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策劃 郭洪

　　如果將我國的經濟版圖以區域進行劃分的話，大大小小可能有幾十個，但到目前為止形成氣候的，也就是以下幾個：東北經濟區、首都經濟區、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珠江三角洲經濟區。而從近年來的發展趨勢看，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無疑是它們當中最具規模、基礎最為雄厚、市場容量最大、投資環境最好的經濟區。即使在全球性的經濟區域中，長江三角洲經 濟區也能排在前幾名。

　　然而，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差不多整整10年的時間，盡管國家和地方的各級主管部門都意識到了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重要性，經濟界、企業界、輿論界也為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發展推波助瀾，但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建設和發展并不盡如人意。分析下來，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幾點：

　　首先，行政指令性的色彩過于濃厚，“拉郎配”的做法占據了主導地位，沒有充分調動起企業界和民間組織的積極性和參與性，忽視了“市場經濟規律”在其中應起的調節作用，最終使得構造長江三角洲經濟區未能如愿。

　　其次，構造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客觀條件還不是十分成熟，整個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足以支撐起如此巨大的經濟區域的規模，投資環境也不完善，市場容量也沒有大到能夠保證為數眾多的企業生存和發展所必備的水平。

　　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1世紀這幾年，隨著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迅猛發展，上海在我國乃至亞太地區經濟和金融中心地位逐步確立，浙江民營經濟全面壯大，江蘇鄉鎮經濟迅速崛起，再加上這一地區市場化經濟日益占據主導地位，投資環境全面完善，才終于使得構造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趨勢“水到渠成”。

　　從全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中國是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發動機”，而長江三角洲經濟區又是這部“發動機”最大的加油站之一。在今后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期，中國經濟要想保持持續快速穩定的增長，就需要越來越多的像長江三角洲經濟區這樣的“加油站”。

　　目前，外商在我國投資的地域分布出現了新的動向。與1992年投資熱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不同，新一輪投資熱已經并且將進一步集中到長江三角洲。同時，以京津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重化工業和大型國有企業集聚的地區，也將為新一輪外商投資熱潮所看好。

　　投資長三角

　　○特約撰稿 劉志菲 郭寶亮

　　東莞臺商協會副會長郭山輝在珠三角一帶做家具生意已有多年，但最近，他在上海附近設立了一個分廠，由于他的遷移，同時帶走了與其生產相配套的當地7家臺資企業，并且有連根拔起的跡象。

　　“近年來持續升溫的長三角熱，已成為海內外共同關注的焦點。這一經濟群體的崛起，更是吸引了眾多經濟人的眼光。”據記者所聞，并非郭山輝一個人持這樣的看法，目前，像他這樣“移情別戀”的外商已漸成規模。

　　崛起的長三角

　　“得長三角者得天下”，不知是誰概括出來這句話，近兩年似乎已成為外商、港臺投資商在這個地區投資的重要理由。

　　事實上，長三角地區以占全國1%的土地和6%的人口，創造了18%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01年的全國財政收入中，長三角地區更是貢獻了1/4。被稱為世界城市規劃第一人的英國彼得·霍爾爵士對此感嘆：“它簡直就是世界的工廠！”

　　“從市場、技術、人力、城市化水平等方面考慮，長江三角洲都非常具有現實競爭力。”國家經貿委的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表示。

　　他認為，這種現實競爭力來自長三角龐大的經濟巨人群：包括年國內生產總值近5000億元的“超級巨人”上海；蘇州、杭州、無錫、寧波、南京等5個年國內生產總值在1000億元以上的“巨人”，以及紹興、南通、常州、嘉興、鎮江等5個年國內生產總值在500億元以上的“小巨人”。其中，上海市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位居全國第一，而杭州、蘇州、無錫均名列前10位。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周民良先生認為，長三角新一輪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已出現一體化的特征。上海明確把“建設三角洲大都市圈”作為其基本戰略之一，著手“推進三角洲經濟的緊密化、一體化”，促進“優化城市功能和產業分工”，三角洲城市間的合作勢頭明顯增強。

　　他說，在方式上，由過去單一的橫向配套協作，逐步向整合生產要素、共同進行制度創新發展；在領域上，由過去單一的產品加工營銷，逐步向商貿、旅游、房地產等領域延伸；在機制上，由過去單一的企業自發行為，逐步向政府協調、企業推進、市場運作的方向發展。

　　截止到2002年底，江浙滬累計批準三資企業近8萬家，世界500強企業已有400多家進入長三角，其中，在上海就有184家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和中國總部。據不完全統計，這一地區合同利用外資累計近1500億美元。

　　后發優勢

　　長三角迅猛的發展勢頭，直逼曾經“一枝獨秀”的珠江三角洲。原國家經貿委經濟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趙曉博士告訴記者，過去，我國吸引外資60%來自廣東地區，而長三角僅浙江一個省，今年以來吸引外資就增長了99%。另據臺灣“經濟部”投審會統計數字顯示，2002年，臺商對大陸投資前3大地區是江蘇、廣東和浙江，按投資件數和投資金額計算，江蘇均排名第一，而廣東的臺商投資已連續11個月呈現負增長態勢，從去年8月比同期負增長11.54%，到今年6月比去年同期負增長24.6%。

　　趙曉分析，我國吸引外資正由“一枝獨秀”演變成“雙城記”，但長三角更具有后發優勢。可以說，長三角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發展起來的。

　　對此，華東師范大學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沈玉芳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珠三角是由外資推動的，得益于改革開放獨領先機，起步較早，那時的外來投資主要以組裝生產線和加工為主，產業層次比較低。

　　比起珠三角單一的發展模式，長三角起步顯然略勝一籌。長三角區域中有兩種模式赫赫有名：“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歷經了市場經濟的考驗，已在當地形成一定產業規模，產業體系也較完善，很具競爭力。“當一切都初具規模后，只要一有外資注入，資本的推動力量是很大的，就像一個人用雙腳走路和跳上汽車的結果肯定不一樣”。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本推動型就要向技術推動型轉變，而長三角的人才優勢和技術優勢這時恰好表現出來。另外，長三角土地規模和人口規模上是珠三角的兩倍，從城市化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來看，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有10個位于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該地區也占了一半。

　　所以，趙曉告訴記者，企業界目前流行這樣一句話：“就國內市場來講，要把規模做大，就一定要在長三角地區設分廠。如果規模不夠大，還是呆在珠三角地區”。

　　長三角的新動力

　　面對長江三角洲呼聲日高的區域經濟合作大趨勢，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曾在一次會議上指出，要以全球化的視野制定區域發展戰略。他說：“當前研究區域經濟，必須注意到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這兩個情況，否則就不可能準確定位”。

　　對此，原國家經貿委一位官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外開放的水平將上升到一個新高度，區域經濟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要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中立足，每個國家首先要實現國內的一體化，至少是主要區域的一體化。這就要求長三角地區建立起更加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把區域合作上升到產業協同調整的高度，才有可能實現區域分工與競爭的平衡，形成產業一體化發展的新局面。

　　趙曉告訴記者，目前，各城市都在有意識地發力打破“諸侯經濟”，從全球化的角度來考慮經濟發展戰略，長三角正在形成一個都市圈。這在江蘇省表現得特別明顯，過去，江蘇靠發展小城鎮來解決工業化，后來發現，建小城鎮太不合算，所以干脆整個都市圈的設置和城市定位都考慮來配合上海。于是，在1999年到2001年間，有1.5萬個村莊和幾百個鎮從江蘇省的版圖上消失——傳統意義上的村民已不復存在，農民變成市民，農村、小城鎮變為大都市的近郊區——這一點從滬寧高速公路沿線交替出現的城市——工業區——城市路牌即可找到感性的認識。

　　據沈玉芳教授介紹，長三角各個城市現已基本完成了各自的市場體系建設。江蘇、浙江發展出一批規模大、輻射廣的輕紡產品和小商品專業市場。上海已初步構筑了資本市場、資金拆借市場、期貨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等各類生產資料市場與消費品市場。一種新型的產業鏈正在長三角形成。

　　另外還有兩個來自外部的推動力：第一個既看得見，也摸得著。最近開工建設的洋山深水港工程，可視為長三角基礎設施建設的突破性進展，這將使上海乃至整個長三角有可能成為東北亞的國際航運中心。有了這個良好的基礎，其他各方面的一體化進程都可漸次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

　　第二個看得見，但一時還摸不到，那就是正在申辦的上海世博會。據一項保守的預測，上海世博會至少將吸引5000萬游客，而其中近35%將順道去周邊城市一游。世博會帶來的旅游人流將把長三角經濟串聯起來。在此基礎上，再通過一系列的局部多贏合作，推動長三角從淺層次合作進入深度合作。

　　戰略性布局全方位投資

　　外商投資新動向

　　針對跨國公司根據其全球戰略的需要，結合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背景下的新戰略、新政策，以及自己在華投資的經驗和教訓，紛紛調整在華發展戰略，積極參與在華投資競爭與合作的新動向，記者日前采訪了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

　　王志樂認為，跨國公司開始在華新一輪投資熱是其投資力度強化的重要表現。這主要歸因于加入世貿組織為我國吸收外資創造了良好的體制和政策環境，從而大大降低了外資進入我國的交易成本和體制風險，促使跨國公司在我國開始了戰略性布局和全方位投資擴張戰略。

　　以東莞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和以昆山為代表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吸引了大量臺商投資。此外，在我國入世前后，以本田、豐田等日本汽車行業的巨頭為先鋒，索尼等信息家電企業緊跟其后，開始實施“中國市場戰略”；在華東地區，日本跨國公司的市場開拓、生產基地的轉移、跨國采購等戰略已經正式啟動。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也紛紛擴大在華投資和經營規模，如摩托羅拉、通用電氣、西門子、韓國三星等跨國公司，都是新一輪在華投資熱的主要推動力量。投資項目系統化，是指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領域的新調整。王志樂分析，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發展到今天，已不僅僅是著眼于單個項目的投資，而是進行全方位的系統化投資，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入世前后進行了相當深刻和廣泛的投資領域的調整：在投資性控股公司或地區總部的統一管理與協調下，著眼于在我國市場的整體投資和戰略投資，既投資于上中下游的最終產品，也投資基本原材料和相關的零部件；既投資于生產性項目，也投資于銷售、融資、保險、咨詢、運輸等相關項目，操縱和影響著一大批協作配套廠家，產業的輻射性控制功能明顯增強。這無疑有利于分散現有市場飽和或競爭加劇帶來的風險，大大增強跨國公司在華的整體競爭力。調整的具體表現有三：一是繼續投資制造業，使我國成為生產制造基地和零部件采購中心；二是加速投資研究與開發，使我國成為地區研發中心或全球研發基地；三是投資生產服務業，使我國成為地區管理營運中心。在近年新增投資中，投向服務業的比重逐漸增加，銀行、保險、證券、電信、商貿、旅游、運輸以及各種專業服務，將成為外商投資的新亮點。

　　目前，跨國公司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集中于以香港為龍頭的珠江三角洲及閩南地區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中西部地區跨國公司項目不多。入世后，東南沿海地區具有優越的區位優勢、比較完備的基礎設施和先行改革開放的體制優勢，仍受到外資的青睞。

　　同時，在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下，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加強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投資環境將有較大改善。加之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有些投資領域的外資準入條件比東部地區更為寬松，政策也更為優惠，可以預料，今后中西部地區吸收外資將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在全國利用外資總量中的比重會逐步有所提高。

　　關于跨國公司投資方式的調整，王志樂分析，為適應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我國將探索采取并購、風險投資、投資基金等方式吸引外資。在這一形勢下，近兩年跨國公司對華投資方式有了新突破，出現了投資方式多樣化的新態勢，具體表現為：從新建投資到并購投資，從合資到獨資或合資控股，以及從單個項目到產業鏈投資。

　　投資管理體制一體化也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新特點。據王志樂介紹，經過一二十年的努力，一些跨國公司已經在我國建立了十幾家乃至幾十家企業，但是各企業間缺乏協調。不少跨國公司在我國的各個機構或企業沒有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企業管理體制面臨進一步調整。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更加開放的新形勢，特別是我國政府近年來采取鼓勵跨國公司把地區總部和營運中心遷入中國的措施，則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在華經營管理體制提供了契機。因此，在我國入世前后，不少跨國公司對其在華管理結構進行了調整。這些調整涉及到建立和加強中國地區總部，建立和加強在華運營中心，如投資中心、制造中心、物流中心、研究開發中心、培訓中心、售后服務中心、財務中心、結算中心、媒體公關部、政府事務部等或是跨國公司母公司業務部門在我國建立的分支機構。

　　此外，由于入世后我國將在3-5年內開放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也將獲準在我國開展業務，跨國公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將獲準從事非銀行金融業務，這些條件為跨國公司整合在華各投資企業，實現一體化管理創造了條件。因此，加入世貿組織前后，跨國公司開始調整中國戰略，它們迫切要求在中國進行大的整合，把分散的各個制造企業聯合形成集團參與競爭。有的公司加快了內部股份的轉讓，把各個相關企業的股份轉讓和集中到中國總公司；有的公司對下屬企業按照地域和行業重新調整，實施關停并轉。

　　基于以上分析，王志樂最后強調，我們應結合跨國公司投資的新動向和新特點，系統改善投資環境，提升引資競爭力。實踐證明，外國跨國公司的大批涌入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營銷，而且打破了國內某些領域原有的壟斷和低效率市場格局，帶來了競爭活力，是推動本國、本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要抓住當前的大好時機，更加積極、合理、有效地開展招商引資活動，營造理想的引資環境。

　　附：我國三大經濟圈指標：工業及物價

　　●4月當月上海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2.1%，比全國平均水平高7.2個百分點，在圈內各省市中勇拔頭籌，天津以21%的增速位居第二，除北京外，其余省市差別較小，工業增加值增速均超過18%，顯示出三大經濟圈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

　　●由于北京、天津、河北均屬于SARS重災區，4月份大首都經濟圈工業增加值絕對數比3月份有所下降，而其余兩大經濟圈均保持環比上升趨勢，大首都經濟圈4月份工業增加值比3月下降2.1億元，而長三角三省市4月工業增加值比3月增加了26.3億元，珠三角增加了22億元。

　　●北京3、4月份工業增加值增速下滑趨勢非常明顯，需要引起注意。3月份北京工業增加值增速比2月份大幅下降4.2個百分點，4月份又比3月份下滑3.3個百分點，當月增速比全國平均水平低4.7個百分點，受SARS沖擊非常明顯。

　　●非典導致大首都經濟圈省市物價有一定程度上漲。河北省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到102.9%，在各省市中居于第一；北京市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1.1%，漲幅比上月的0.6%高0.5個百分點;而長三角和珠三角各省市物價漲幅普遍較小，除浙江省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4個百分點外，其余省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附：我國三大經濟圈指標：外貿進出口

　　●廣東省出口受非典沖擊非常明顯,全省及主要出口城市1-4月出口增速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由于長江三角洲地區受到非典影響較小,今年以來外貿出口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其中上海前4月出口增速高達44.4%,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1個百分點,居于各省市首位,浙江、江蘇出口增速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廣東省主要出口城市今年以來環比出口增速有逐步放慢趨勢,出口對工業增長的拉動有所減弱,如廣州3月份出口總額比2月份增加1.7億美元,但4月份出口額卻比3月份減少4億美元,下滑幅度為15.9%。廣州市1-4月累計出口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為24.2%,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4個百分點；深圳3月份環比出口增速為11.3%,但4月份下降為6%；珠海4月份出口總額也出現環比下降。

　　●今年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省市進口增速異常迅猛,如浙江前4月進口增速同比高達88.5%,1-3月進口增速均超過100%,居于各省市進口增速之首,江蘇省前4月以75.9%的進口增速緊隨浙江之后,而廣東、北京的進口增速分別為32.4%和40.7%,明顯低于長江三角洲3省市。

　　其它重要數據

　　●天津市4月份外貿出口繼續保持增勢,當月出口11.87億美元,同比增長31.9%。“三資”企業仍是天津市外貿出口的主導力量,當月完成出口9.42億美元,比去年同月增長40%,占全市外貿出口的比重達79.4%,1-4月全市累計完成外貿出口44.44億美元,增長39.5%。

　　●4月份浙江全省出口33.4億美元,進口16.6億美元,分別比去年同月增長38.9%和52.0%。1-4月累計出口114.1億美元,進口63.0億美元,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38.2%和88.5%。江蘇省1-4月出口154億美元,同比增長42.9%。上海1-4月出口137.5億美元,同比增長44.4%。

　　●廣東省1-4月累計出口424.23億美元,同比增長28.7%,增幅同比提高10.5個百分點,累計進口386.77億美元,增長32.4%,深圳市4月份一般貿易出口額達到6.26億美元,占當月全市出口總額的13.57%,比去年全年月均出口4.64億美元增加了1.62億美元,并創下單月出口歷史新高。廣州市1-4月累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出口產品產值258.3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7.2%,低于全市工業生產平均增幅2.3個百分點。

　　目前,上海所有金融機構的存貸差遠遠超過1500億元。以工農中建等4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有60%的存款余額推算,它們可能有900億元的資金不能轉化為產業資本。但與這種巨額資金放空的情況相反,長三角很多城市卻急需金融支持,如浙江省嘉興市2002年經濟再次高速增長,但當地銀行能夠提供的貸款額度,在跨區域金融服務方面卻比1997年下降了約70%。在這種狀況下,長三角這些城市要保持快速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對現有的金融市場進行重新整合。

　　產業資本+金融資本

　　15城市共同打造長三角新經濟格局

　　○特約撰稿史萬森高遠

　　給兩小時車程區域內的企業操作異地貸款,這是深圳發展銀行給下轄近20家分行定下來的原則。由于以工農中建為主的其它國有商業銀行不能從事異地貸款業務,深發展等中小股份制銀行因此而游刃有余。不過,深發展的這種優勢,可能很快就不會成為獨家所有了。

　　現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正在聯手進行的長三角金融聯動課題,就是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打破工農中建等大銀行不能跨區域提供金融服務的樊籬提供決策建議。6月底,這份由上海、江蘇和浙江3省市15個城市參與的調研將形成正式的報告,提交給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決策。

　　按照專家們的理解,允許工農中建等大銀行在長三角跨區域提供金融服務,還只是一種低層面上的運作范疇,更高層次的目的是希望就此為上海金融中心輻射全國提供一個成功的范本。

　　長三角決意率先破題

　　相比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對工農中建等4大國有商業銀行造成沖擊最大的是外資銀行。外資銀行以客戶業務范圍為基礎,按照經濟區域劃分選擇客戶的經營策略,將服務客戶的范圍從中心城市輻射周邊甚至擴展到廣袤的內地,對行政區域劃分色彩分明的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格局形成了沖擊和挑戰。

　　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周路就此指出,長三角地區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一直在關注和探索跨區域金融服務的模式,思考如何建立區域性金融服務框架,但目前面臨的一些亟待協調解決的問題不是商業銀行自身能夠解決的。

　　顯然,金融業沖破地區行政分

　　形成聯動發展的格局需要高層來推動。長三角金融合作框架研究課題組副組長、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欣欣說:“我們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積極推動長三角金融合作,需要政策體制突破的,就積極向央行或地方政府反映。”不久前,來自上海以及浙江和江蘇的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舟山、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等15個城市的人民銀行下轄銀行的官員聚集上海,共同研討長三角的金融合作途徑。會議對長三角金融合作課題制定了框架,確立了長三角金融合作的3個視角:建設金融基礎設施平臺，促進金融聯動與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建立長三角城市金融合作網；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為核心,深化長三角金融合作。現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下轄各級銀行的上百名人員正在各地圍繞上述3個框架進行調研。

　　王欣欣說,未來的長三角金融合作重點是建設3個“流”——信息流、資金流和人才流。所謂信息流,是在江浙滬3個行政區域實現經濟和金融信息資源的共享；所謂的資金流,即利用建在上海的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保險市場、商品期貨市場為長三角經濟發展服務；所謂人才流,是在長三角地區形成銀行家、高級專業人員市場以及培訓市場。按照王欣欣的預測,長三角最先有望形成金融聯動的就是信息流,如在企業誠信、經濟和金融發展數據方面的共享。

　　最為艱難的一步

　　目前,長三角地區的城市群已成為公認的世界第6大都市圈,前5大分別是紐約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北美5大湖城市圈、倫敦城市圈和東京城市圈。數據顯示,目前長三角以占全國總量2%的土地面積集聚了全國10%的人口,創造了占總量達22%的GDP產值,貢獻了占總量達25%的財政收入。

　　都市圈對經濟的整合效應,已經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對中國經濟發揮出來的巨大貢獻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在中國打造包括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灣甚至更多的大都市圈,已經成為經濟界的共識。王欣欣說:“既然區域經濟在中國未來經濟中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金融理應在此形勢下加速實現區域聯動”。

　　不過,領先的珠三角都市圈對長三角等后續都市圈建設需要的金融聯動并不具有多大的借鑒價值。因為珠三角都市圈中的城市金融,都歸屬于中國人民銀行廣東分行統一管轄,各城市中的商業銀行也是在同一省級分行的領導之下,從而使得聯動整合的難度不大。而長三角的情況明顯要比珠三角復雜得多,江浙滬三省市就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兩家管轄,而3省市中的商業銀行又由3省市的分行領導。

　　資料顯示,1998年11月1日掛牌的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負責監管上海、浙江和福建一市二省金融機構的業務活動,下設20個中心支行和123個縣級支行；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于1998年12月成立,轄區包括江蘇、安徽兩省,下設一個分行營業管理部、1家省會城市中心支行、27家地(市)級中心支行和123個縣(市)支行。

　　因此,一旦金融體制等各方面在長三角的金融聯動中取得成功模式,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向其它都市圈推廣。難怪王欣欣說在長三角實施金融聯動是最為艱難的一步。

　　按照長三角金融合作框架研究課題組的設想,長三角金融聯動需要4個層面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的合作，金融監管部門的跨地區合作，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各類金融機構之間縱向與橫向的金融創新、金融產品研發與大力拓展中間業務等方面的合作。因此,專家們建議,人民銀行和商業銀行按省市劃分的標準已經落伍,可以參照外資銀行通過大區布點的方式,重新調整和整合現有的資源。調整可分兩方面進行,一是嚴格按照區域經濟合作的要求來配置銀行的服務資源,二是建立起引導資源流動的區域性的銀行經營管理架構。

　　據透露,有關動議最初是上海市政協去年受市政府委托所做的“長三角經濟合作課題研究”的一部分,隨后迅速升格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今年的年度重點課題。上海分行將這一課題向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匯報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相當重視,并將其列為重點調研課題項目。

　　力爭盡快輸出金融服務

　　江浙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對金融服務產生的強大需求,僅僅只是長三角金融聯動框架研究產生的一大背景。利用長三角加快區域金融發展的時機,配合上海加快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背景。

　　“實現區域資源的整合,將幫助國有銀行把龐大的網點優勢變為更強大的競爭武器,使金融服務真正滿足市場經濟的需求,這是建設上海金融中心的關鍵所在。”接著周路的思路,王欣欣進一步指出:“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國家戰略,如果就上海一個地區來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很不現實”。

　　王欣欣對國際金融中心紐約進行過認真的考察和研究。他認為華爾街實質上起到的是把國際資本輸送到美國各個行業的“管道”作用,中國也應該形成并具有這樣的“管道”,以在金融全球化的時代掌握對國際金融資源的控制權和主導權。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問題上,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證券研究所所長楊朝軍也認為,上海是背靠龐大經濟腹地的樞紐性的“倫敦型”。

　　王欣欣認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不是上海要做什么,而是上海能為全國提供什么。未來中國建設需要的資源應由國內市場到國際市場,由直接利用外資到通過‘管道’來吸引外資。”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主任華民同樣認為,到目前為止,國外資本多采用FDI(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更多的金融流量將直接涌入中國,而上海正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幾個能接納大規模金融流量的大城市之一。

　　按照一般規律,一個地區的GDP總額應與其存貸款總量旗鼓相當,但這個規律在上海卻沒有得到體現。2002年,上海的GDP總額約5500億元,而存貸款額均超過了1萬億元。其中,相當部分的資金來自江浙,又流向了江浙。既然江浙一方有項目優勢而缺乏上規模的資金,而上海作為全國大銀行云集的另一方又是資金充盈,長三角的金融聯動,無疑就是黃金組合。

　　不言而喻,隨著上海資金集聚與輻射效應進一步顯現,與上海成為黃金搭檔的就自然不僅僅是江浙兩地了。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陸紅軍說,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分3個階段來努力,首先就是要從現在起到2005年鞏固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第二是用20年到30年時間逐步建成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第三是在完成第一、第二階段目標的同時成為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向全國輸出金融服務,目前已經不僅僅是理論層面上的探討了。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吉曉輝3月27日在由94家中外金融機構參加的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第10次會員大會上說,加快邁向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目標的上海,在大力發展以金融業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的同時,要更好地融入全國、服務全國,不僅要繼續擴大產品服務、商品流通服務,還要為全國各地提供金融服務。

　　在專家們看來,吉曉輝的上述講話,表明上海已經準備努力向全國輸出金融服務,以迅速增強上海金融中心服務全國的功能。而上海能夠在多大層面上滿足全國的金融需求,第一步突破是否成功自然相當的重要。對上海來說,選點長三角,可謂是擁有了天時、地利、人和。

　　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凸現

　　2002年以來,形成了比較健全的全國性金融市場體系,并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由證券、外匯、貨幣、期貨、黃金、鉆石市場構成的比較健全的全國性金融市場體系已在上海形成,并顯示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尤其是2002年貨幣、黃金、期貨市場發展取得了重大進展。

　　作為最早在上海建立的全國性金融市場之一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和全國性銀行間拆借中心,經過幾年的發展,已初步具備了現代化金融市場的特征。中心成功開發運行了以電子網絡為載體的銀行間外匯交易、信用拆借、債券回購、現券買賣、外匯清算和信息服務6大應用網絡系統,并不斷提升其功能,發揮市場資源配置作用,特別是去年隨著市場成員的不斷增加,人民幣同業拆借系統和外匯交易系統均連創新高。2002年，人民幣總成交量突破10萬億元大關。

　　去年10月30日正式開業的上海黃金交易所,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突破性成果,也是上海金融市場體系完善的一個標志。上海金交所開業一個多月來,黃金交易量穩步增加,至2002年12月31日,總交易量已突破2萬公斤；市場黃金價格初步形成,并與國際金價基本接軌,通過市場配置黃金資源的作用開始顯現。交易所倉儲、清算系統運行平穩。

　　沉寂多年的上海期貨市場2002年也煥發出活力。上海期貨交易所去年1至11月的成交金額已超過1.4萬億元,并實現了兩個突破:一是去年10月份成交金額1433.05億元,首次占全國期貨市場份額的50.3%；二是實現了現有上市的全部品種同時活躍的新局面。上海期交所日前已被國際銅行業認可為國際定價中心之一；橡膠期貨的成交價也逐漸成為生產、消費和流通的重要指導價格,其價格已引起世界最大的3個橡膠生產國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關注,和過去橡膠定價中心日本工業品交易所形成互為參照的態勢。

　　2002年股票市場低迷,成交量受到影響,但上海證券市場規模繼續迅速擴大,市場運作體系不斷完善。從市值看,上證所在全世界200多家交易所中名列第13,在亞洲地區僅次于東京、香港交易所；目前,上證所投資者累計開戶總數超過3500萬戶,機構投資者得到較快發展,超過17萬戶。與此同時,借鑒發達證券市場的發展經驗,上證所建成了一套功能齊全、技術先進的市場運作系統。經過4次重要的技術升級之后,上證所交易容量峰值已達到每秒8000筆,日處理容量委托2900萬筆,成交6000萬筆,各項指標均居世界前列。

　　2002年,上海鉆石交易所也步入良性運行狀態。交易規模明顯增大。截至去年10月底,上海鉆石交易所的鉆石交易總額已達到1.15億美元,實現稅收4300萬人民幣。

　　參加視察的政協委員們對上海這些金融要素市場的健康發展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們認為,證券、外匯、貨幣、期貨、黃金、鉆石等交易市場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核心。隨著這些全國性金融市場的發展,上海金融市場的規模實力、技術水平、集聚能力和輻射功能正日益增強,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他們同時希望今后還要加大發展力度和步伐。

　　上海邁向國際金融中心進入關鍵時期

　　上海市常務副市長蔣以任在近日開幕的“新世紀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高層研討會”上指出，上海已進入從中國內地金融中心邁向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時期。

　　蔣以任說，經過10年的建設，上海金融業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為上海確立內地金融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礎。金融業目前已成為上海的支柱產業，上海“一、二、三”產業的比重2000年已達1.8∶48∶50.2，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其中，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已由“八五”期末的10%升至2000年的15.2%。

　　蔣以任表示，上海的金融市場已形成多元化、體系化格局，上海已是中國內地最大的證券、保險和外匯交易市場，目前，由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保險市場、商品期貨市場等組成的全國性金融市場體系已在上海基本建成。他說，上海的金融開放居中國之首，到目前為止，上海外資金融機構的存款、貸款、總資產占全國的比重均超過5成，世界前50位的大銀行中有20多家在上海設立了分支機構。在滬外資證券代表處有42家，外資保險公司14家，占全國總數的比重也都超過了半數。

　　蔣以任指出，上海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后，下一步將繼續向建成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目標邁進。今后一個時期是上海從內地金融中心邁向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時期，必須牢牢抓住加入世貿組織5年內上海金融率先開放的先發效應，進一步強化其內地金融中心地位，不斷推進上海金融發展的國際化進程。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則表示，根據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我們需要一個以中國的實體經濟為支撐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上海具備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利條件，目前的重點在于制度創新。吳曉靈認為，上海具備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利條件，也已具備全國性金融中心的現實條件，為其向國際金融中心過渡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另外，上海還具有地緣與歷史優勢、經濟優勢、體制優勢及金融基礎設施優勢。

　　吳曉靈指出，目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點應該放在解決體制難點和創造良好的環境上，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必須立足于制度創新。首先，要大力推動金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進程，包括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適度提高匯率彈性、推動資本賬戶可兌換。這些問題不解決，市場就無法真正發育，國際資金資源的流動就無法暢通，也很難形成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其次，要促進基礎設施與國際的接軌，包括中介機構的數量和服務水平、監管水平、法律環境、信用環境及人力資源管理各方面的接軌。

　　據調查，由于競爭手段單一，目前"長三角"出現了嚴重的產業重構現象。在相距不遠的15個城市中，有11個城市選擇汽車零配件制造業，有8個城市選擇石化業，12個城市選擇通信產業。目前"長三角"地區一些跨行政區域的企業依舊受到諸如行政收費等方面的制約，位于區域交界地區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仍處在互相分割的狀態。

　　資源共享長三角還需拆除區域藩籬

　　○特約撰稿合群郭玉

　　長江三角洲，全世界的目光正在向這里聚焦——

　　上海：規模經濟張力充沛，全球范圍內資源配置能力越來越強；

　　江蘇：鄉鎮企業脫胎換骨再現活力，外資引進如火如荼；

　　浙江：私營經濟興旺發達，制造業傲視世界市場。

　　“上海為龍頭，蘇浙為兩翼。”長江三角洲以全國2.2%的陸地面積、10.4%的人口，創造了全國22.1%的國內生產總值、24.5%的財政收入、28.5%的進出口總額。這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科技、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許多有識之士認為，長三角不僅已經或者即將成為中國經濟巨輪的領航者，而且極有可能成為世界經濟下一輪復蘇的“發動機”。

　　如何讓長三角保持高歌猛進的態勢？長三角在發展中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記者就諸如此類的問題采訪了該地區的許多政府高層領導和企業界人士。　

　　交界地區的水、電、路互相分割

　　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滬、蘇、浙3省市，地域相連，文化相近，經濟相融，人緣相親，相互聯系十分密切。然而，在這些自然形成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親善的背后，卻是一條條無形的行政區劃線，涇渭分明。

　　一位民營企業的老板向記者講了這樣一樁事：在江蘇免檢的產品到了外省市還要再檢，甚至在同一個省內，這個城市的免檢商品進入其他城市還要再從上到下“跑一趟”。這實在讓許多企業吃不消，“時間成本、入市成本太大了”。長三角雖然經濟總量很大，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中心。按照國際標準，稱得上國際經濟中心的城市，其GDP必須占全國15%左右。如此計算，行政區劃意義上的上海市遠遠達不到國際經濟中心的要求。據有關專家測算，如果按照現行的行政區劃，上海市的GDP要達到15%的比例至少還需要40年；但是，如果把江、浙、滬的15個城市作為一個城市群，目前整個長三角已經創造出占全國22.1%的國內生產總值。因此，上海要確立國際經濟中心的地位，離不開江浙這兩個重要組成部分。

　　嘉興市市長陳德榮對記者說：“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上海處于中國東部地帶和黃金水道的盡頭，有江浙兩地為依托，長三角已被公認為是全球第6大都市區和最有活力的地區之一。目前長三角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了總量比重上的要求，但長三角在區域一體化方面還存在諸多的問題，經濟一體化未形成。特別是由于行政區域的限制，生產要素還不能自由流動，各城市之間經濟要素間的流動受到嚴重阻礙”。

　　讓“漢界楚河”淡出長三角

　　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一體化，從而形成長江三角洲新的區域優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講，可以為實施分區域基本實現現代化戰略打造‘試驗田’，可以構筑我國經濟騰飛所需的世界級大都市帶，還可以為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培養‘重量級選手’。如果沒有合理規劃，使各地間形成優勢互補，長三角經濟帶很容易造成地區產業過于雷同，最終會浪費長三角地區黃金般的資源。應該讓‘漢界楚河’淡出長三角，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則說：“建設沿江工業走廊，揚長江之長、補隔江之短，是發展的一個大題目。建設滬寧高速鐵路或磁懸浮，在上海和南京之間形成城市間的快速通道，可以進一步加強長三角其它地區與上海‘前店后廠’的合作關系，提升南京、杭州等城市的城市競爭力”。

　　鎮江市市長史和平說：“目前，包括上海、蘇南和浙江東北15個主要城市在內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雖然只有不到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卻集中了近半數的全國經濟發達縣，聚集著近百個工業產值超過100億元的產業園區，還有數千家巨人型企業。超大型的長三角城市群正日益引起世界的關注。我想，城市之間要打破區域界限，包括環境在內的基礎設施應該實行共享，產業之間應該形成一個互補的配套鏈”。

　　浙江廣廈控股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樓忠福說，長三角區域經濟要更快發展，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政府要做好服務工作。隨著經濟發展速度越來越快，資金的流通、人員的流通、項目的流通、各種生產要素的流通，必然會更加頻繁。其中，相當一大部分都發生在不同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間。如何讓這些要素能夠更加順暢地流通起來，這是一大題目。

　　整體協調長三角經濟發展記者采訪了著名民營企業家、全國政協委員陳守義，他說，應該在“市場之手”推動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政府之手”，組織一個協調機構來整體協調長三角區域的經濟發展。

　　寧波市市長金德水說，寧波市現在的發展戰略就是全方位和上海經濟對接。寧波市在交通、產業、能源、旅游等方面都與上海有著相當強的互補關系。寧波通過跨海大橋和上海進行陸上對接，通過上海到寧波的短途航班進行空中對接；在產業對接上主要采用錯位發展的戰略，利用上海的技術優勢，打造寧波的8大先進制造業基地。寧波的發展目標是成為華東地區重要口岸，扮演長三角南翼經濟中心的角色。長三角的整體發展應該有個規劃。長三角還不像“珠三角”——“珠三角”在廣東省境內，協調起來比較方便；長三角就涉及到跨省協調問題。

　　習近平表示，主動接軌上海，加強上海與滬蘇兩地的合作與交流，這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諸多方面的內容。3省市應該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分工、旅游資源的開發和市場的拓展、環境保護以及科技、信息、教育、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地進行雙向對接，加強交流，推進合作，共同發展。

　　浙江省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方面表現出更為迫切的要求。目前，浙江省已提出從7個方面進一步加強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一些初步設想：

　　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共同參與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洋山深水港區建設，加快建設功能完善、高效暢通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在信息化建設領域，以電子政務和企業信用信息資源共享為重點和切入點，共同開發建設綜合性或專門的共同信息交換平臺；在產業分工領域，充分發揮浙江省民營經濟發達和制造業的優勢，積極呼應上海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市功能的升級，承接上海產業的輻射和轉移；在農業領域，把浙江省豐富的山海資源和發展效益農業的優越條件，與上海發達的城郊型、都市型農業基礎和強大的市場需求有機結合起來，聯手發展生態農業和優質高效農業；在科技教育領域，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推進人才交流、人員培訓、聯合辦學，通過高校合作和網上技術市場等渠道，開展技術聯合攻關；在旅游開發領域，以上海2010年“世博會”為契機，完善旅游合作協調機制，加快制定旅游合作規劃，加大旅游市場拓展、項目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共同構建滬蘇浙旅游經濟圈；在環境保護領域，加強太湖流域、黃浦江源頭地區及沿江、沿海等區域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工作，聯合開發利用區域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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