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學商學院高級管理班上，著名的國際經濟學教授Dick Vietor問大家，在市場經濟國家中，哪個國家的金融秩序最亂？有的說中國，也有的說是印尼、阿根廷；哪個國家的金融家職業生命最不確定？大家一致說是中國；哪個國家的政府對銀行管得最嚴最狠？大家說是中國。教授用手做了一個殺頭的動作，說，為什么這個還不能解決問題呢？

　　中國銀行業在這10年中發生了國際銀行界所罕見的大規模的、連續不斷的，越來越大 的案件。這種情況不是發生在似乎監管較弱的時期，而是撤了一批，抓了一批，關了一批，殺了一批的強金融監管的時期。這個時期，高層管理對銀行的強硬態度和強硬的方針以及政策，在國際銀行界當中是很少見的。

　　對話/蔡重直 王巍

　　金融家大批落馬的十年

　　王�。何腋杏X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來說，政府的管制在各行各業的幾乎所有方向都是逐漸有所收斂，企業家們有越來越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但令人遺憾的是，金融界卻始終是計劃經濟的最后堡壘，進入市場經濟十分緩慢。特別是最近10年，在各行業都紛紛松綁的時候，金融界的管制實際上是一種強化的態勢。金融界負責人的行政地位不斷上升，從部長到國務委員到副總理直接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金融界很多措施，甚至不是很重大的，常常是高層領導直接操盤運作。政府對金融界的控制，也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回顧幾個大的金融管制事件，如20世紀90年代初國債回購，期貨市場的創立到崩盤，20世紀90年代中期整個信用社集體經營體系被國有化，近兩年國有股減持政策的反復，以及金融界歷歷在目的對信托投資公司的整頓，證券公司融資功能的隨意閹割或者金融機構審批權的收收放放等，這一系列的變化給我一種感覺，就是中國金融管制往往是缺乏章法的，和整個中國經濟放松管制的大趨勢是反向運行的。

　　蔡重直：關于這10年的問題，有幾個現象很有意思。第一，說起銀行的不良資產，好像是建國50多年的歷史包袱。我查了一下，到1992年底，四大銀行的貸款余額是2.3萬億。假定這2.3萬億中也有45%的不良資產，是1萬億，那么四大銀行中的近3.5萬億不良資產中有70%以上是在這10年產生的。而這10年正是政府對銀行的管制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紀90年代初逐步放松退回到完全管制的時期。

　　第二，中國銀行業在這10年中發生了國際銀行界所罕見的、大規模的、連續不斷的、越來越大的案件。這種情況不是發生在監管較弱的時期，而真是撤了一批，抓了一批，關了一批，殺了一批的強金融監管的時期。這個時期，管理當局對銀行的強硬態度和強硬的方針以及政策，可以說在國際銀行界當中是很少見的。在哈佛商學院上高級管理班時，著名的國際經濟學教授Dick Vietor問大家，在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哪個國家的金融秩序最亂？有的說中國，也有的說是印尼、阿根廷；哪個國家的金融家職業生命最不確定？大家一致說是中國；哪個國家的政府對銀行管的最嚴最狠？大家說是中國。教授用手做了一個殺頭的動作，說，為什么這個還不能解決問題呢？

　　第三，在這10年，中國的最高金融管理者是一批自建國之后，比較專業化和具有改革創新精神，也了解西方的人。可是，正是在這個時期，沒有給銀行家們更多的市場權利，也沒有給更大的改革空間，也不大容忍銀行家的創新和銀行界的“噪音”。

　　現在，我們為什么還要繼續討論這個問題呢？簡單一句話，政府要有限地管制，不要管得過多，更不要實行對銀行業的全面管制，因為這會發生一個管制的惡性循環。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要把銀行看作是一個企業和產業。其實，銀行除了經營的產品與其它企業有特殊性之外，就其本身來講，它與其他企業沒有任何區別。不能僅把銀行看成工具，看成是管理和穩定經濟甚至社會的工具。希望這支金融大軍聽招呼，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讓它從什么地方撤下來，一個命令下去，就全部撤下來。

　　王�。何矣X得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在任何一個產業都有一大批的民營企業活動，都有一大批企業家群體出現。惟獨在金融界卻是萬馬齊喑，從沒有聽到中國金融家的聲音。我覺得一個產業里面沒有企業家群體的活動，這個產業不是產業，是政府機關。

　　我們時時聽到金融是特殊的行業，金融市場是特殊市場。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只是特殊，沒有看到它仍然是市場，仍然是產業。須知，無論金融界再特殊，仍然是受市場因素所左右，仍然是產業。我們這個方面，不斷強調這個特殊，反而抽掉了市場的精髓。

　　商業合同缺少約束力

　　蔡重直：我理解支撐市場經濟的是兩大基石，一是產權，二是商業合同的約束力。第一個問題談的很多了，我認為，中國金融秩序混亂的原因之一是商業合同缺少約束力，而商業合同缺少約束力的根本原因是對政府缺少約束。

　　海南是中國金融的重災區，幾十家信用社全倒了，十幾家信托公司全倒了，海南發展銀行破產了，就是連活下來的四大商業銀行至今還虧損，幾百億信貸資產成為呆壞賬，國家損失慘不忍睹。由于工作關系，我認識當時大部分海南的行長、信托公司老總、信用社主任，現在這些人逃的逃、撤的撤、抓的抓、判的判，沒剩下幾個人。就我所知，海南大部分行長、老總和信用社主任原本并不是壞人，什么原因使得這批人發生了集體性違規、違紀和違法呢？

　　1993年，央行突然宣布了不許這些金融公司和信用社拆借，也不允許銀行拆借給他們的通知，并宣布，誰違反就撤誰，甚至追究法律責任。在全世界的銀行中，由于銀行流動性的問題，哪家銀行在貨幣市場上沒有Credit line(信用)呢？哪家銀行不向中央銀行貸款呢？全世界找不到一家自己不做最后貸款人還不容許別人貸款的中央銀行。不讓這些公司和信用社拆借就等于讓他們死，因為在他們的負債中有50%甚至到70%是拆借。問題是，他們認為，辦信托投資公司和信用社是與政府有合同的，拆借是其中的一項，這寫在營業執照中，商業合同不能沒有約束力。擺在他們面前是兩條路，一是守法等死，二是違法求生。為了企業的生存，大多數也可以說全部的金融公司老總和信用社主任們都選擇了后一條路。自此，什么假拆借、假擔保、假回購、假信用證、假承兌匯票、甚至趁著給國家發債券印一部分假債券。這些人干了這么多違規、甚至違紀和違法的事情，心里不塌實，一部分人自然地開始想“后路”了，個人的經濟問題就產生了。在我們前面談到的幾萬億不良資產中，應該有幾千億是由此產生的。因為，資金的運行是一個債務鏈，一筆資金斷了，會引起一連串的損失。所以我說，政府首先要有商業合同的約束力是保障金融秩序的第一要義。

　　王巍：中國金融界應該是計劃經濟最后一個堡壘，而且也是市場經濟改革最大的受害者，也是不當的政策管制操作的最有利的平臺。因此，金融產業的危險是整個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這個產業必須要認識現狀，可以有幾千條措施，幾萬條措施，但是首先在大局觀上必須了解金融產業首先是產業，金融家首先是企業家，然后才有特殊性。在這個產業里面，或者說這個企業家群體里，應當和政府有一個對話的機會，應當要讓政府和銀行在各自崗位回歸。金融家群體和政府都是平等的市場參與主體，盡管職能不一樣。

　　“銀行家私心”為什么能得逞

　　蔡重直：從全世界銀行家來說，一般面臨六大風險:利率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匯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和金融犯罪風險。由于政府的全面管制，使得這六大風險中的大部分或基本上在中國是不存在的。那么，中國的銀行家面臨的風險是什么呢？是這六大風險之外的政治風險、政策法規風險和人事風險。由于政府的全面管制導致中國銀行家所面臨的不是銀行家的經典風險，而是一些其他風險。為了生存，中國銀行家開始變異，就像SARS病毒一樣不斷地變異。就是說，你想做國際標準的銀行家，你在中國生存不下去，你必須要變異，要變得會防范政治風險，會防范政策和法規風險，會防范人事風險。如果你要固守經典銀行家的品行，就要被淘汰。許多問題都是辨證和互動的，你不明晰私人產權的同時，國有資產就流失，你只強調銀行的特殊性，銀行家的特殊性就被抹殺。現在再回過來說產生這些大量不良資產的原因，我認為，一是政府的全面管制和過多的干預，二是銀行家的“私心”。而銀行家的“私心”，只有在政府的過多干預下才能得逞。

　　我們先有一個命題，一個銀行家，只要按照銀行通行的貸款管理方法，所產生的壞賬是一個大數定律，也就百分之幾。這個管理和判斷的方法，經過世世代代銀行家的總結,美國人概括為六個C，1C是Character(品質)、2C是Capacity(能力)、3C是Cash(現金)、4C是Collateral(抵押)、5C是Condition(環境)和6C是Control(控制)。每一個C又有不同的等級，假定，6C(控制)可以依對企業的控制能力從強到弱分為三個不同的等級，是6C1、6C2、6C3。這實際上就是一個矩陣，在這個矩陣中有多少個組合呢？是729個。實際上，銀行家的貸款是在現有資源下的一個判斷。比如說我只有100億，我只能在這個約束條件下從729個組合中判斷出一組最優的組合。政府的干預出現之后，使得銀行家的判斷發生變化。政府的干預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指令性的，一種是要求銀行支持。例如，支持開發區建設，支持外貿出口，支持國有大中型企業，支持抗洪救災等等。政府的干預也分為兩種，一個是正干預，就是要你貸的；再一個是負干預，就是限制你，不讓你貸的。在政府正干預下，6個C3(表示條件最差)也能貸，；在政府負干預下，6個C1(表示條件最好)也不能貸。我們知道，第一，政府干預只影響一部分貸款，而不是全部；第二，政府干預的都是不符合銀行貸款的基本判斷標準，如果要符合的話，政府就不必要干預了。所以，由于政府的干預，使得銀行家判斷貸款的標準要修正，使得一些原來不能貸的款變成能貸的，一些原來能貸的款變成不能貸了。結果使得全社會貸款質量下降。

　　銀行家的“私心”是不良資產產生的另一個原因。銀行家的“私心”是如何在貸款中實現的？按照銀行貸款的6個C標準，銀行家的“私心”是很難得逞的。這個“私心”需要一個外來因素，來打破這現有資源下的最佳組合，政府的干預就是最好的外來因素�？纯催@上萬億不良資產的貸款報告，看看那些塞進銀行家“私貨”的貸款報告，頭一段話都是，“根據國家的信貸政策”，“按照政府的要求”等等，就是只字不提銀行最經典的6個C標準。所以說，政府的干預使銀行家的“私心”得逞。

　　我認識一個剛下了大獄的行長，他給我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我就喜歡政府干預，有了政府干預就沒有章法，就會亂。如果按咱們銀行老規矩辦事，咱們那點私貨就裝不進去了。”

　　王�。赫�府的干預源自高尚的道德起點，卻造成了企業家道德水準惡化的結果。反過來這種道德水準的惡化，給上層主管一個信號，需要加強干預，變成一個惡性循環。這是很有意思的。這實際上可以構成我們目前金融改革過程當中的一個悖論，干預道德悖論。在市場經營過程當中，政府和企業作為市場參與者應當是完全平等的，無非職能不一樣�，F在，政府把銀行家給擠到市場主體之外了，我們要意識到這個問題，要幫助銀行家回歸到市場，來參加這個市場規則的運作。我想這個起點就是要明確中國金融家的權利和責任。

　　中國銀行家的權利和責任

　　蔡重直：我舉個實例來說明銀行家的權利問題。1999年，亞洲金融風暴導致香港經濟很不景氣。同時，內地一些金融機構和窗口公司相繼倒閉，使香港的銀行產生了大量的不良貸款。香港的媒體，包括金管當局都非常關注每家銀行對國內的放款有多少。而且把這個比率，看成是衡量這個銀行的資產質量好壞的一個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在中國內地，政府肯定要發出一個指令，嚴格控制往內地放款，誰新增加就要撤誰的職。但是，盡管香港金管局非常注意這個比率，但他沒有說出一個字，你們不應該向內地放款，因為這是一個銀行家的判斷和權利問題。當時，我們手上有廣州市某公司一個多億無抵押的貸款。廣東的粵海公司已經在進行清算了，廣州市政府的公司就更困難了，它不僅還不了本金，連利息支付都難。在這時候我們又貸了它兩個億。原因很簡單，這兩億要了近五個億的抵押品，抵押包括從深圳到汕頭高速公路的部分股權。這兩個億放出去后，變成我們對這家公司三億的貸款，而我們手上有近五個億的抵押品。你說這筆生意是好還是不好呢？從當時大的形勢來看是不能再往內地放款了，不僅輿論界監督，股東也監督你，但是每一筆貸款的組合太多了，太復雜了，必須要由銀行家來判斷、決定，政府不要簡單下結論。

　　王巍：市場經濟是看不見的手，我們這個政府管制就是一只閑不住的手。它閑不下來，一定要弄一點事。中國銀行家應當集體性發出聲音來，告訴政府我們是平等的。你要求我治理，首先要處理好政府的治理，管一管你閑不住的手。如果中國銀行家沒有自己的權利，沒有自己的主張，他就不會很好完成自己的責任。

　　蔡重直：其實，這是一只閑不住的手和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較勁。遠的不說，我們就講這個非典，在世界上有四個國家和地區是比較嚴重的，中國內地、臺灣、香港和新加坡。這四個地區除中國內地外，沒有一家管理當局出來說銀行要支持抗非典的斗爭，銀行要支持受非典影響的行業，這是為什么呢？還有，銀監會的主要工作是促使銀行降低不良資產，還是要建立和維護一個在公平和公正前提下的有效的競爭市場？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回憶這20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們往往把政府對市場的尊重和對商業自由的保護寄托在當政者的政治偏好和經濟價值觀的取向上，而沒有從法制上對此加以探討。

　　王�。弘S著經濟發展，市場多元化之后，中國的經濟利益多元化是大勢所趨。經濟利益多元化，必定要形成不同的經濟利益集團，利益集團一定要有代表。一個整體的利益發展沒有形成自己的代表，形成不了一個載體，這就是中國金融家的現狀。

　　銀行家利益集團的形成

　　蔡重直：香港有一個影響力很大的銀行公會，每個禮拜五有一個午餐會，各家銀行來磋商一些銀行界關心的問題。金管局出臺的政策，銀行公會如果反對，會受到很大的壓力。2000年的時候，金管局受到內地的啟發，提出香港銀行業高級經理人員要報金管局批，這么一個征求意見，遭到了香港銀行界的全體反對。媒體還給上綱上線，什么剛一回歸，政府就開始脫離自由市場經濟等等。大家一反對，金管局就把這個建議收回去了。他們認為，當人們發現政府的政策法令不符合整體的經濟效益的時候，任何憲法都有規定人們有合法的反抗權力。國內是不吱聲的抵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這個道理。

　　舉一個利率的全面管制的例子。凱恩斯有句名言：“把經濟體系中任何一個因素單獨提出來，都和利率有一定的關系�！崩�率價格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20世紀90年代初期還有逐步放開的跡象，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后，越管越緊。其實，這個時期是難得的進行利率改革的時期。各方面市場化了，只有利率不市場化是不行的。實際上，有哪家銀行沒有過高利率呢？最起碼是變相的。在一次飯局上，幾位行長和金融公司的老總談到如何躲避人民銀行的利率管制，有位行長說，凡是有關高利率的存款和貸款的報告他都不簽字，大家問他，那怎么控制風險，他說，同意的就在報告的左上方捏個角，不同意的就在右上方捏個角，大家笑著說，你都快成慈禧太后了。當一個管制政策與經濟現實發生很大矛盾的時候，不改革會增加很大的社會交易成本。

　　王�。猴@然，在目前的體制以及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的金融家首先必須是政治家，如同多年以前的中國企業家一樣。令人鼓舞的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市場交易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政治家改造為企業家，至少中小企業群體中，市場規則已成為企業和企業家的生存底線。我們對于一大批政治家正在轉變為金融家的前景是樂觀的，資本市場的規則也應成為或正在成為金融家的生存底線。最近的上海周正毅事件以及正在牽連出來的一些銀行家們就突出地表明了，不按市場的規則出牌，可以打幾副好局，卻最終被淘汰出局的命運。在入世一年后的今天，金融界應當向其他行業學習，形成利益集團來主張權利，要求政府高抬那只“閑不住的手”，停止不當干預。

　　蔡重直：我覺得我們必須對政府的必要管制和必要干預做肯定，否則不全面�，F代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市場有失衡和失效的時候，需要政府有限的干預。我還在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R.H.Coase)的“科斯定律”，不敢完全茍同在此定律基礎上的關于“一切毋須政府參與”的結論。我還是比較贊同芝加哥學派創始人之一西蒙(H.C.Simons)的觀點，政府應該為經濟運作建立一套既有干預而又不失經濟自由的制度。我們批評的是全面的管制和過多的干預，而不是必要的管制和干預。

　　蔡重直：原香港中信嘉華銀行總裁兼CEO(zhongzcai@yahoo.com.cn)

　　王�。喝�球并購研究中心秘書長，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wangwei@mergers-china.com)

　　宏觀調控

　　從1993年3月起，中央多次召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領導人會議，討論解決經濟“過熱”問題，研究繼續推進投資、財稅和金融體制方面的改革。1993年6月，黨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16條措施，主要包括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整頓金融秩序和流通環節，控制投資規模，加強價格監督等。為加強對金融工作的領導，1993年7月，黨中央任命國務院副總理朱钅容基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這次宏觀調控，改變了以往剎車過猛的狀況，不是全面緊縮，而是適當放慢速度，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鼓勵正常發展，正當經營和深化改革，即所謂“軟著陸”。

　　十年落馬金融家

　　王雪冰曾任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行長，十五屆候補中委。因貪污、受賄于2002年月11月被撤職，正接受司法檢查。

　　朱小華曾任國家外管局局長，央行副行長，光大集團董事長。因受賄于1999年7月被判15年。

　　金德琴曾任中國銀行行長、中信嘉華銀行董事長。因挪用公款，2000年6月被判無期徒刑。

　　段曉興原華夏銀行行長。因受賄于2001年7月被判刑7年。

　　賀云原深圳發展銀行行長。因違規動用3.11億元炒作深發展股票，于1997年5月被撤職，并處5年市場禁入�，F為南方證券公司董事長。

　　管金生原萬國證券公司總裁1995年3月，因在“327國債”做空頭嚴重被套，虧損14多億元。1997年7月因挪用國有資產等罪被判17年徒刑。

　　闞治東原申銀證券公司總裁。1997年6月，操縱陸家嘴股價被撤職，并處5年市場禁入�，F為南方證券公司總經理。

　　張國慶原君安證券公司董事長。1996年-1997年間因炒作四川長虹賺40億元而名噪一時。1998年因侵吞國有資產等罪名被判入獄。

　　高嶺原遼寧國發(集團)公司董事長。1995年“327國債”事件中的多空方投機者，后因金融詐騙被起訴，至今下落不明。

　　在香港親歷“不良資產”

　　文/蔡重直

　　1998年2月，在亞洲金融風暴剛開始時，我去香港嘉華銀行任總裁兼CEO。嘉華銀行是香港上市銀行，我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良資產。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組織了三個小組來梳理，最后確定有大約70億左右的不良資產。當時，嘉華銀行的貸款才200億，這就是說，不良資產率達35%。當時香港銀行一般的不良資產率在4%-8%間。1998年嘉華“撥備”前的利潤，也就是我們國內銀行的“經營利潤”，是6個多億。如按5級分類法，最少要為不良資產準備近10億的撥備，這就是要出4個億的“紅字”了，要虧損了。從銀行學上講，撥備是銀行為所發生的不良資產做的準備，目的是為了防止由于不良資產對銀行資本金的侵蝕，而撥備是從利潤中的扣除，如果你當年的利潤減去撥備出現負數，這就是虧損，就要侵蝕銀行的資本金。資本金的減少，資本充足率的降低，標志著銀行抗風險和抗破產能力的降低。銀行吃的是信譽這碗飯，一家銀行由于不良資產吃完了利潤，又吃掉了部分資本時，它的信用危機就產生了。銀行做到這一步時，在香港已經是頭條新聞了。

　　為了防止出現對銀行擠提而導致銀行破產，香港金融管理局找我討論過預案。香港金管局提出的要求是，第一，大股東要增加資本金，因為資本金減少了；第二，大股東要拿出至少20億現金作為存款，以應付可能發生的擠提；第三，要與一家市場信得過的大銀行，比如匯豐、花旗等簽定一個應急貸款協議，以它的信用來承擔嘉華銀行的風險；最后，要準備高層管理人員的替代方案，因為市場對以前的管理人員沒有信心了。謝天謝地，我們通過人民銀行和各方面的幫助，在1998年解決了對中國銀行順德分行10億港幣貸款的糾紛，“撥備”不用打那么多了，嘉華銀行算是逃過了這一劫，贏得了時間和喘息的機會。

　　其實，嘉華銀行1998年時有50多億資本金，如虧損4個億，資本充足率仍可以達到18%，遠遠高出國際巴塞爾協議要求的8%的水平。但是，銀行業務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它貸出的錢幾乎全部是存款人的錢，所以，銀行資本金哪怕微小的侵蝕，都會引起市場的強烈反彈。在美國銀行界有一個對銀行監管機構之一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調侃，暨聯邦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縮寫FDIC的含義是“不斷要求增加資本”(Forever Demanding Increased Capital)，講的就是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