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女人當男人使，把男人當畜牲使。”市場經濟有時就是一種略帶虐待狂性質的體力勞動。

　　文/何志毛

　　痛苦，常是快樂鏡子的反照。

　　作家賈平凹說過一個故事。兩陜西農民在戎裝筆挺的蔣介石畫像前扯談。一個說，日他的，人家老蔣吃飯肯定頓頓撈干面，油汪汪的辣子蓋一層。另一個說，我若做了蔣介石，全村的糞都歸我，其他人誰也不準拾。

　　撕開生存的種種噱頭和畫皮之后，在名利場上廝混的這些現代職場“農民”，難道沒有為這些“撈干面”、“牛糞馬屎”之類的東西勞神費勁、懸梁刺股的時候嗎？即使混到“蔣介石”的份上，痛苦就會減少嗎？正確的答案是：痛苦無非是換一件花衣出現。你沒痛苦嗎？別裝了！

　　身在“夾縫”，我痛苦

　　位居中游，或在不同體制下游弋的經理人的痛苦，常是左右難以逢源的概念。

　　在深圳一家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銷售部經理位置上“呆著”的小威顯然沒什么好心情。接記者電話時，突然撂下話筒，說不接受采訪了。隨后給記者發來短信：“發貨渠道出了點問題，被老板吼了一通。TMD，這就是生活。”

　　而遠在北京著名大學屬下公司的姚先生，在這個本該上班的上午，卻選擇留在家里。“我正在考慮離開。”在回答記者“什么是你工作中最痛苦的事”提問時，姚說是“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對，但是還要去做”。姚不諱言他們的公司管理的“官本位”傾向，“做事給領導看，不是對事情本身負責。”姚負責公司產品的網上推廣。此前他在一個著名的圍棋網站工作，負責運營，“十幾個人什么都得干”，類似于COO。至于下一步創業還會遭遇到什么“痛苦”，姚先生說，“該痛苦就痛苦，也沒辦法。”不過，由于推遲了創業計劃，避免了被SARS迎頭痛擊的悲劇，姚坦言“這很慶幸”。

　　某家電企業的廣東分公司經理潘先生則堅決擁護“痛苦”的存在。他所在的企業曾經因贏利良好而作為別的企業學習的榜樣，現在則是ST公司。“錢難賺了，老板下的指標卻更高了，簡直是往死里整。”他習慣性用手捋捋時有頭屑的頭。頭屑飄落在他的肩頭，他再仔細地一片一片捻起來，丟開。“這都是腦細胞啊。”“做營銷的，最需要應變。但是公司變得太多，像變色龍一樣，經銷商信不過諾言了。變就成了痛苦的根源。”

　　“要不，你們《經理人》呼吁一下吧。或者寫篇《告天下的痛苦著的營銷人》。上頭老板只管要銷售量和回款率，下面的幾十號兄弟得吃飯，家電企業的日子都差不多吧，誰比誰好過？”

　　相較而言，從奧美公關跳到INTEL(中國)有限公司擔任市場推廣經理的黃先生，對“痛苦”的理解卻另有一番滋味。“我用奧美那一套，給INTEL辦事，絕對辦不成的。”這樣“移植”的后果是什么呢？“INTEL的科學家把我看作另類，還把我劃作藝術家的一類。但藝術家已經不接受我了，認為我的思路已經不藝術了。”

　　我麻木，似乎不痛苦

　　對某些人來說，“痛苦”不是一個能夠討巧的話題。不外乎這么幾種理由。其一，承認“痛苦”意味著心理脆弱，把自己的軟肋亮給人看；第二，承認“痛苦”意味著對現狀不滿。上司和同事極有可能因此見謗。第三，人人皆有痛苦，所以，不值得小題大做。第四，睜著眼的人更痛苦，所以難得糊涂。等等。

　　一位主動通過MSN聯機記者的楊小姐，開始答應要與我痛快聊聊“痛苦話題”。但是一連10數天，她都高掛“忙碌”信號，同時給自己改了個名字“這些天一直巨忙”。楊在北京一家外資公關公司，嘉利顧問，許多外資大企業都是她們的客戶。而她恰恰是客戶服務主任。

　　與她情形相若的一位MSN企業聊友，則給自己取名“忙得就要暈過去了”。

　　哪種狀態下容易犯“麻木”？一方面，企業大環境挺安逸，自己工作能力也還過得去，沒功勞也有苦勞，沒有失業下課之憂。另一方面，做的工作挺瑣細，用四肢多過用腦。每天迎來送往一刻沒閑，但是事后別人問自己忙什么，說一句“瞎忙”真不是搪塞。

　　某大型空調公司出走的前廣告部黃部長，做“甲方”代表時，一年四季在天上飛，又要跑央視，又要各處巡視戶外廣告、渠道建設什么的，到處有廣告公司或分公司的笑臉迎合自己，很充實，“從不知道煩惱憂愁為何物，更別說痛苦”，忙得“妻子差一點跟人跑了”。后來公司轉型，來了新老板。黃部長決定自己出來干，拉了幾個昔日兄弟，到“最有新鮮魅力的市場”上海創辦了一個廣告公司，“畢竟積累這么些年，至少在業界混了個臉熟”。誰知這做“乙方”的感覺大不一樣。“埋頭忙活，各方招呼打了一大摞，銀子也使了不少，但是開張之后，幾個月竟沒有一單像樣的業務。世界變了。”黃部長臉上的失望全趕在鬢尖了，一叢叢白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錯了？”

　　而如果不是飯桌邊的一個偶然事件，在深圳一家做電子辭典市場部經理的歐陽先生絕對想象不到自己的痛苦。他很年輕，但是卻從珠海轉戰廣州，再到深圳，一路顛簸，閱歷甚豐，惟獨他自己沒感覺痛苦，“最多不過是一些辛苦。”他說。

　　但是5月份發生的一件事“改造”了歐陽。他與幾個朋友相約到深圳某酒店吃飯。舉杯端盞之間，不知服務小姐是否邪門了，連續三次走進他們餐桌旁，詢問在酒店前坪停放的本田雅閣是否他的。歐陽說：“明明沒車，還老被人揪著不放。有點故意欺負人了！”但是，向來好脾氣的他，并未怪罪服務員，只是忽然意識到“自己賺錢太少了，不跑步加油會混得更沒面子”。

　　高處不勝寒，痛苦在險峰

　　現在駕駛桑塔納或帕薩特在各種高速公路上飆車的年輕白領或金領，有多少人還記得方宏從5樓窗口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世一跳？那個肯定有著無限痛苦，但是至死不愿把痛苦說與人知的原上海大眾公司總經理，在外人看來無限風光，給中國足球引進第一個外籍教練施拉普納的職場明星，以自殺的形式結束了生命。那是1993年。縱覽很多接受采訪的高階主管的觀點，“能夠說得出來的痛苦不叫痛苦”，似乎是條真理。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建立另外一種理解，并試圖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很多職場高層人士就將在一種看似溫情、熱鬧、體面的環境下，以更冷漠的方式橫死。

　　2002年5月29日，浙江紹興輕紡科技中心有限公司發生董事長被總經理扼殺并肢解慘劇。殺人者徐建平和被害者丁遐原是情深意篤、事業上也比翼齊飛的夫妻。徐被判死刑時，有200多人包括中科院博士后、人大代表聯名上書，希望槍下留人，理由是：徐建平人才難得，為中國紡織業做出過重大貢獻，而且他毫無蓄意殺妻動機。事發當日，兩人爭吵，丁打了丈夫兩耳光，徐不忿，把丁按在床上打了幾拳，然后睡去。次日發現丁窒息而亡。

　　徐的才華和殘忍，法律和情理，是大家爭議的熱點。但是，有多少人了解經理人尤其是高級經理人的生存狀態并給予關心、理解？如果說無以言表的痛苦才是真痛苦，那么，不正是說明這個社會存在著一種可怕的集體意識：“成功者必須更加無條件忍受痛苦？”高階級給了別人仰視的依據，但是平等對話的機會愈加缺乏只能加速冷漠。看看更多的職場高層人士在遭受著什么樣的可以說得出來的痛苦：

　　杭州唯新食品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諸先生自嘆“命苦”。他三次就職“救火”，使三個業績平平的企業高速發展。然而，總是“打下天下給別人坐了”。在諸先生看來，第一家企業，老板賺錢后捂著不敢再搏，小富即安，沒有干大事的氣魄。“自己犯不著捆死”。而第二家企業，養生堂，家族文化太濃。瓜田柳下，很多事不是授權就可以解決得了的，講不了真話，“職業經理人不是混混。強調適應能力不是讓自己違心做事的理由。”至于現在這家，賺錢后老板抑制不住多元化投資的沖動。“就像一頭奶牛，它所產的奶都立馬拿走去喂貓喂狗了，不喂自己的小奶牛。以后怎么依靠這頭小奶牛繼續產奶呢”？顯然，大家想不到一塊兒，不合轍，是諸先生眼中無法妥協的“痛苦”。

　　上海博普藝術咨詢公司的合伙人陳樂先生把自己的財富目標定位成100萬。“因為100萬是道坎”。但他表示不會把35歲退休當作目標。“很多事情都很不確定，人生有很長時間，這樣強加在很短的時間上，我想肯定會痛苦”。盡管陳先生很多事似乎看得通達，常態性的加班加點，身體透支也因年輕扛得住。但是仍不免有困惑、痛苦的時候。“最大的痛苦是有時我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要物質的還是精神的”？

　　在“家電王國”順德，有“苦行僧”之稱的某大公司營銷副總裁，則在下屬勸他把未能如數染黑的幾根白發拔掉時，夸張地雙手護頭，苦笑著說：“這可都是寶貝呀。年底算賬時，我要拿給老板，一根一萬(元)。”

　　北京鼎智思維公關顧問公司總經理高先生則很有感觸地認為“不信任、不規范問題很讓人傷心，尤其在中國”。“最新的一件事是，競標勝出了，我們的人也進入客戶公司。但是突然那邊又有一個更大的‘頭’插進來，說要換公關公司。于是我們就被Cancel了。”“要多無聊有多無聊。”高先生補充一句。

　　身居北京一家做交互電視的公司市場副總的李杰先生，則把“痛苦”進行了詩意描述：“中國的邊緣化給渴望精彩的我們帶來無盡的痛苦。”至于個人痛苦，主要是“受資源限制，不能一展抱負”。李先生表示“有思想的人都是寂寞的”，“好在有好書可讀”。同時他自認很有平常心，“我其實不是很習慣做高管，更適合做一個專業人士”。當初從一家企業跳到另一家時，甚至有“從零做起”的經歷。至于不時耳聞目睹的高層人事因權力斗爭出局、婚姻不幸、失眠自閉的悲劇，李杰談了自己的感悟：“(所以)權力、財富的來臨應該是和自身承受能力匹配，不是越多越快越好。”

　　“自由”不等于不痛苦

　　如果說體制內的工作者遭遇痛苦是司空見慣，那么好不容易掙脫體制，竭力自己對自己好一點的那些個體工作者，或SOHO一族，他們是否仍被痛苦纏繞？

　　在某IT寫作網上飛揚文字的康先生，當記者問及他是否算是自由職業者時，寫下這么一串話：“也算是，也算失業者，也算董事長，也算掃地的，哈哈，不談工作，不談工作。”而康先生的履歷表明，他曾在北京某知名投資公司擔任過研究部主任。離開那個平臺之后，其他地方一時又看不上眼，只好先閑著，研究一下社會學。談到痛苦，他說：“我最近正看《黃河邊的中國》，農民最痛苦。”相反他不承認高位者更多痛苦，“我原來的老板，就是和官老爺結合，4年間就賺了第一個億元身價，從1994年到2001年，大概賺了4個億，但最近的新財富上沒他的名字，沒人會注意他。他才偷著樂呢！”

　　“地球人都知道華為淘汰制的殘酷！每年保持10%的淘汰率，所以，有時你被干掉并非因為干得差。”一個現已移民加拿大的原華為公司研發高管陳先生發出感嘆。但是顯然，他現在為自己處境尷尬而苦惱甚于從前的勞累奔忙。受SARS影響，加拿大的電信業大受影響，找一個能代表“中國華為”水平和尊嚴的位置純屬不易。而如果回國謀職，又何必當初？陳先生只好在家中網上“守望”。“奉勸那些抱怨工作辛苦的弟兄們，不被人需要才是真正的痛苦。”陳先生有些語重心長。

　　相對而言，廣州陳玲小姐的“回歸自由”則不無極端。她本來在北方一家電信公司廣州區做銷售主管，月入過萬。但是令她痛苦的是她的先生卻因此不思進取，不停地換工作，稍不如意就在家呆著，上聊天室，打游戲。陳小姐一怒之下，辭了職。也在家呆著，試圖逼丈夫“重新雄起”。“我丈夫已經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了。但是滿意的工作不是想找就可以找著的。”陳玲有些憂慮，但對自己的過激行為“絕不后悔”。

　　而深圳某軟件公司負責傳播的副經理劉欣小姐則也對“身陷自由”無奈得很。不要再坐在電腦前遭受輻射，也不再與纏不清的媒介人員廝混，也不要老是被銷售部門的人目為“真敢花錢”而心懷愧疚了，因為她意外地懷上，并且辭職回家了，“像保護動物一樣”。可是劉欣并不高興，因為“對我來說，懷孕太奢侈了。本來領導找我談了話，很快就可以扶正的”。“但是年紀不輕了，懷孕講究一個黃金階段。我不急，大人們眼睛里卻搓火呢。”劉欣說，“不爽歸不爽，調整心情才是現在最需要做的事。”至于未來，“誰知道呢？反正沒有一個位置是非你莫屬的。”

　　盡管如此，仍有很多人羨慕自由職業者。當財富方面自由了，在業內的權威地位可以挑選客戶了，就應該尋找這樣的自由，找回自己想要的生活。在TOM中國區擔任銷售總監的張彬先生說起王志綱和他的王志綱工作室，就不無向往。

　　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自由本身是有條件的。當初王志綱的“五星級碧桂園”項目被人攻擊是瞎貓撞見死耗子時，誰了解這個一向作嚴肅思考狀的王志綱的內心痛苦呢？

　　魚對水說，你看不到我的眼淚，因為我在水里。而《白蛇傳》里也曾留下相似名句：“西湖的水我的淚。”這其實就是痛苦者的攬鏡自照或自畫像，痛苦人人都有，因此常常關注自己的痛苦現狀并竭力止痛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沒有任何行人向你注目，你還擁有自己的一面鏡子，照耀自己的路。

　　結語

　　大千世界，蕓蕓眾生。往來熙熙，皆為名利。大哲學家羅素說：人生最大的痛苦有二：一是追而不得，一是得到了。

　　所以，拿破侖擁有一般人夢寐以求的一切——榮耀、權力、財富和美人……可是他卻對自己的密友說：“我這一生從來沒有過一天幸福的日子。”相反，海倫•凱勒又瞎、又聾、又啞，她卻表示：“我發現生命是那么的美好。”

　　可見，名利的追逐并非壞事。相反，某種程度上，正是對名利的追逐驅動著社會前進。作為凡塵中人，必需清醒地認識到：痛苦正是前進路上的這樣一種投資，它伴隨著希望，沉淀成價值。今天吃草，是為了明天擠出牛奶。只有吃狗肉，而后自己身上也長狗肉的家伙，這樣的痛苦才是真正步入深淵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