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代表作之二:改革從清除幻像開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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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7月11日 15:48 經濟觀察報 | ||
許知遠 兩種力量正在危及今日的中國大學。首先,大學正日益屈服于世俗社會的壓力,這所精神的堡壘已逐漸變成了社會組織中另一個普通的機構;但另一種或許更值得關注的危險來自大學內部的固步自封——教師自身與知識結構的僵化,產生了令人窒息的空氣,她比世俗更有力地扼殺了年輕的心靈。 對于大學的探討從來都容易陷入意識形態的爭端。堅持她的純凈性,似乎就意味著不應理喻外界的變化;響應社會的變遷,往往又以喪失原則為代價。大學1000年的歷史表明,高高的象牙塔從來就不可能完全抵御外界的影響——在中世紀她訓練教士,在貴族社會她進行紳士教育,當民族國家重要性突出時,她就開始訓練公務員,而當商業社會興起,她則建立了MBA教育……當然,這種變遷絕非意味著大學僅僅是社會的應聲蟲,在很多時刻,她是一位激進的變革者,滋養著叛逆的思想,但她更多地是作為保守主義的中心,對新事物視而不見。不同立場的人從不同角度出發,選取、截取相反的例證來證明自己行動的合法性質。但歸根結底,在過去的1000年中,沒有比大學更富有連續性的機構了。與1809年的柏林大學相比,2000年的柏林大學或許發生了巨變,但比起整個德國的變化,這種改變顯然要微弱得多。 所以對于中國大學改革的探討,在一開始就要避開意識形態化的立場。我們必須要承認的一個現實是,比起世俗社會乃至政府的壓力,北大面臨的更嚴峻的困境是其自身精神的衰落,是其知識生產能力的薄弱。北大人必須首先清除已習慣了多年的幻像。在105年的大部分時刻,她并非像她宣揚的那樣杰出,甚至可能更為糟糕。她的全部創造性與精神遺產,來自蔡元培領導的短暫的10年。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真正創造大學輝煌的是清華。而在五十年代,北大是行政體制最大的受益者,院系調整使她在基礎學科上獲得了空前的實力。在六七十年代,她的確重又成為激進主義的中心,但這次激進卻導向一個災難性的方向。在八十年代,她似乎恢復元氣,但也絕非活躍的中心,充其量只是產生了幾名迅速被遺忘的詩人。而在九十年代,她又開始面臨急速地滑落。1993年,她仍被《科學》雜志評選為中國最杰出的大學,但10年后,這個位置已不復存在,她在科學理論研究上的成果已迅速被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超過。1998年百年校慶時,1978年以來整整兩代北大人的全部精神遺產不過是一本《北大往事》,是的,這其中不乏可敬可愛之處,但更多的是瑣碎與意氣消沉,以至于每一代大學生,都只能從蔡元培時代尋找光榮與夢想,并一再地把魯迅這樣的人物強行拉入北大人的行列。 北大在知識生產方面已經乏善可陳,而在這個傳統斷裂的社會,北大也幾乎未起到維系傳統的作用;當世俗發出誘惑之時,她的動作也一點不比別的大學緩慢。過去20年的歷史證明,北大并沒有為價值觀日趨混亂的社會提供有益的參照,也未能培養出試圖改變中國氣質的新一代人。北大精神逐漸演變成某種犬儒主義,過分強調片面的批判或者干脆采取逃避的立場。過去的兩代北大學生很多變成了社會的邊緣人,他們無力參與、更無從談起改變社會運轉的方向。 “十五歲時,我第一次見到芝加哥大學,不知何故,我就感覺已經發現了自己的生活。”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芝加哥大學的阿蘭·布魯姆教授這樣形容他的母校。這本出版于1986年的嚴肅著作,出人意料地成為當年美國最熱門的暢銷書。因為布魯姆對于面對后現代文化沖擊、偉大傳統正在日益式微的大學的批評,激起了人們普遍的情感——在一個混亂的年代,還有哪個機構能比大學更適合扮演社會評判中心的角色?她既應該抵制世俗的誘惑、保持偉大的傳統,又應該鄙視社會保守力量、催生更多的新觀念。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大多數人心目中,只有北大可能提供芝加哥之于布魯姆式的情感。但是,她卻未能提供,她越來越缺乏亨利·紐曼所說的那種“激起年輕人的一些詩心的回蕩”的感染力。 自蔡元培以降,北大精神一直在走向封閉。我們相信,比起外界的壓力,北大更關鍵的問題是學校內不開放的、自我循環的體系。而改革必須從打破這種“自以為是”的幻像開始,魯迅著名的溢美之詞,只適合于二十年代的北大。如果新一代北大人真的試圖重新獲得最初的輝煌,他們必須擔負起這一代人必須肩負的使命——勇敢地迎接變革,而不是“白發宮女在,閑坐話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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