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在人的現實生活中，什么東西最為重要？金錢、財富、美女、名譽、地位、權勢等等，等等，這一切的一切，其實并不最為重要。這些東西都不具有本體之意義，而最為重要的是人的生命。生命，只有生命，才是個人生活之本體。只有人的生命才衍生出人類社會、個體的經濟生活、人的欲望與需求。如果沒有生命，世界上有什么東西會有意義呢？我們的經 濟生活又如何生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生命是至上的。生命至上就是人類社會得以發展的公理,也是社會經濟得以發展之前提。但是至上的生命又是如此之脆弱。人類的生命隨時隨地都會面臨著來自然與社會各個方面威脅。比如疾病等天災人禍。

　　面對著生命的脆弱性，我們人類社會的制度安排、技術發明與創造等等，特別是法律與醫院都是特為這種生命的脆弱性而設。如果脆弱的生命隨時都面臨著來自自然與人類社會本身的危險，隨時都可能受到來自外面侵犯與攻擊，這不僅使生命至上的意義盡失，也說明了我們的制度安排存在問題與缺陷。

　　近段時間，SARS如一個難以揮去魔魘，侵蝕著人類，吞噬著一個又一個的生命。當它的陰影籠罩著整個華夏大地時，每一個脆弱的生命隨時都面臨著危險與威脅。可以說，正是這個SARS，盡管在顯微鏡下有美麗的外表，一如自由女神像上的皇冠。但是它正在挑戰著人類的智慧、勇氣與承受力，挑戰著現有的制度安排。盡管我們能夠以自己的智慧與勇氣來應對并最后戰勝它，但是SARS仍將給我們生活、我們脆弱的生命制造一個又一個的不確定性。面對著SARS的不確定性，至上的生命如何改變其脆弱性，如何走出SARS恐懼的陰影并遏制與戰勝它，是人類社會中每一個人所要面臨的窘境。

　　誠然，在人類文明史上，人類前進的每一步都是在與自然抗爭及社會制度改進的結果。我們不需追溯那更久遠的年代，光是在近幾十年，20多種的新的病毒一種又一種被發現，面對這些新的病毒，人類一直處于無知之中。面對著這種無知，脆弱的生命也只能處在不確定性的風險之中。世界衛生組織在2002年的一項報告中說，僅1995-2002年間，全球就有過至少30起突發性疫情的爆發，只不過大部分離我們比較遠而沒有在意它們罷了。如2000年10月在非洲烏干達爆發的埃波拉病毒，及1999年在紐約爆發的西尼羅河病毒腦炎，都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厲害的傳染病病毒，人一經染上，死亡率很高。

　　面對著自然界的無知，面對著突發事情帶種種風險，盡管訴諸神靈與天佑早已成為歷史，理性化成為人們應對和處理突發性發事件的基本程式，如醫學技術的創新與發明，現代制度規則的建立，但是，社會生活的本質與標志在于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與他人種種不同的交往與互動中。而當我們面對著襲之而來突發性事件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時，這些事情也告訴我們以往那種頻繁的交往與互動，以往那種自由與平常的生活是極其危險的，甚至于是致命的。任何他人，無論是生人或親友，都可能成為我們生命的潛在敵人。它使我們不得不遠離社會生活，遠離以往群聚之處。SARS的出現更是把這些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在全球化時代，在城市化進程加速的今天，不僅人員流動頻率的增加使得疫病的傳播途徑和速度都大大超過以往，而且大城市中人口的擁擠和環境污染嚴重使得對傳染病的控制更加困難。這也使脆弱的生命更加暴露在各種風險的威脅中。

　　以往，人們總是以為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通過醫學科學成可以為脆弱的生命來化解來自自然與現代社會的各種風險。誠然，醫學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發現，脆弱的生命不斷地得到維護。特別是20世紀抗生素的發明，更是把對脆弱生命危害極大的傳染病(如天花)掌控在人自身的手中。隨著1980年代天花病毒的滅跡，曾有研究人員認為，"傳染病的威力早已成為了歷史"。但實際上，脆弱的生命所面臨的自然與社會的風險并沒有完全緩解。新的難題與問題總是層出不窮，而且醫學科學的發展總是落后于對醫學科學的需要。在此過程中，醫學科學的不完全性是更是表現得無遺。特別是當人類社會越來越建構在日益復雜的網絡中時，復雜技術本身所潛在的風險對人們經濟生活、日常生活影響與沖擊就會越來越大。因此，更需要好的制度安排來化解與分散這些風險，來保護脆弱的生命。

　　也就是說，如何來保護脆弱的生命，醫學科學的發展自然是十分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應該對現行的制度安排與政策進行全面反思，并創立新的制度安排讓大家來分散與應對所面臨的來自各方的風險，應該思考構鞏有效的社會組織體系來來保護脆弱的生命。而這一切都必須以生命至上為本體。

　　因為，在一個公平、公正、文明的現代社會里，個人的生命是無限至上，它沒有貧富貴賤之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尊嚴、價值及意義。只有自己的生命受到尊重，具有價值與意義，他才會尊重他人的生命與價值，才會讓每個個體脆弱的生命具有安全感，而不必擔心這種脆弱的生命面臨著威脅與困境。如果我們的社會不是生命至上，而是以個人的身份或其他事情來界定其貴賤，來顯示其價值與意義，那么整個社會就會等級森嚴。在這樣的社會，脆弱的生命與價值是無法受到尊重與保護的，其社會成員必然會缺乏主動性與創造性，從而使得整個社會成員的內在潛能受到嚴重壓抑。而且，個人的生命不能夠受到尊重，人與人之間的權利關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約關系也就不可能在社會中實行，法治精神更是無法得到整個社會的重視。

　　面對著SARS，每一個人所面臨的風險都是一樣。只有以生命為本體、生命至上，面對著SARS威脅的每一個人才能夠齊心協力來戰勝它、遏制它。否則，"我是SARS，我怕誰"一定會泛濫，重現艾滋病所發生的事情。生命至上，不僅表現在對SARS患者與非患者、SARS康復者、醫務人員等尊重上，而且表現在如何告訴民眾已經發生了什么，以便讓每一個人在自己的約束條件下尋找如何最好地保護自己之方式，如何幫助處于困境中的人走出。

　　可以說，這次SARS危機，政府把其全部工作的重點重新確立在生命至上的本體上，以此為出發點來思考與安排其制度。這也為中國經濟又一次起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本體論上的意義。可以說，如果國內現行的領導人能夠以生命到上來確立制度與制訂政策，那么一定會為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找到一條好的途徑，萬難也能夠迎刃而解了。

　　但是，在目前化解SARS危機的過程，為什么不少與中央精神相悖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各地方遏制SARS"矯枉過正"的行為隨處可見？問題就在于有些地方并不是以生命至上為本體，而是以各地方長官的利益為根本。這些地方官員仍然將公共決策視之為"搞運動"。只要上面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搞"一刀切"而不去認真地做事，不是一件一件事件具體對待。這樣做可能會比SARS事件對經濟帶來的嚴重傷害會更為嚴重。特別是那種各地閉門鎖關，不讓人員流動的方式，表面上是為了遏制SARS的傳播，實際上是地方官員以逸待勞。他們不惜代價、不計成本，不把大眾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為了保證自己烏紗帽不失，阻礙地方之間的交流，損害廣大民眾之利益。這種不以生命為至上，肯定會嚴重損害了民眾的根本利益，同時也會嚴重傷害國內的經濟。如果這些行為不糾正，未來的禍害將一定會SARS更嚴重！比如，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發生過SARS，為了防止SARS而采取"封省"、"封地"方式，其司馬昭之心，難道不讓人看得清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