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紅

　　梗概：在中國，經濟界有一種說法是，改革不可以設計，只能通過解決經濟運行中的幾個突出問題帶動整體，然后“反射”到整個系統。不過，也有經濟學家認為改革需要配套設計。

　　1

　　當前這種新舊體制膠著對峙，相互摩擦，沖突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長

　　進入1986年，改革大有蓄勢待發的氣象。1月25日，國務院領導聽取“七五”前期改革設想建議的匯報。此時，關于改革的思路有幾種代表性的觀點。此前，在討論過程中，吳敬璉發現自己和周小川、樓繼偉幾個人的意見比較接近，于是他們組成一個小組，由吳敬璉執筆寫了一份匯報提綱，主體是以改善宏觀控制為目標，進行三個基本緩解配套改革。

　　吳敬璉等人建議一些重要措施要經過周密準備后在1987年初互相配合出臺，某些先行措施（如某些新稅的開征、價格的調整）則可以在1986年下半年陸續推出，并且提出了如何作準備工作的建議。

　　匯報會后，吳敬璉聽到了對于他們思路比較肯定的說法。不幸的是，在1985年全年迅速上升的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的同時，1986年1月份的工業增長急劇下降，到了2月份工業增長幾乎為零。

　　這種繼續用通貨膨脹的辦法支持高增長、冷落改革的做法，使吳敬璉不免有些灰心。他便在3月初和兩位同事到上海作調查去了。

　　直到3月17日，他們看到了《人民日報》上的一個報道，說要橫向聯合，形成統一的市場體系和四通八達的經濟網絡。于是，一行人在核實了這種動向后，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他們得知國務院領導人在3月13日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3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有兩次講話，其中講到：當前這種新舊體制膠著對峙，相互摩擦，沖突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長。因此1987年和1988年需要采取比較重大的步驟，促使新的經濟體制能夠起主導作用。

　　為此國務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簡稱“方案辦”）。吳敬璉被任命為副主任，主持方案設計工作。

　　方案辦建立以后，首先傳達討論3月份國務院領導人的兩次講話，對他提出的價、稅、財配套改革的設想作了修正和補充，接著就開始了搭框架、計算和形成文字的工作。有了前一段時間的積累，吳敬璉駕輕就熟，很快就和方案辦的同時寫出了“七五”前期以價格、稅收、財政、金融和貿易為重點的配套改革方案中的第一稿。其中價格改革“先調后放”，形成市場割據、流通阻滯，為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環境，將“分灶吃飯”體制改為“分稅制”。“分稅制”是一種以市場統一、政企分開、總量調控大權歸中央為前提，規范的稅收體制。1986年9月13日，國務院領導向鄧小平匯報了改革方案。鄧小平說，這個方案非常好，我看就這么辦。

　　對于整體協調改革論持批評的意見有好幾種，如在經濟與政治上不可行，損害既得利益有政治風險等等。

　　對于國有企業改革，1987年全國許多地方開始試點搞股份制。但是，一開始就碰到了很多問題。比如，不知道利潤怎么評價。漸漸地，關于整體協調改革的聲音已經被承包制湮沒了。吳敬璉對于改革方針的這個轉折持批評態度。但吳敬璉等整體協調改革論者仍然認為自己的主張是中國改革的康莊大道。

　　在這一次和以后多次研討經濟形勢以及論證改革措施的重要時刻，吳敬璉的思想常常不是主流，但是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甚至甘冒不韙。

　　2

　　直到9月26日，闖關停止了。“闖關”的失敗標志著這個改革階段的終結

　　1988年5、6月間，正在北京召開的經濟體制中期規劃研討會的成員也對當時正在醞釀的價格改革進行了熱烈討論。吳敬璉作了發言，他講到，加快價格改革十分必要，但要精心安排，堅定而穩妥地推進，對風險要有足夠的估計。厲以寧在會上談到防止人們提取存款的五項措施。

　　6月上旬的北戴河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闖關”決定。這個決議一公布，老百姓就沉不住氣了，瘋狂搶購商品，好幾個城市都發生了銀行擠兌。7月份的消費品價格指數上漲了19.3%，8月份商品價格上漲達到23.2%。

　　面對這種局面，中央領導召集會議，商量剎住搶購風的對策。

　　直到9月26日，闖關停止了。“闖關”的失敗標志著這個改革階段的終結。

　　在1989年思想理論界較為沉悶的日子里，吳敬璉等幾個人合計還是要研究改革問題。他們堅信改革的時機一定會來到，不能沒有思想和理論的準備。

　　討論中，他們發現中國原有的計劃經濟雖然是從蘇聯學來的，但卻和蘇聯、東歐有重大區別。他們感到中國經濟改革以來所發生的市場發育過程是值得關注的，其中也許隱含著一種新的市場制度變遷理論。1992年至1994年，由于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已經確立，迫切需要作出改革的總體設計和專項方案，于是他們分工協作，吳敬璉和周小川執筆的《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性設計》是當時進行改革藍圖設計的一篇重要文獻。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吸取了他們的基本思路。

　　而后，1994年8月的中國經濟體制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召開，請來了許多國際著名的經濟學家，使中國經濟界的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有限理性”、“不對稱信息”等概念，并開始在改革過程中加強了對現代經濟學最新發展的學習。而當年京倫會議上經濟學家們所討論的議題，如今也已經進入了政府的政策層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