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改變弱勢群體的生存環境、生活狀態是新一界政府特別關注的問題，無論是總書記深入基層，還是總理下到煤礦深井、到醫院看病人等，都體現新政府對弱勢民眾的關懷與注重。但是如何幫助弱勢群體走出困境，如何改善他們生存狀況，不僅在于分配他們多少財富，增加多少援助，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強他們的生存能力或人力資本，特別是如何不要讓弱勢群 體代代相傳下去，即如何保證他們的子女受到最基本的現代教育。

　　最近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刊登了"屈辱換回上學機會"、"從那天起，我離1300公里"等一組關于城市打工者的子女上學如何困難之文章，讀后真的讓人潸然淚下。是的，在我腦海里，不僅聽到那個逼迫離開北京到鄉下去上學9歲的女孩離開北京時不停地哭喊聲，也浮現出了那個為了孩子上學而受盡凌辱踏過"公立小學"校門80多次外來女打工者當場大哭的場面------人只要是有血有肉，這樣一幕幕的場景怎么能讓人無動于衷呢？

　　是的，我們的農民、這些從外地來到城市的打工者，為了一點生計，離開了自己的土地，來到了陌生的城市。他們干著城里人不愿干的臟、累、差、險、收入低的工作。在城市里，他們除了工作一無所有；他們遭到城里人的白眼、羞辱、剝削，被淪為二等的公民。但是，對于這一切，有多少人不是視而不見呢？更為甚者，不僅這些弱勢的農民不能夠從其貧困中走出，他們的子女由于父母戶口關系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體系之外。想到此，不知道我們社會公正到哪里去了呢？

　　現在的北京，已是春暖開花的季節。自然呈現一片生的沖動，小草、綠葉、繁花-----到處是生機盎然。但是，每當你去菜市場買東西時，看到那些買菜民工的臉，你心中未免會感到十分凄然。冰天雪地的嚴冬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寒冬對他們的傷害(即凍傷)卻深深地烙在他們的臉上難以揮之而去。天真爛漫的孩子在市場里追逐著，但他們卻被排除在城市教育體系之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有50多年了，盡管在立國的開始幾年里，農民享受過前所未有的大翻身的感覺。但是，好景不長。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大趕超戰略下，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把巨大的農村財富抽到城市工業化，而工業化的成果只能讓城市里的人來享用。同時又通過戶籍制度強化社會身份等級制，在各個方面把農民與城市居民隔離開來，讓全國的農民一直處于二等公民的處境上。

　　即使是改革開放之后，盡管廣大的農民在初期也分享了一點改革開放的喜悅，但是以往那一系列對農民歧視、剝削、隔離的政策卻一直在延伸，一直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壓迫著廣大的農民。試想，廣大農民為什么會比城市里的人貧窮？為什么他們好幾代都會成為中國社會最為底層的弱者？是因為他們的天賦不好、能力不足、工作不努力嗎？其實這些都不是，最根本就是他們一直承擔著整個國家與社會之重負，承受著政府政策使然讓他們無法走出那貧困的山村。最近有媒體報道，說農民為什么不需要城市戶口，當然，如何不培養他們在城市生活的能力，他們如何敢貿然而為。

　　事實上，政府好的政策可以讓廣大的農民迅速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如淮河蓄洪區安徽霍邱縣馮井鎮的農民在北京中關村迅速發展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而不好的政策則讓廣大的農民永世不能擺脫自己那種積弱之狀態。其實，這僅是過去與現在所發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面對未來，要面對著弱勢民眾未來能夠走出困境之路。也就是說，如果不改變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教育制度及人們對農村教育之觀念，那么國內的弱勢群體還要代代相傳下去了！

　　因為，接受現代教育不僅是每一個公民的最基本權利，也是每一個公民迅速成長、有效提升自身與家庭、獲得人力資本投資最便利的方式。在現代社會里，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是社會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因素，也是家庭和個人投資收益率最高的地方。正是通過家庭與個人生活條件的提升，使得現代教育也成了縮小社會差距、改善社會結構的有效方式，特別是下層民眾希望于教育，為他們的孩子提供和創造向上流動的條件和機會，從而來改變自身的弱勢狀況、縮小國民的貧富差距。

　　改革開放20多年來，盡管中國的教育體制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精英教育的觀念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從《教育法》來看，九年制義務教育是每一個公民所獲得的最基本權利，但實際上受教育管理體制、財政體制、戶籍制度及其他政府管制的限制，以致不少弱勢群體應該分享的九年制義務教育或是徒有虛名或是扭曲。

　　我們先來看農村的義務教育，幾十年來中國實行的基本上是精英教育而不是平民化教育。即國家把十分稀缺的教育資源用于少數發達的地區，用于以戶藉隔離開的城市及少數精英學校。如千方百計地投入大量資金創造世界一流大學，而廣大的農村的基本義務教育投入則十分稀少。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由于基本義務教育資源十分短缺，農民的子女所受到教育越來越少。特別是在一些邊遠或貧窮的農村，兒童的入學率十分低。當這些地方的農民走向社會后，無論是在本地務農，還是出外打工，由于人力資本少，他們也只能從事一些社會最底層人所做的工作。因此，這些人要從他們弱勢群體中走出是十分困難的。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當大量的農民流入城市從事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臟、累、差、險、收入低的工作時，這些沒有城市戶口、最弱勢的中國農民不僅不能分享到城里人的各種社會保障福利及政治待遇，而且其子女的義務教育也被摒棄在城市教育體制之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各地城市打工者子弟學校應運而生。僅北京市，1993年還只有一所打工者子弟學校，可是到現在已經多達300多所，學校的規模迅速擴充，有些學校在短期內從幾十個學生擴大到現在幾千乃至上萬人。也正是打工者子弟學校迅速發展的時候，我們不是如何來幫助它們，而是開始始以打工者子弟學校辦學條件不夠、教學質量差等理由進行整頓。比如在北京某區教委就在這些打工者子弟學校貼出通告，宣稱"凡未經教育行政部門批準的學校，自公告之日起停止一切招生和教育教學活動；凡是給類學校出租房屋和場地的單位，必須終止租賃協議"，由此一些打工者子弟學校被迫停辦，從而使得這些打工者的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變得更加困難。

　　現在我要問的是，城市打工者子女的義務教育本來是政府應該承擔之責任，但政府不僅不這樣做，反之掐斷打工者子女受教育之路？以政府所掌管的權力、以城市教育體制標準來要求打工者子弟學校，而不考慮弱勢者的權益與巨大的市場需求。我們的政府不是盡力地去扶持這些學校，讓它們快一些成長，反之以一紙行政命令關閉之。這樣做受到傷害的是誰？除了那些處于城市社會最底層的打工者之子女外，還能有誰？其結果除了讓這些城市中最弱勢者弱勢代代相傳之外，還能有什么？黨的十六大文件清清楚楚把關注弱勢群民眾之利益寫在其上，但是我們有些干部為什么對弱勢民眾的利益視而不見呢？政府可以為城市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但為什么對打工者子女教育有那么一點點的幫助的東西則要以各種莫須有的理由扼殺掉？我們社會的公正在哪里？

　　現在還得回到問題的最實質面來。中國農民的積弱貧窮并不是由于他們自身的原因，很多方面都在于政府政策的使然。而且這種狀況仍然在通過剝奪弱勢民眾子女受教育的方式而代代相傳。如果這樣的狀況讓它存續下去，那么廣大的農民永無翻身之日。如果9億農民永遠是弱勢群體，那么中國的經濟能夠有后續發展之動力嗎？

　　面對這種狀況，我們的政府要讓中國有農民或弱勢者走向富裕之路，不在于如何把城市建設得更現代、更漂亮，以短期的效應來體現自己的業績，而是應該讓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讓他們的子女進入城市的義務教育體系，讓國內的弱勢者分享現代文明社會的教育成果。因此，打破幾十年來一統天下的壟斷性教育體制是目前改革最為迫切的事情了。也中國經濟未來發展之長久之策。

　　打破壟斷性的教育體制，形成公立與私立并存的教育市場，把國家的教育資源以"教育券"方式分散到各個受教育的孩子手中(無論是城市的孩子還是打工者的孩子都是一樣)，讓他們根據自己的約束條件對所進入學校的選擇。這一方面能夠保證整個社會的公正性，讓打工者的子女分享到整個社會文明的成果，讓他們在受教育中提升自身，另一方面，又能夠形成有效的教育市場競爭機制。如果國家壟斷的教育體制不打破，要深化教育改革是不可能的，弱勢民眾也不能夠享受現代教育的成果。

　　總之，中國農民弱勢性是政府政策使然。如果不對政府一系列的政策進行大的改革，這種弱勢性只能會代代相傳。而要改變這種弱勢性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要讓農民的子女教育納入到城市化進程體系，讓所有弱勢者的孩子接受最基本的義務教育。這不僅是一個國家的責任，也是社會公正的基本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