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百三專欄

　　喬治·索羅斯是個爭議性很大的人物，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被馬來西亞總統馬哈蒂爾等斥之為“金融大鱷”；但實際上，他的量子基金狙擊泰銖、英鎊成功獲利后，在20多個國家設立開放社會基金會，支持各國的改革開放及各種福利性事業。

　　盡管爭議很大，我們仍將索羅斯與巴菲特共同列為20世紀－21世紀的金融投資大家，因為他的投資行為都是法律許可的，并且是成功的。從1968年至今，他的基金可以把10萬美元增長到近4．2億美元。我們的研究生已在研究他們兩人的一些代表作，如《金融煉金術》、《開放社會》、《伯克夏·哈撒韋公司2002年度年報》等。

　　一生充滿危機感

　　索羅斯是個在納粹統治下出生的匈牙利少年，他在蘇聯出兵匈牙利時前往美國。據悉，其父親一生坎坷曲折，歷經艱險。因此，索羅斯一直對證券市場抱有一種強烈的警惕性與巨大危機感。他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師從波普爾。他做過交易員、企業家、金融家。他酷愛哲學，并將此當作精神支柱，把哲學融入投資理念中，形成了戰略思維上的優勢。

　　索羅斯說：“開放社會的基礎是我們根據不完全的理解行動，沒有一個人擁有最高的真理，我們需要一種批判的思考模式。我們需要制度，需要民主的生活形式……需要能夠提供回饋、容許錯誤改正的市場經濟，我們需要保護少數，尊重少數的意見。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法治。”

　　獨特的反身性理論

　　索羅斯詳盡地闡述了自己獨特的金融投資理念——反身性理論（Ｒｅｆｌｅｘｉｔｙ）。在這套理論指揮下，他的基金打贏了多數戰役。

　　反身性理論表示：參與者的思想和它們所參與的事態都不具有完全的獨立性，二者之間相互作用、互相決定，不存在任何對稱或對應，甚至在人們活動的政治、經濟、歷史等領域中，也普遍地存在著這樣一種反身性的關聯。具體地而言，反身性有兩層含義：目前的偏向會影響價格；在某種情形下，目前的偏向會影響基本面，而且市場價格的變化進而會導致市場價格的進一步變化。

　　索羅斯認為，人的思想對于事態發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與量子力學中的不確定性十分相似，如同量子力學中的“測不準原理”，對于微觀客體的任何一次測量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宏觀儀器的影響，因此不可能同時準確地測量微觀粒子的坐標和動量、時間和能量，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不可能準確地掌握微觀過程的客觀規律。拿到金融市場來說，就是：在承認參與者影響的前提下，還是有可能獲得歷史過程事態的客觀信息的。在思維者參與的事態中確實有某種可以客觀化并加以正確預測的成分。主流市場經濟學理論系多是忽視“有思維參與的歷史過程的不確定性”這一因素而導致有根本性缺陷，因此，索羅斯稱自己的理論是反身性理論。

　　反身性理論的市場含義是：就市場價格表達未來偏向的含義而言，市場總是錯的。因此，要尋找市場的大反轉點。但是失真在兩個方向上起作用，不僅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存在著偏向，同時他們的偏向也影響著交易活動的進程，這有可能造成市場精確預期未來發展的假象。可事實上，不是目前的預期與將來的事實相符合，而是未來的事件由目前的預期所塑造。

　　反身性理論的形成，使索羅斯具有了某種哲學、視野、戰略高度上的優勢。他的金融運作有了自己獨特的分析與判斷，并且有了自信與力量。即使是在市場最艱苦（一片看反的時期），他也能堅持頭寸而絕不動搖。

　　不過，索羅斯承認：從總體上講，他在金融市場中投資的主要成功來自于利用反身性過程所呈現的機會，有時并不存在反身性過程；有時雖存在，他未能察覺到；有時他也搞錯了，往往在缺乏合理假說時不得不介入投資，而效果就如同“隨機漫步”了。他更注意尋找市場上的重大轉折點，尋找由盛而衰、崩潰前的拐點。

　　索羅斯的九個投資細節

　　1．他從不花大量時間研究經濟。2．他從不花大力氣去研讀大量的股票分析報告。3．他大量學習，看報紙，運用自己的哲學思想，結合分析股市形勢，尋找機會。4．他經常與世界各國權威人士保持聯系，以保證消息的通暢。他知道，在證券市場上，沒有任何東西會比確鑿的內幕消息賺錢更快（這里指的是宏觀政治經濟形勢方面的）。5．索羅斯不相信證券市場是有效率的，認為市場經常是錯的，而且它是在盛衰循環中運行的。6．索羅斯以萬變應萬變，不斷地改變自己的投資作風以適應環境。7．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在剛成立10年，專門投資股票，當宏觀經濟形勢動蕩不定時，才相應增加債券和外匯的比例。實際上，他們在“匯率”的較量中，做出了最驚世駭俗的巨作。8．近年來索羅斯又關心起工業實業投資。9．他看好中國，20世紀80年代就資助過中國的一些改革研究所，他曾投資中國的海南航空公司股票。

　　與巴菲特共識：資本安全

　　索羅斯是敢于冒險的金融大鱷、投資大家。同樣，他與巴菲特有時很關注“資本的保全”，這與巴菲特信奉的“安全邊際”理論不謀而合。事實上，在證券市場上最最重要的，第一位的是安全。他又認為反身性理論與其它分析是互補的，可以調和的，一者是動態的圖像，而另一者是靜態的。他一直堅信自然科學與金融市場是不同的，自然科學的基本目標是真理，而金融操作的目標是成功。他自信自己的投資管理水平達到了超凡入勝的境界，不管發生什么都不大可能喪失這種地位。他也有失敗之筆，如1998年在俄羅斯，在印尼。而最大的慘敗是面對回歸祖國后的香港，他嘗到了與強力政府作對的苦頭。總之，至今，他還是個大有爭議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