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目前，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2003年一季度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增加7582億元，同比多增2531億元。從2001年初來，中國居民儲蓄存款持續保持18%左右的增長速度。到今年一季度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儲蓄存款余額已達10.2萬億元,同比增長19.1%。由此，居民儲蓄高速增長又成了學界與媒體十分關注的問題。

　　可以說，近年來，隨著國內居民儲蓄連創新高，過高居民儲蓄率一直成了經濟政策決策者、媒體及學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因為，盡管過高的儲蓄率可以減緩發展中國家資金短缺的矛盾，增加社會公眾對中國金融體系穩健發展的信心，但它不僅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而且加大的四大國有銀行的財務風險及民眾的儲蓄風險。因為，在現行的金融體制下，國有商業銀行可以“惜貸”，卻不可以“惜存”。當居民儲蓄率高速增長時，存款源源不斷地進入國有銀行體制，即使國有商業出現了巨大的存貸差時也是如此(2002年末有4萬億元)。這種國有商業銀行可以選擇“惜貸”，卻不可能“惜存”，存貸之間的利息差，成了國有銀行潛在財務風險。而且這種風險一旦沒有國家擔保，居民的儲蓄風險也會隨之而生。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來化解10萬億元居民儲蓄存款風險呢？或者說如何引導10萬億元居民儲蓄分流呢？如果從國家統計局所調查的導致居民高儲蓄率的最重要3項原因(如子女教育、養老、退休)來說，要鼓勵居民增加消費、擴大內需，就提擴展教育貸款、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等。但這些制度安排的建立并非是一朝一夕的，如果說要等這些制度建立與完善，再來讓民眾增加消費，那要等到猴年馬月了。

　　因此，人們一般會認為，在降低居民儲蓄的預防性動機前提下，應該適時調整目前以發展間接融資的政策，積極穩妥地推進直接直接融資，增加投資渠道，特別對拓開進入股市渠道，建立投資者進入股市的信心等。如果能夠這樣居民儲蓄的分流也就自然面成了。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為什么以往驚呼不能放出的“籠中虎”，現在卻成了千呼萬應不露面的“嬌女人”？或為什么以往的“內需過剩”瞬間轉變成“內需短缺”？這可能與國內民眾可支配的財富不足有關。別看國內居民儲蓄存款有10萬億元之巨，可國人人均所占比重卻只有幾千元。但更為重要的是，當民眾的內需不足時，先是采取極力出口或“外需”的方式來經濟提供增長動力。當國際經濟處于蕭條、出口增長成問題而居民又不肯花錢時，政府只好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發行國債把居民儲蓄借過來，代替民眾消費。這就是近年來大量投資進入政府所主導的基礎建設之緣由。但是這僅是一種短期的政策行為，社會最終消費決策只能由民眾自己來決定。只有民眾自己更知道如何消費以及如何形成新的消費需求。

　　那么，面對著一面是國人人均儲蓄如此之低民眾沒有能力擴大消費、另一面巨大的儲蓄不能夠轉化為民眾的實際消費需求之矛盾，這可能是與國內的促進財富創造的制度機制有關(如產權保護制度)，也可能是與金融創新工具不足有關。前者表現為，如果個人產權保護是不確定的，那么人們就沒有積極性去創業和追求財富，更不會增加消費。因為，在這種條件下，人們知道個人所追求到的財富是非常脆弱、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也迫使民眾把大量的收入盡量積蓄起來而不消費(或轉移到國外)。可以說，在國內，目前這種現象還十分普遍。

　　同時，金融創新的不足也民眾儲蓄率過高的重要方面。而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不僅取決于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取決于金融創新的程度。因為，在整個經濟增長鏈的最基本環節上，金融創新不僅決定了企業的融資途徑、融資程度和融資成本，而且決定了個人的消費行為。金融創新對個人消費行為的重要性既在于它可能幫助釋放出居民的消費潛力，也在于為民眾的投資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因為，對任何個人來說，其消費的方式、消費的程度取決于個人的財富多少。而個人的財富又可以分為流動財富(如現金、銀行存款、種種證券、房產等)和人力資產，其中流動財富是隨時可變現的，而人力資本則不然，其價值通常等于一個居民未來數年的勞動收入的總折現值。而對人的一生來說，其流動財富與人力資本是相當不均勻的。對年輕人來說，人力資本豐厚，但其流動財富少。對老年來說，則反之。而不同的金融產品則能夠幫助居民把一生中不同年齡的收入進行配置(如要么把未來的收入提前消費，要么把今天的收入推遲到未來使用)，以期讓居民一生中不同年齡時消費盡量平均。

　　而金融創新就是讓消費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齡時的消費水平。無論是從市場經濟發達的美國，還是從市場正在形成中的中國來說都是如此。在今天，看上去美國人的儲蓄率只有3%，處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上，但在二戰之前美國人的人均儲蓄也是十分高的(平均水平在20%以上)，但是從1934年開始的一系列金融創新不僅使美國人儲蓄率逐年下降，而且使美國的消費力飛速提高。僅就美國人的住房貸款為例，1950年時美國的住房貸款余額730億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6萬多億美元，增長了90倍。而這一系列金融創新背后的故事不僅讓大多數美國民眾有了自己的住房，更重要的是提高美國民眾的消費傾向，不需要為住房而儲蓄。

　　在中國，近年來，為什么住房業與汽車業很快就成了國內經濟增長動力的支柱產業，也是一系列金融創新的結果。如1997年底全國住房貸款余額為190億元，到2002年底則上升到8253億元，短短5年增加40多倍。汽車個人貸款2001年僅435億元，2002年底上升到1150億元，每年成倍增長。可以說，這些金融創新不僅創造新的需求，形成國內經濟增長的新產業，而且解決民眾可支配財富不足(國人看上去巨大的儲蓄存款人均是十分少的)，增加了個人消費傾向(不需要為未來消費而儲蓄)。而個人內需的擴大，經濟增長自然步上良性循環的軌道。

　　對個人來說，金融創新也為民眾提供了多種多樣可選擇的投資渠道。在香港，看看有誰會來關注民眾的儲蓄率的高低問題。在香港市場，民眾面對多種多樣的可選擇的投資渠道，個人選擇哪種投資渠道或投資工具，并不在于他人如何勸說，而在于個人對風險與收益偏好與評估。民眾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選擇任何適應自己的投資組合。正因為民眾投資可選擇范圍大，這也促進了金融創新不斷推出。比如，在2002年低利率條件下，保本基金就大行其道。

　　在目前國內，由于金融市場基本上仍然在嚴格的政府管制下，不僅金融市場之間隔離嚴重(如銀行與證券、保險市場之間)，而且金融產品單一，金融創新更是難上之難。這就使得金融市場的產品風險結構不合理。金融產品沒有呈現出風險結構的多元性，民眾也就無法做出自己的投資選擇，甚至于金融產品的風險結構倒置，高風險產品居多，低風險產品單一，這就使得民眾的剩余資金只能進入低收益低風險的銀行儲蓄。如果不是這樣，哪一個民眾不希望自己少有的資金能夠有更好的回報呢？

　　因此，面對著國內的金融市場，要讓巨大的儲蓄走出銀行體系，最為重要的就是要放開對金融市場嚴格管制，讓金融創新有其發展之空間。不要一個金融創新品種剛出臺，就被政府所封殺，如最近銀證合作的信托產品。而是確立好的制度環境，讓金融創新不斷進入前臺，讓民眾有選擇的空間，政府所要做的是修訂其監管條例促進這些金融產品朝有利民眾投資的方向發展。當然，金融創新的前提是如何保證民眾的利益，如何通過金融創新讓民眾找到拉平其一生財富消費的途徑。這也就要求政府對金融創新更為有效的監管。如果僅如有人所認為的那樣，儲蓄分流僅是如何把民眾儲蓄趕入風險巨大的股市，那么這樣金融創新也就會走上絕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