”稻就實現利潤600萬元左右。糧補、支農款項與農村產業結構

　　“糧補改革給財政支農款項的改革敲響了一聲鐘，是促進財政支農效應提高的‘黑暗中一聲雞叫’。”來安縣財政局局長朱峰松打了一個比方，“它的這種發放方式，給其它國家支農款項的發放提供了借鑒。”

　　目前，來安每年的國家支農款項加起來有2000多萬(不包括糧補資金)，分布在計委、財政、扶貧辦、水利、林業等部門--由于沒有統一的規劃，投資主體的多元化，造成不少項目的重復投資浪費。

　　不論滁州市有關部門，還是兩個試點縣市，都將促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作為同支農款項意義相當的一個糧補改革可以帶來的好處：這次直補的范圍，是按農業稅計稅面積而不是種糧面積，也就是說，不是只補給種糧的農民，而是補給所有有田的農民--實際上，此方法也曾經引起了不少爭議，反對意見的理由是，“直補”補的是糧食市場價與原來保護價的價差，市場放開后，市場價很可能降低，農民的種糧利益受到損失才補貼，所以應該直接補給種糧的農民。

　　據了解，目前滁州市計稅面積是600萬畝左右，種糧食的是400萬畝左右，其它還有200萬畝在土地二輪承包后，被農戶改成了魚塘、或者種經濟作物等用途。

　　“我們最后沒有像湖南、湖北那樣按種糧面積補，而是按計稅面積補，除了在操作上更加簡單可行外，關鍵是為了直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畢竟這些年國內的糧食一直是供大于求。”滁州市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說實話明補其實也沒有多少錢，但關鍵是對促進農民種田觀點的轉變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比如去年以前農民大多種的是雜交稻，而去年在來安水稻優質品種“豐兩優”就種了將近30萬畝。另一方面，也給那些搞經濟作物和水產養殖的農戶吃了一顆‘定心丸’，增強了他們的積極性。”

　　朱峰松認為，在農村稅費改革解決了農民的減負問題后，已經開始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實現農民的增收--作為稅費改革繼續和深化的糧補改革試點，無疑為解決農民的增收問題“邁出了第一步”，“接下來的關鍵是怎樣從根本上把糧改的效益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