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淮說，我印象最深的是總理說的四句話：第一句是，“我有主心骨，不會動搖”；第二句是，“我每天都關注大學生的簽約率”；第三句是，“就是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刻，我們的改革也沒有停步”；第四句是，“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重要的機遇期”。

　　編者按：最近，溫家寶總理召集一些經濟學家座談，了解他們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淮博士參加了座談。本報記者徐培英就此對陳淮 進行了獨家專訪。以下是記者與陳淮博士的對話。

　　問：據說最近溫家寶總理召集一些經濟學家了解他們對經濟形勢的看法，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嗎？

　　答：是的，我參加了6月27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一起參加這次座談會的專家還有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樊綱所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賈康所長、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的陳東琪所長和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劉樹成所長。國務院的多位副總理、秘書長等領導出席了這個座談會。此外還有十幾位部長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也都到會。

　　問：這次座談會好像很受重視，到會領導很多？

　　答：是的。我感覺這是一次很重要的座談會。在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總理即將訪問香港，今年即將過半的時候召開這么一個座談會，總理要在這么一個時候聽聽專家的意見，我想這本身就能說明一定的問題。

　　我到得早一點，但很多部長們已經在座。因為有些部委在此前已經陸續召開過類似的專家座談會，所以很多領導都打招呼說“又見面了”，比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鄭斯林部長，農業部的杜青林部長，國資委的李榮融主任。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鐵道部的劉志軍部長叫著我的名字和我握手，但我卻沒認出劉部長，不知道劉部長為什么認識我，真是不好意思。還是劉部長提醒我，說“對你在鐵路聽證會上的發言印象比較深”。

　　問：總理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什么呢？

　　答：給你10次機會你不一定猜得出來總理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什么。第一個問題是大家的年齡。溫總理準時到會，和大家握手后坐下就說，沒有一點拖泥帶水。總理出乎意料的問話讓專家們都隨便了許多。坐在我右邊的樊綱教授說他“年過半百”，坐在我左邊的賈康教授說他“年近半百”。其實他們和我一樣，都是50歲上下。對他們的回答，總理也笑了，說“在座的差不多都比你們老，干嘛老往半百上靠呢？”總理還說，“人一近60，思想就容易保守，所以要接受新知識，新事物。你們還是比較年輕的專家，所以請你們來聽聽你們的意見”。

　　問：會議的主題就是判斷經濟形勢，是嗎？

　　答：是的。主題就是分析經濟形勢，特別是非典以后的經濟形勢，重點是今年。總理先簡單介紹了一下目前經濟運行的一些基本情況。如同人們熟悉的，數字都在他腦子里。在說到一些比較重大的問題時，總理強調“我有主心骨，不會動搖”。條分縷析地說完，總理說：“我一共用了十四分半鐘，下面就請專家說。”真是一個干脆利索。我當時心里就想，總理的主要目的其實不是“求計”，而是“印證”他的一些判斷。

　　問：專家們對非典的影響和當前的經濟形勢怎么看呢？

　　答：專家們對今年經濟增長情況的判斷是比較一致的。大家都贊成，即使考慮到非典的影響，今年我國經濟增長仍有把握實現預期的7%。至于高于這個預期多少，專家們則有1個百分點上下的不同看法。今年開局，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比較高的，一季度GDP同比增長9.9%。實際上，非典影響的是超出預期的增長部分，是可能的潛在增長率。年初的預期不會受到影響。你這次來采訪時，我們已經看到，溫總理在香港已經明確講：“初步預計，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8%以上。現在看，實現全年經濟增長7%的預定目標是有把握的。”所以我說總理其實心中是有數的，只是請專家們來印證一下這個“數”。

　　問：非典對我們很多產業的影響的確是非常巨大的呀，比如旅游、餐飲、民航、出租車等。為什么經濟學家們的判斷仍比較樂觀呢？您對形勢怎么看的呢？

　　答：非典給我們造成的損失確實不小。這一點總理和專家們都是有充分的估計的。這些影響在5、6月份的經濟運行情況中已經有所顯現，在今后一段時期還會進一步顯現。但現在最重要的，不僅是判斷我們受了多少損失，而是在疫情之后，我們的國民經濟是受到打擊后趨于低迷，還是疫情被控制后轉為恢復上升勢頭。打個形象的比喻就是，我們走路時摔了個跟頭，這時我們最需要判斷的不光是這一跤耽誤了多少時間，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精疲力竭無力向前走了呢，還是仍是精力充沛，只需撣撣土就可以繼續快速前行。沒有人否認摔一跤會耽誤一定時間，關鍵是站起來后還能不能走得和原來一樣快，甚至更快。

　　問：您的看法是我們這一“跤”沒傷筋動骨？

　　答：不光我這么看。總理說，“我們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勝利”。要是把我們摔得站不起來了還叫勝利嗎？

　　我向總理匯報時談了一個“四個沒有變”的看法。

　　第一個是中國城市化進程正在加速的趨勢沒有變。我們的國民經濟憑什么在過去兩年中在世界經濟增長格局中保持了“一枝獨秀”的地位呢？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是城市化進程明顯加速。大家過去兩年中如果到各地去過，是不是覺得我們的很多城市面貌變化特別明顯呢？我們說，中國經濟增長的這個“發動機”的轉速依然。而且這個“發動機”不僅將支持今年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將支持我們未來20年的經濟增長。

　　第二個是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由這個收入水平決定的消費結構沒有變。大家擔心旅游、餐飲等產業會一蹶不振。這個擔心沒必要。為什么呢？因為疫情不可能根本影響我們的人民收入水平。在一個特定收入水平上，人們的消費結構就是一定的。人們的收入中有多大一個比重要花在勞務性產品上，比如旅游、餐飲、娛樂、健身等，不會因為短期的疫情而根本改變。也就是說，這些產業的市場基礎、需求基礎并沒有發生變化。老百姓的口袋里，有多大一個份額要花在這個領域上，這個比例是不會因非典而轉移的。

　　第三個是新的產業熱點正在形成的趨勢沒有變。就是在非典最嚴重的時候，我們的車市不是也沒有降溫嗎？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制造中心的這個趨勢不會因為疫情而改變。新的產業熱點也是我們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發動機”之一。這個“發動機”也是轉速依然。

　　第四個是全球資本流動的基本方向沒有變。我在匯報時說，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肯定要大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和那次危機相比一個不同點是，亞洲金融危機在一段時期內極大地改變了全球資本的流向，而非典疫情并未改變這個流向。2002年全世界汽車銷售量增長了2%，其中絕大部分是中國市場銷售增量的貢獻。中國的市場前景全球無人可比。資本怎么會因為短期的疫情就不來賺錢了呢？

　　所以我說，疫情是中國經濟處于上升過程中遇到的短期阻礙。這四個“沒有變”決定，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不會受到大的影響。

　　問：學者們就克服非典影響和促進下半年經濟發展提出什么政策建議了嗎？

　　答：建議是肯定要提的。專家們的建議著眼點各不相同。就克服非典影響的問題上，我的建議主要是兩點。一是不要低估市場自身自我平衡和自我補償的能力。二是政策資源的重點配置領域應當是市場機制力所不及的領域。

　　我國受疫情影響較重的大都是市場機制力量比較強大的地區和市場機制發育比較充分的產業。我覺得應當強調一個判斷，這些產業敏感但不脆弱。餐飲、旅游、客運交通等產業本來就是消費需求彈性非常高的產業。它們對環境高度敏感，收縮非常快但同時膨脹也將非常快。預期下半年這些產業的同比增長，也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的增長速度仍會有一個明顯的高潮。向總理匯報后的第二天，恰好就是北京“雙解除”后的第一個雙休日。事實上，人們冒著大雨徹夜逛街的情形已經證實了這個判斷。

　　經過20余年的改革，我國的市場力量已經發展得比較強大了。2003年的疫情與1976年的地震災害相比，最大區別是什么呢？在于不需要由政府“包下來”。克服疫情的政策不宜稱為“補償”性的政策。政策資源不應按照損失大小來配置。而應按照市場機制能否發揮作用來配置。就是說，不是誰受的損失大就補誰。要看市場機制、市場競爭的作用在那個領域是否充分。有的領域市場機制足以導入充分資源，那么這個領域即使受損很大也不需要更多的政策介入。但有的領域光靠市場機制是無法恢復元氣的，這個領域就得給予更多政策關照。

　　還有，疫后重建和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的建立也不應包攬在政府身上。要鼓勵企業和個人提高風險意識，利用社會化的安全措施自我保護，鼓勵全社會更多采取商業化、市場化的避險措施。鼓勵保險業開發更多的險種，包括經營收益險等。我也打了個比方，長江抗洪救災和平時修固堤壩，這個事要靠政府管。但發大水沖了房子沖了莊稼，補償這個損失要靠推進市場化的保險方式解決。特別要防止那種把公共安全的經濟責任全部委之于政府的不良預期。

　　問：那您認為政府政策在這次疫情后還應當作些什么呢？

　　答：我建議對民航、出租車等交通運輸業繼續給予一段時期的減免稅支持。對民航等資金密集型產業還可動用階段性的折舊政策支持。什么叫“折舊政策”呢？就是在國家實行減免稅的時期內允許這些行業不提或者少提折舊，以后不實行減免稅政策時再允許他們多提折舊。這樣才能讓這些產業真正享受到稅負政策的實惠。

　　我還建議對受到疫情影響的低收入人群和部分行業實行收入補貼。例如城鎮中一些低收入群體靠打零工獲得的一些“或有收入”沒有了，出租車司機等因停業沒有了收入。我建議國家動用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和最低工資制度給予政策援助。例如在疫情嚴重地區階段性地提高“低保”標準，把最困難群體損失的那部分實際收入補上。比如說，在疫情最嚴重的若干月份，每月的“低保”標準提高50元。對停業、半停業的出租車等行業也可考慮在疫情嚴重的月份內，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或最低工資標準由政府給予補貼。這個政策花錢非常有限，但社會影響和實際扶困作用將非常大。這個建議最初是我在5月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研究政策時提出來的。這次我再提出這個建議時，總理插話，“北京已經一定程度地實行這個政策了”。可見總理對全國的政策動態是了如指掌的。

　　問：很多專家認為，疫情對就業的影響不可低估。您對這個判斷怎么看？

　　答：就業的數字和存款余額有類似之處，它只看年底數。這個數字和GDP不一樣，它不是按月相加的。隨著經濟的恢復，用工單位很快就會恢復。今年疫情嚴重的若干月份中就業人數的下降并不會明顯影響到年末就業總人數。我認為今年城鎮就業總人數增加800萬的目標仍是能夠實現的。包括民工就業崗位。就業問題是長期存在的問題，不要把長期問題與短期經濟運行的特殊難點混為一談。對失業的影響主要在于部分人員的短期收益受到了影響。

　　我在匯報時提出了一個認識，即使是討論長期的就業形勢，我們也不能光看失業人數，更重要的是要看每年新增的就業人數。根據2002年和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權威數字，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的就業崗位增長速度是不慢的。1999年城鎮就業人員總數新增796萬人，2000年新增739萬人，2001年新增789萬人，2002年新增930萬人。也就是說，在過去7%至8%的增長區間內，我國城鎮就業總人數的增加數穩定保持在每年800萬人左右并有逐步增長態勢。去年末我國的城鎮就業總人數是2.48億人。只要我們能保持住這樣一個增長規模并且略有提高，比如說從800萬起每年遞增三四十萬，那么10年的周期內城鎮就業總人數就可以增加1.3億人。這個數字意味著10年內可以有兩億農村人口搬進城。那時的城鎮就業總人數可達3.8億人以上。保持住這樣一個就業人數增長趨勢，我國的就業形勢就不會惡化。

　　我發完言后，樊綱教授在講到就業問題時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說，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常性地存在一個5%左右的流動性失業人口是很正常的。“5%左右的流動性失業人口”是個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假如我們現在城鎮中有1600萬人沒有工作，這其中真正構成就業壓力的只是超過5%的200多萬人。當然這不是說我國的就業形勢不嚴峻。我國就業形勢嚴峻主要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局部地區失業問題嚴重，例如單一資源型的老工業基地；二是國有職工體制身份轉換過程中的體制性矛盾；三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的迫切要求。對這些方面應當有更堅決、更得力的政策措施。

　　今年有個和“非典”無關的特殊情況，就是大學生就業的問題。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總理的一句話。總理說，“我每天都關注大學生就業的簽約率”。盡管我認為，大學生就業問題是一個短期的結構性問題，不是總的就業崗位供求關系更加惡化的標志，我還是為這句話深深感動。我想我們的大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們聽到這句話也會感動。我們上下一心地去應對挑戰，還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呢？

　　問：在關于形勢的討論中，專家們有沒有對改革問題提出新的見解呢？

　　答：我們強調在疫后恢復中發揮市場的作用，這就是改革。恢復經濟靠改革，繼續發展也要靠改革。在提到改革問題時，總理曾鄭重說到，“就是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們的改革也沒有停步。中央一直在抓緊研究有關的方案”。

　　在改革問題上，專家們的建議涉及的方面也很多。比如“三農”問題，市場發育問題，國企改革問題，進一步擴大消費的問題等。總理說，“擴大消費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很重要”。

　　問：在“三農”問題上專家們有什么新見解嗎？

　　答：“三農”問題是個長期的大問題，不可能在這個討論短期問題的會上太深入。但我提了一個政策建議。我認為，糧價仍是影響農民收入和物價水平的主要因素。過去幾年來對農民收入影響最大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市場“災害”。現在的情況是，每當城里人消費便宜的農產品時就是農民吃虧的時候。這種城鄉利益關系對立的格局應當盡快扭轉。怎么扭轉呢？我建議極大地擴張農產品期貨市場。這是讓城市分擔農業自然風險的最好辦法。如果有較大比重的農產品通過“套期保值”、通過期貨市場實現交易，我們就把大部分自然災害的風險轉嫁給了市場投資者，調整城鄉之間利益關系也就有了強大的市場化手段。我國農業發展要及早考慮更有效的市場化避險手段。靠政府的糧食儲備系統是不可能承擔起糧食豐歉的市場風險的。

　　問：今年以來，有人提出要防止“過熱”，專家們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答：這個問題的確有不同看法。我的看法是要慎提“過熱”，絕不要給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潑冷水。但樊綱教授就提出，還是要警惕投資“過熱”的一些趨勢。

　　我認為，解決中國的就業、產業結構升級、擴大對外開放、調整供求失衡、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等諸多重大難題的相交之點就在于城市化發展。我們在城市化發展問題上至少要有15年到20年的預見性。前不久，央行出臺了一個收緊房地產業信貸的121號文件。媒體上的討論已經很熱烈了。這個文件的出臺可能也是基于防范“過熱”的考慮。

　　問：不論是促進投資增長還是防范投資“過熱”，您在這方面有什么建議嗎？

　　答：我的建議主要有兩條。

　　一條是不宜把解決中低收入的住房問題和城市化聯系起來。特別是不宜動用貨幣政策，例如貸款利率傾斜的政策來解決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我們應當把市場化政策和公共性政策分開。銀行是企業，面對的是市場。解決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不是銀行該管的事。在這個領域中，我們就要強調和完善市場化的游戲規則。不能把公平的政策取向也加進來。那怎么解決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呢？我建議多用財政政策，如貼息、貼租的政策。例如城鎮中人均收入低于某一個水平的家庭購房時由政府貼息。對貼息也買不起的家庭，比如特困家庭怎么辦呢？可以采取政府貼租的方式。這樣就可以把政策和市場發育分開，不要讓調整公平的因素參與到正常的市場交易中來。否則就會扭曲真實的競爭形勢。

　　另一條是建議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中，更多采取與城市化密切結合的地方性財政政策。比如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可上市的“市政債券”。具體操作可為：發30年期甚至50年期的“市政債券”用于修“地鐵”、“輕軌”，可由地方政府貼息，通過土地增值收入、投資增長后的稅負增收來償還。這一方面可極大地培育新的投資增長點，另一方面把“積極財政政策”的責任從中央政府延伸到地方政府。我覺得，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潛在威脅是找不到足夠大的資本容納領域。低息下的銀行儲蓄持續增長說明資本過剩已經開始顯現。我建議鼓勵而不是限制城市軌道交通發展，這是未來幾年帶動投資增長的一個關節點。實際上，房地產、鋼鐵、汽車等產業是不是“過熱”取決于城市化的空間是否擴張。

　　究竟是不是“過熱”？總理并沒有給專家們的不同看法下結論。但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總理的一個重要判斷：“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重要的機遇期”。

　　(本稿著作權所有，若需轉載請聯系63074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