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對人民幣升值與否之論爭，先是海外呼聲四起，最近則是國內媒體掀起熱潮，看看這幾天國內幾大財經媒體，哪一家媒體不在發表自己的高論，不在談論人民幣升值利弊，特別是有不少媒體表示，隨著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明確表態，認為有關人民幣是否升值的爭論應該畫上休止符了。

　　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央行當局希望采取穩健與務實的態度，這沒有多少錯。但是，匯率是國際貨幣之間的價格，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相當復雜具體的原因集合而成的。正如李揚所說的，匯率水平沒有任何模型可以精確地計算它，更不能根據某種計算的結果來調整其水平。判斷匯率水平合適與否的惟一標準是看匯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而匯率制度以及匯率水平是否變動，關鍵是看國內經濟在這種匯率下的運行狀態和發展的可持續性，我想這種判斷是可取的。我們應該看到，1994年的中國外匯體制改革，建立了強制性結售匯制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匯率開始并軌，并向市場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近十年來，國內外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十年如一日，其中的弊端也就暴露無遺。如在現行的匯率制下，既不存在良好的市場匯率的形成機制，從而無法避免匯率扭曲所造成的資源配置失當；也不存在匯率穩定的調控機制，從而為匯率的內外均衡的實現提供靈敏的政策手段，以及匯率制度無法對宏觀政策的調控提供便利。在現行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是偶然的，而非均衡則是必然的和經常的。而非均衡的現實匯率一定會是扭曲的匯率，進而導致匯率的高估或低估。同時，匯率的錯位必然會導致外匯資源及相應的真實資源配置扭曲，降低經濟效率及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固定匯率安排，這就使得現行的匯率制度不存在匯率波動對國際收支的自動調節機制，其調節只能依賴于政府出臺的政策。為了維持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從1998年1月1999年1月，政府連續10次提高出口退稅稅率。這不僅減少了財政收入、惡化了政府債務狀況，而且通過價格扭曲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還有，嚴格的外匯管制及僵化的匯率，使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段時間內資本外逃十分嚴重。

　　而且，由于這種匯率制度所導致的市場失衡的經常性和方向的不確定性，使得央行在外匯買賣的過程中很難執行沖銷性干預，從而使外匯儲備不得不在近幾年迅速增加，從1994年500多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6月底3400多億美元。而凈增的外匯占款增加了基礎貨幣，央行也只能被動地執行貨幣政策。特別是當大量的投機性外國資金潛入國內時(今年前5個月有200多億)，其匯率制度所導致的負向影響更是不可小視了。

　　可以說，目前無論是對人民幣匯率的重估，還是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來維持現狀，實際上還在呼吁延續人民幣與美元實際掛鉤的匯率制度。在這種匯率制度下，不但無法解決日美及世界其他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之紛爭，也無法化解中國經濟未來所面對的風險。因此，面對著人民幣匯率，無論是重估派觀點還是穩定派的觀點都是不足取的。因為重估派過分強調了匯率對經濟的影響，而穩定派則沒有看到近十年沒有變化的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對現實經濟發展的不適應性。

　　因此，面對著海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中國政府要做的并非僅是被動觀望，或以靜制動，而是主動出擊。所謂主動出擊就是對內全面地檢討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全面地來計算人民幣匯率在哪一種水平上收益最好成本最低，通過何種方式在什么時候調整人民幣匯率到最優的水平。不管如何強調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國內外經濟風云變幻的九年里，現實的經濟生活一日千里，但人民幣匯率卻一直固定在一個水平上肯定是不合理的，而這種不合理性給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帶的潛在風險怎么也不可低估。如2000年前后巨額的資本外逃，特別今年以來200多億沒有外貿背景國外資金的潛在涌入一定會對現行金融體系造成很大的影響。

　　也就是說，國外對人民幣的呼聲我們不可以置若罔聞，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早已融入到整個世界經濟的進程，美國、日本及歐洲早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與重要的國外直接投資來源地。他們對人民幣匯率的關注也是理所當然。無論是國際研究成果表明還是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強勢表現，人民幣低估已是不爭之事實。盡管如"廣場協議"所導致的結果那樣，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對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并無實質上的效果。但是也該是我們重新審視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時候了。目前這種釘著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不適應已經發展了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了。因此，在當前的情況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只有實行一種可能更好地反映市場狀況、適合國內外經濟情況、靈活的匯率制度，才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實質是建立有效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并在此基礎上生成市場化的匯率水平。如果匯率形成機制不改革，僅是限于匯率水平的變動，那么人民幣匯率無論是調高還是調低，管制下的匯率變動都不可能達到匯率水平的均衡點。

　　還有，面對著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關注，還應該把它看作是國際談判的籌碼。有美國商會正在討論是否提請美國政府動用"三○一條款"來迫使人民幣升值，歐盟十五國也決定用"普惠制"來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甚至于日本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也可能一擁而上，采取類似措施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施加影響，逼迫人民幣升值。對于這些，我們也應該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

　　既然貨幣都是以主權國家為背景，既然不少國家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政治化，那么中國政府也應該把人民幣匯率變動作為與外國政府談判的籌碼。也就是說，既然國際上不少國家都希望通過政治的力量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那么中國政府就應該明確地向他們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可以談判，關鍵是看看他人給出什么價，即人民幣匯率變動后能夠給中國帶來多少利益。如果僅是要求人民幣匯率變動，但中國無利可圖，那么中國政府不要受制于人，我們該干什么還是干什么。如果人民幣匯率變動，他人能夠給中國一定的利益，那么中國政府就得看利益的大小，我們這樣做值不值得。如果通過與他國多方談判能夠達到利益的均衡點，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

　　總之，對于人民幣匯率問題，一方面我們要練好內功，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并在此基礎上生成市場化的匯率水平，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應該以國家利益至上，把人民幣匯率變化看作與外國政府談判的籌碼，并以該籌碼來爭取國家利益。這才是我們的上上策。國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是我們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對策的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