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制緩沖勞資矛盾

　　1933年7月12日，最低工資制(一小時40美分)在美國建立。作為保障勞動者基本生存條件的“最低工資制”，是勞資矛盾的結果，是國家干預市場的重要產物，一度被視為現代社會經濟的重要“緩沖器”和文明標志，但是一直被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人士所反對和質疑。

　　“藍鷹”震動美國

　　早在1918年，哥倫比亞特區通過了“最低工資法”。后特區兒童醫院向最高法院上訴，認為這項法律侵犯了雇主的簽約自由權，最高法院最終以5比3的表決結果宣布該法違憲。

　　1929年美國經濟出現“大蕭條”。一時間，財政金融一片混亂，工人罷工風起云涌，農民抗議此起彼伏，胡佛政府手忙腳亂，一籌莫展。

　　1932年7月11月，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以絕對優勢擊敗共和黨候選人胡佛當選第32屆總統。1933年3月4日，羅斯福宣誓就職，旋即著手新政，主要目標有三：救濟、復興和改革。從是年3月9日到6月16日，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15篇咨文，引導并敦促議員們通過了15項重要法案。

　　1933年6月20日，國家復興管理局成立。在復興局主導下，制定了《公平競爭法》。該法明確規定：工人有權組織工會，選派代表與雇主談判、簽訂集體合同；禁止雇用童工；雇主必須遵守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限額，產業工人每周工時為35小時，腦力勞動者為40小時，產業工人最低工資每小時為40美分。

　　1933年7月12日，最低工資制(一小時40美分)在全美正式實施。愿意接受這項臨時協定(暫定實施六個月)的雇主將領到一個象征愛國的“藍鷹”標識，絕大多數企業在各種壓力下加入了“藍鷹”運動。政府還出臺了社會安全和社會保障法，為失業者和殘疾者提供保障，同時對大公司征收超額累進稅，以縮小財富分配差距，維持社會穩定。

　　由于新政近乎是全方位突出國家對社會生活的介入，震撼了美國自由市場經濟之基礎。從1935年1月7日起1年多時間內，最高法院以授權不當等理由作出了一系列關于新政立法的裁決，宣布違憲或無效的新政立法包括《全國工業復興法》、《鐵路職工退休法》、《手工業婦女最低工資法》等十幾種，而最高法院自創立后到新政前的140年間，所宣布廢止的法令不過60種。另外，各級聯邦法院也有100多位法官發出1600多個指令，以禁止實施新政立法。

　　“保障工資”舒緩危機

　　1935年1月，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一個龐大的非常時期聯邦救濟計劃。政府花費50億美元，實現以工代賑計劃，工人們將按“保障工資”工作。國會于4月8日通過了《緊急救濟撥款法》。到1938年，救濟計劃為350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占全國失業人數的1／3，包括工人家屬在內，受益者超過2500萬。

　　就在《全國工業復興法》被取消不到40天后，在羅斯福政府全力推動下，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通過了《全國勞工關系法》(《瓦格納-康納利法》)。該法規定：禁止雇主干預或圖謀控制勞工組織，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雇主不得拒絕與工人集體談判合同，不得禁止罷工，不得歧視工會會員；成立全國勞工關系局，處理勞工對雇主的申訴，勞工局有權對雇主發出強制性命令。

　　1937年5月24日，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受到廣泛關注的關于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立法的咨文，由于爭議太大，被第75屆國會擱置。1937年10月12日，羅斯福第二次提交，并做了大量工作，國會才于1938年6月14日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又稱《工資工時法》)。該法主要條款包括：每周40小時工時，每小時40美分最低工資；禁止使用16歲以下童工，在危險性工業中禁止使用18歲以下工人；禁止資方派譴密探打入勞工隊伍等。

　　20世紀30年代，在進步的康涅狄克州，年輕女工在血汗工廠每周只能掙到1美元10美分，而在鋸木廠勞動的男工，每小時工資只有5美分。因此，最低工資制的出臺，受到普通民眾特別是工資勞動者的歡迎。羅斯福新政雖屬社會改良，在保證壟斷資產階級安享高額利潤的同時，保證了貧困者的最低限度生活水平，從而使美國資本主義能夠在空前經濟危機中得以浴火重生。

　　一種制度兩樣境遇

　　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美國率先建立了全國性最低勞動工資標準。但這一標準每次調整都要由國會通過新的法令，不是隨物價上漲而自動調整。美國每小時最低工資，一開始是40美分，1956年為1美元，1981年為3.35美元，1990年為4.25美元，1996年為4.70美元，1997年9月調到5.15美元。

　　由于通貨膨脹，最低工資的實際購買力呈下降趨勢。1997年一個整時工的最低工資一年是10482美元，其實際購買力比1968年的最低工資下降33%。而且隨著工資收入者收入差距的拉大，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差距也在拉大，1968年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56%，而1996年最低工資只是平均工資的40%。因此，最低工資制在工會力量日趨薄弱的美國大打折扣。

　　但是，在工會力量強大、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濃重的西歐，最低工資制作為福利政策的重要內容得到了異乎尋常的貫徹。在英國，最低工資制的廢存竟決定了執政黨的去留。70年代末，撒切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執政期間，大肆鼓吹自由市場經濟，取消了以前工黨政府確立的最低工資制(3.6英鎊／小時)。

　　分析家認為，1997年工黨之所以能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擊敗保守黨，主要在于重新樹起福利政策大旗，恢復最低工資標準。工黨執政后為兌現競選承諾，延續福利國家基本政策。如今在英國，實行高工資高稅收、義務教育、免費醫療、社會保險、政府救濟等福利制度；實行5天工作制，全日制雇員平均每周工作38.3小時(男40.2小時，女34.5小時)；平均周工資為384.5英鎊，其中金融從業人員平均周工資為510英鎊；22歲以上的雇員每小時最低工資為3.7英鎊；每年享受至少4個星期的假期，帶薪假不超過5個星期。

　　然而歐洲的經濟狀況已今非昔比，國家為龐大的福利開支背上了沉重的負擔。由此歐洲比美國面臨嚴重得多的社會結構問題。突出表現是，歐洲失業率遠高于其他經合組織國家，主要原因在于歐洲的勞務費用更高。而僵化的最低工資制是導致勞務費用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法國，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實行最低工資制，以保護社會最底層民眾的利益；如今法國最低工資的標準約為平均工資的50%，大約12%的工人得到的是最低工資；最低工資根據物價上漲的幅度和其他因素逐年增加，最少每年增加一次，也有一年增加幾次。勞務費用高，生產率相應低下，企業競爭力受到損害，結果是裁員增效，失業增加。

　　最低工資制消極的一面

　　最低工資制不是由勞動力市場供需決定，而且對于諸多非熟練工人，最低工資水平超過其生產率。因此，最低工資的設立，會產生一系列消極后果：扭曲市場機制，令勞工市場無法有效配置人力資源；增加失業，特別是令非技術勞工，例如婦女、青年等難以就業；降低企業經營的靈活性，導致中小型企業經營更加困難；為了減少工資在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企業可能以其他商業形式取代勞工，例如增設自助柜臺、減少服務人員、加速企業制造工序集中化及機械化等，從而使失業率上升。

　　最低工資制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這種硬性規定的后果是增加低薪工人的失業。雇主給雇員的全部報酬包括貨幣工資、勞動保障、醫療費、有薪假期、工作環境、職業培訓等，最低工資規定的只是貨幣工資。用法律來硬性規定貨幣工資，雇主則會在長期內調整其他報酬，使全部報酬回落到本來的水平，使法律失效。

　　最低工資制還成為削弱競爭對手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美國北部的工資高于南部，北部工會極力呼吁提高南部工資。這并非北部工會更富有同情心，而是南部勞動力密集，一旦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成本就會大增，從而削弱南部的競爭力。美國政府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施加包括“最低工資”在內的全面提高工人待遇的壓力，是基于同樣的“醉翁之意”。

　　文／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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