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就業問題一直是經濟生活中最為棘手的事情，特別是在世界經濟一片不景氣中，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無論是香港還是臺灣，解決就業問題都成了激活當地經濟的關鍵。目前，美國與香港的失業率都在創歷史新高。在中國，解決就業問題同樣十分嚴峻，城鎮的下崗工人、農村剩余勞動力，特別是近期高校有兩百多萬學生畢業。怪不得政府把就業問題提升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特別是高校擴招后的212萬學生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大學生就業問題立即變得嚴峻的現實。面對這種就業的嚴峻形勢，有人認為如果不能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化解學生所面臨的"畢業即失業"的局面，那么這不僅是個人的就業問題，也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學校都對此問題引起了足夠的重視，希望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為大學生的就業創造條件。

　　在此，我要問的是，今年畢業的大學生真的就業難嗎？如果就業難，其難又在哪里？還有，在大學生就業難的環境下，學生個人應該做些什么？能夠做些什么？政府與社會應該為畢業的大學生就業問題創造什么樣的條件？又能夠為創造什么條件？等等，我們只要對此有一個好的梳理，其就業難的問題也會迎刃而解。首先，盡管今年大學生畢業比去年增加了70多萬，以及近幾年來大學生初次就業率有所下降，但是這與近億農業勞動力人口流向城市就業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面對中國持續增長的經濟形勢，面對中國廣闊的勞動力就業市場，大學畢業生從數量、能力、素質、社會關系等有利就業的條件來說，都優勝于農村勞動力。試想，農村的不少剩余勞動力都能夠在城市找到適應自己的工作，那么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豈能有問題？

　　目前大學生就業并非有多少工作崗位、并非就業市場狹窄，更不是什么如不少媒體所指的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而在于大學畢業生如何對自己定位，即在就業市場上，看看自己"可以做什么？能夠做什么？"因為，在計劃體制下，個人的就業根本不需要對自己定位，不管個人的能力大小、興趣愛好如何，一切按照計劃安排一次到位即可，而在市場體制情況則不一樣了。在市場體制下，無論是對就業者還是對企業來說，都是處于信息不對稱的狀態下。對于就業者來說，就業者的能力如何，可以勝任什么事情，企業在市場招聘時是無法知曉的。企業只能根據就業者的文憑來推定就業者能力與專業素質。對于企業來說，企業職位的工作性質如何，哪一種能力的人能夠適應之，薪水與福利水平等，這對就業者來說是不知道的。因此，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進入市場尋找工作并非一開始就能夠找到完全適應個人發展的工作崗位，而應該是在不斷的試錯過程中得以實現的。既然所尋找的工作不是一錘定音的買賣，而是多次試錯的過程，那么大學畢業生尋找工作就得完全摒棄傳統的就業觀念，如找所謂的好單位、大單位。如2002年大學畢業生就有31.5%以上的人到教學科研單位，有31.6%的人到國有企業，有26.2%到民營三資企業，10.7%的人其他就業。即公務員體系、國有企業仍然是目前大學畢業生的優先選擇。因為，對傳統就業觀念來說，國有單位戶口容易落實、福利水平好、單位名聲優勢等，都是就業優先考慮的條件，但實際上，在市場體制下，這些東西都不太重要。一個人分配到某個單位，其薪資水平、升遷速度及單位名聲等完全是由個人的工作業績決定的。

　　如果一個人一開始找到覺得很好的工作，但是其能力不行，同樣會被競爭所淘汰。我曾認識一個朋友，他獲得了名牌大學的博士學位，一開始也分配在很實權的國家機關，但是由于安排給他的工作不能勝任，不久就調整到部里下屬公司。但他在公司工作同樣不能勝任，最后還得調換工作，幾經輾轉，工作單位越來越不如人意。如果一個能力好、實力強，你無論走到哪里，市場總是會發生的你的才能。這也就表明，大學畢業生找工作，不要把尋找工作單位放在第一位，而是應該給予自己明確的就業定位，以便尋找適應于個人能力的工作。更不要有過高的預期，自己的能力大小完全是由市場來檢驗的。如前，民營企業每年吸收國人就業的比例60%，但大學畢業生則把它們看作是被人遺忘的角落，到此類企業工作的人甚少。還有，大學畢業生尋找工作不可以眼高手低，尋找工作時把自己包裝得如何是好，但實際上安排其工作則不能夠勝任。其實，個人的能力與素質如何，市場是最好的選擇。市場能夠把個人的能力與素質暴露無遺，因此，個人尋找工作應該以市場為取向，看看你能夠為市場提供點什么。如果大學畢業生能夠這樣做，他們尋找工作豈能沒有廣闊的天地呢？

　　面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事情，再來看看政府與社會應該為大學生創造什么條件？又能夠為他們創造什么條件？在就業市場下，政府要做的事情不會太多，它主要是制定市場公正運作的游戲規則，以保證就業市場的人盡其流。但是，在轉軌經濟中，對于就業問題政府要做事情可能會多一些。盡管國內就業市場開始在形成，但是這種市場與真正的市場體系相比，仍然存在著種種人為的障礙。如戶藉制度、人事檔案、區域分割、所有制歧視等等方面都嚴重阻礙了國內勞動力市場的生成。為什么每年大量的畢業生紛紛涌入國家單位、國有企業，都是這種制度障礙導致的結果。清理與整頓這些不適應就業市場有效運行的制度，是政府要做的最為重要的事情。

　　比如戶藉管理制度，這個嚴重侵蝕就業市場有效形成的毒瘤，只是嚴格計劃經濟下的產物，早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之要求了。學界與民眾呼吁廢除這樣的制度規則已有多年了，盡管在一些地方有所進展，但許多地方依然如故。特別是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更是如此。這種制度不僅限制了大學畢業生自己選擇職業的范圍，也促使了畢業生非理性地選擇國有企事業單位，這必然導致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冗員，私營企業又不能夠得到所需要的勞動力。當然，許多制度政府都得進行檢討，在此僅犖犖大端。

　　還有，政府要做的是搜尋與收集就業市場的信息。在信息大爆炸的年代里，許多信息撲面而來，如何搜尋與收集就業市場有用的信息，這也是政府大有作為的一方面。作為政府，它不僅具有搜尋與收集信息的規模和組織優勢，而且它本身也是種種就業信息制造者與發布者。通過政府不僅使得就業者獲得相關信息的成本低，而且選擇性大。特別是在中國，無論地區之間還是個人之間，經濟發展相當不平衡。如果能夠提供多方面的就業信息，不同層次人就可以選擇不同的市場，從事多樣化的職業，從而廣泛拓展大學生就業的渠道。

　　同時，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促進大學生就業最重要的問題是，大力發展中國的服務業、中小企業、集體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因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企業或行業是吸納勞動力就業最多的地方。盡管目前很少大學畢業生對這些企業或行業沒有多少熱衷，但它們是解決勞動力就業的方向。但是這些企業或行業發展仍然存在不少障礙，對所有制的歧視仍然隨處可見。特別是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參與無所不在，使得權力對經濟生活的作用隨處可見。如何發展民營經濟，增加對民營企業的產權保護、減少對它們經濟活動的政府管制，這些都是政府可做的事情。而民營企業發展了，那么大學生就業問題也會自然化解。

　　當然，我們應該看到只要是市場，政府所能夠作為的事情總是不會太多。政府對大學生就業問題不應該涉入太深，而僅是對完善制度安排、搜尋與收集信息、為促進民營企業發展方面可以做一些事情，盡量地為大學生就業創造一些條件。但對這些方面政府不應該涉及大多，更不需要政府為他們提供所謂工作職位。如果這樣做，其結果肯定會適得其反。因為，在市場中，任何個人的決策都會優勝于政府的決策，個人能夠根據自己的約束條件尋找適合自己的選擇。政府則不能，或是信息不對稱，或是信息被扭曲，如果這樣的信息來指導個人的就業選擇，其問題肯定會比個人所要選擇的方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