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辯證地看待非典對亞洲經濟的影響。不久，可能會有一批“非典后”時代的新產業和企業家誕生。SARS對中國這樣一個大的經濟實體，更重要的是心理危機和恐慌

　　2003年5月13日，北京，亞洲大酒店。

　　一個有關SARS與亞洲(中國)經濟的國際圓桌研討會在這里舉行。會議主辦者是博鰲亞 洲論壇和亞洲開發銀行。

　　此時，由于SARS疫情，世界衛生組織已兩度把中國的北京列入疫區，并向全球各國發出預警。北京四星級以上的酒店，開房入住率達到了近年來谷底。亞洲大酒店從門童到總臺再到會議接待處，所有服務人員都以從未有過的姿態，在這個最需要微笑服務的處所，頭一次臉蒙口罩，為大會提供服務。

　　在亞洲大酒店會議廳入口處，擺設了三道體溫測試站，被邀貴賓、采訪記者，全都要通過三次紅外線體溫測試，方可進入會場。在白衣人員的三道崗旁，是指示開會路徑精制的牌子。今兒個這牌子，除了路示之外，似乎還指示著危險與勇敢。

　　醫學專家在電視報紙等媒介里多次告誡大眾，對付SARS病毒，開窗通風最為重要。這一天，亞洲大酒店的會議廳沒有開空調，碩大的廳室內有點燥熱。于是，服務人員把可以開著的門全部打開，包括往常僅用于工作人員通道的那扇小門。

　　由于門廳洞開，會議的聲音有些發散，讓同樣戴著口罩卻不肯漏掉新聞的媒體記者有些犯難，為使電視同聲效果最好，有記者把話筒對向擴音壁，其他記者趕緊效仿，于是，會議廳那方裝著擴音設備的板壁旁，便多了一道難得的風景。

　　終是看著記者們伸手舉話筒的辛苦，訓練有素的亞洲大酒店的服務員們拿來一根二根白布帶，那些個礙事的話筒便被布帶高高吊起，省卻了記者們的一番辛苦。

　　這個國際圓桌研討會，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帶著許多異樣風情，拉開帷幕的。

　　研討會來賓精英薈萃

　　翻開“SARS與亞洲經濟”國際圓桌研討會名錄，實可謂各路精英薈萃。隨便挑一個，都是熱門人物。

　　其中有世界銀行駐華代表首席經濟學家Deepak Bhattasali、亞洲開發銀行駐華代表Bruce Murray、東盟秘書長Ong keng Yong、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巴黎百富勤董事副總經理兼總經濟師陳興動、美國高盛集團亞洲區董事總經理蔡金勇、華爾街日報中國社長Jonathan Kaufman、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Kerstin Leitner、亞洲開發銀行北京辦事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

　　亞洲開發銀行總裁千野忠男，世界銀行東亞區首席經濟學家Homi Kharas，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Lfzal Ali，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則分別從日本、馬尼拉、印度尼西亞亞加答、香港等地發來了錄像演講。

　　參會代表還有：中國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商務部、中國財政部等官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京辦主任梁寶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京辦首席貿易主任陳景光，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亞、美國等國駐華大使、公使等外交官員，以及各大跨國企業、機構代表等。這些跨國企業及機構主要有：馬士基(中國)航運有限公司副總裁祈日濤、SK集團副總裁金相國、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總裁歐盟商會主席貝思、UT斯達康總裁吳鷹、韓國貿易協會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金哲煥、愛立信中國有限公司政府關系總監劉國來、丘博集團中國副總裁黃小冶、大眾汽車中國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綏新、中國惠普有限公司副總裁舒齊、國家開發銀行國際金融局副局長劉文芳、羅頓機構副總裁翟力平、豐田汽車中國事務部安明奎、愛德曼國際公關公司北京辦事處總經理倪昂利、JP摩根大通銀行(中國)運營總裁Carl E·Walter、麥肯錫北京分公司總經理吳亦兵、道瓊斯公司中國首席代表饒猛志、中國美國商會主席Chris Murck、北京臺資企業協會秘書長陳國原等。

　　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各路精英紛至沓來，其探討SARS與亞洲包括中國經濟的意義固然重要，但更深層面上的意義，則是現代科技現代社會，已真正把世界變為互通有無的地球村。當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遭受到突如其來的侵害時，地球上的人類便不管這侵害來自何方，都要攜起手來，共同面對。一個合作的時代，到來了。

　　一個銅板總有它的兩面

　　龍永圖(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一個銅板總有它的兩面，我們要辯證地看待非典對亞洲經濟的影響。不久，可能會有一批“非典后”時代的新產業和企業家誕生。關于非典對亞洲經濟影響的大小，應該說前景仍不明朗。非典對經濟影響關鍵取決于各國政府能在多長時間內有效防治非典、控制非典的蔓延。非典越早得到控制，對經濟的影響就越小，日后我們在消除和減輕其對經濟的影響方面所付出的代價就會越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從長計議。

　　非典固然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但對一些國家中的一些部門的“經濟過熱”、“投資過熱”等問題，未必不是一次有利的“自我調節”，這可能對提高經濟的質量有所益處；旅游一時受到很大的損失，但對保護一些脆弱的旅游資源，讓一些旅游資源“休養生息”，未必不是件好事；一些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忙碌之中，更冷靜地思考經濟發展的一些中長期問題，對一些投資項目進行更加充分的論證，未必不是件好事。在人們看到對旅游、餐飲、交通等行業的沖擊時，是不是也要看到非典對電信、特別是增值電信服務、醫療行業及住房、汽車等行業的“刺激”作用。從現在開始，我們應該研究非典對政府、外商和國內民間投資政策取向的影響，研究由于非典國民消費心理所產生的微妙變化，從而探索和把握非典后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消費熱點。

　　Lfzal Ali(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如果我們作一個假設，SARS疫情可以在第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其對經濟的影響應該從今年第三季度出現，甚至有可能再影響第四季度。

　　中國有一個詞叫“危機”，說的是即有危險又有機遇。面對SARS，我們感到這個詞十分適用。如果各國各地區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也許能夠將壞事變成好事，從此次事件中獲得教訓。

　　Ong keng Yong(東盟秘書長)：

　　我們要改變對疫情的態度。例如，把這個時期當成培訓雇傭員工的好時機，也可以讓員工輪流休假，不要輕易說裁員。總之，要走出局限的范圍，改變方式，將恐慌變成機遇。

　　林毅夫(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SARS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是短期的，它并不影響社會結構，也不影響生產力。當然這種短期影響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率帶來降低，至于其降低的程度，則取決于中國政府對疫情的控制時間之長短。

　　胡鞍鋼(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用現代經濟理論中，外部沖擊與內部傳導為基本分析框架，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不僅有著長期的增長潛力，同時也處在經濟增長波動系數最低的時期。SARS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只是暫時的。

　　非典讓世界各國攜起手來

　　龍永圖：如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一樣，非典再次把亞洲各國緊密地聯系起來。“同舟共濟、共度難關”已經成為共識。近年來，由于亞洲區域內貿易的增加，區域內制造業生產鏈和供應鏈的形成和壯大，證明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愈來愈明顯的客觀現實，再次證明加快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亞洲的經濟活力和投資環境并沒有因為非典而產生根本的變化。以中國為例，它的經濟基本層面的要素并沒有因為非典而發生變化，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市場，中國仍然是最具潛力的大市場。

　　千野忠男(亞洲開發銀行總裁)：

　　亞洲開發銀行已考慮提供無償經濟和技術援助計劃，以幫助亞洲國家提高公眾健康水平，包括信息資源整合、教育等水平。

　　SARS的爆發，使全世界6千多人受到感染。當然，這還不僅僅是一個健康的問題，它將在多方面對我們的生活產生影響。如果談到對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人類對這種新的傳染病原體的了解與診治還不夠，這就必然給一個地區的經濟造成了不確定性。

　　亞洲開發銀行已建立了跨學科工作組，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合作，研究SARS對地區經濟的影響，這種研究已涉及到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特別是人的心理所產生的變化和影響以及對貧窮人群產生的影響。根據研究，我們還制定了一份行動計劃，以幫助亞洲各國把SARS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Ong keng Yong:

　　忘記恐慌，開始呼吸，打擊SARS要信息共享；消除影響，要改變態度。

　　在恐怖的影響下，是沒有一個人和國家能夠正常思維和行動的。面對SARS，我們東盟各國要采取協調方式，共同禁止病毒傳播。東盟各國已開放邊界，各國衛生部進行了手機號碼交換，這種資源共享，有利于防止疫情擴散。同時，東盟秘書處還采取了交流與教育措施，加強各國公共道德，注重公共衛生。

　　亞洲和中國仍是世界上經濟最活躍的地區

　　Homi Kharas(世界銀行東亞區首席經濟學家)：

　　各國各地區之間有關信息的公開、透明、及時，會把SARS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領導人已對此達成了共識。

　　世界銀行啟動了12個遠程中心，來幫助各地政府與相關機構的合作。世行還發出了第三份有關SARS與亞洲經濟的報告。據對目前情況的分析研究，我們預測東亞一些國家的GDP將有500億美元的損失。這主要體現在旅游、房地產、外國人對車輛的購買以及消費需求下降等方面。

　　但是，我們同時看到，在中國、中國香港、韓國、東盟等國，在SARS疫情的大背景下，其經濟增長勢頭仍然強勁。我們相信，東亞仍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2003年和2004年都將是這樣。

　　Deepak Bhattasali(世界銀行駐華代表、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的SARS疫情只是推遲了消費，而不是扼制。中國在很多地方的投資是過剩的，所以當前沒有必要采取額外財政措施和刺激性積極政策。

　　今年初，世界銀行曾經作過一個預測，2003年中國經濟將增長7.5%。這個預測考慮了很多因素，卻并未考慮到SARS。4月8日，世行將這個增長數降低到7.2%，后又降到7%。當然，這個增長率是建立在盡快控制SARS疫情基礎上的。盡管這樣，我們認為中國仍是目前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2002年中國經濟增長了8%，今年第一季度則達到9%。中國很多地方的投資是過剩的，價格、生產力也是過剩的，所以面對SARS暫時性影響，沒有必要再去采取刺激性政策。要看到，在中國目前擁有的資源盤子中，肯定是要重組的，但是應急性措施不應影響長期經濟政策。

　　謝國忠(摩根士丹利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關鍵在控制SARS及控制的速度有多快。從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正在接受著全球目光的洗禮。

　　如果我們把中國的SARS疫情預測在七八月得到徹底控制，預計外國管理層需要9月份才會重新來到中國，這樣，他們對中國的投資，將會推遲到第四季。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中國經濟會有一個大的反彈。外國投資者對到中國投資的態度沒有變，大多跨國企業只是推遲了他們的計劃，而不是取消。

　　所以，我們認為SARS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時間上表現為兩個季度，最多是三季，當然建立在中國政府在多長時間內，真正徹底地控制住疫情。這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個人公共衛生素質亟待加強

　　林毅夫：

　　我們生活在世界村，發生在一個國家的事情，是會影響別的國家的。從中，中國要吸取大的教訓。

　　SARS是傳染病，如果剛開始我們就采取強有力措施，控制住疫情，就不會發生這種全國傳播的局面。從這一點上講，中國社會有大的教訓需要吸取。

　　建議：面對緊急狀況，我們的處理要制度化，信息準確傳播非常重要，可以造成社會不必要的過度反映。制度化的應急措施、保障體系，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成熟的標志。

　　其二，個人衛生現代化，也是中國社會需要提升的，個人公共衛生素質，是預防傳染病的第一道屏障。

　　其三，政府各有關部門在應急狀態中，是顯得脆弱還是堅強有力，同樣需要加速各個領域的市場化進程，才能提高應對能力。

　　SARS危機是預防針，對人體、對中國社會經濟體系，都打了及時的一針。

　　SARS更重要的威脅是心理上的

　　Lfzal Ali:

　　SARS對經濟的影響是短時期的，我們要考慮的是其他方面的影響，其中最大的方面，則是心理上的。

　　SARS的特點是傳染性強，人類對病原體還不太了解，病死率全世界平均為7%。由于不了解，就容易引起夸張和想像，造成社會上的不確定性，恰恰是這種不確定性，對經濟產生了影響。通過對這種影響全面的評估，其表現主要在需求方減少，人們的往來受到限制，商務往來被取消或推遲，投資者信心受到影響，供應方被驚嚇，企業裁員等。

　　胡鞍鋼：

　　SARS對中國這樣一個大的經濟實體，更重要的是心理危機和恐慌。

　　疫情發生期間，我們對北京市民進行了調查，至5月5日止，北京市民較之以前，終于對SARS的認識趨于理性，他們正在度過從信息不完全的恐懼到信息明確的鎮定之中。北京市民對4月中旬以來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應急措施，認同率是高的。

　　所以，面對非典，要千方百計消除恐慌，讓市民能夠正常生活，學生能夠正常上課，職員能夠正常上班，政府機構能夠正常運作。這是真正的關鍵所在。

　　陳興動(巴黎百富勤董事副總經理兼總經濟師)：

　　SARS之后，外國投資者將至少花上三個月時間，才能恢復對中國的投資。這主要表現為他們心理上對到這個地區投資的再行考慮。

　　SARS疫情對中國經濟最大的影響，將出現在今年第三季度，其滯后影響，會推延到明年上半年。但這種影響并不破壞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蔡金勇(美國高盛集團亞洲區董事總經理)：

　　SARS對中國經濟的真正影響，是非常清楚地展現了在中國投資風險系數的增大，這個風險系數以往在中國恰恰是不被認識的——這就是外國人特別看重的健康體系。

　　一個國家的吸引力，公眾衛生是其主要內容之一。公眾衛生健康體系，需要政府來建立。

　　中國有著極大的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市場，但是卻沒有很完善的公眾衛生健康體系。SARS疫情，暴露了這個隱患。同時還讓我們看到了中國醫療應急系統的脆弱。特別是中國農村醫療的治理與整頓，任務還很艱巨。

　　健康不完全是醫療問題。中國政府要從這次疫情開始，把健康總體變成經濟社會的重要組成部份，這個環節與經濟是同等重要的。跨國企業來中國投資，并非完全看重經濟增長速度，還要在一個真正安全的地方。

　　Jonathan Kaufman(華爾街日報中國社長)：

　　記者總是背著壞名聲，說他們專報壞消息，不報好消息。華爾街日報記者聽到這樣的話，認為是在奉承我們。記者有時提的問題可能不好聽，但他們的目的是想讓公眾更知情。在中國也應該談談獨立媒體的問題了。

　　中國經濟基本面是非常好的，中國的形象在美國已發生巨大變化。當美國人談起中國時，是2008奧運會，是上海世博會，都是很多輝煌的形象。然而，現在談起來，則是SARS。這場疫情已經影響到中國的形象，特別是外國人、外國投資者對在中國旅游、生活是否能夠獲得透明準確的信息，從而使他們有安全感，開始持懷疑態度。一些美國的CEO盡管還想來中國，但他們的親人會擔心，并非完全從健康考慮，而是認為這個國家是否穩定。

　　更為重要的是，在恢復穩定之前，是恢復信任。

　　中國需要更加獨立的媒體，如果廣東早期能夠迅速及時地報道SARS，就不會帶來如今這樣大的困難，也不會有太多的謠傳，更不會給后來北京的救治帶來如此沉重的代價。

　　美國發生炭疽熱時，當時只有四五例，卻已經引起恐慌。通過媒體的大量報道，有關機構也通過媒體來告誡公眾，為社會提供了各種信息，恐慌很快平息下去。可見媒體的作用是很大的，特別是應急性公眾事件，其作用更明顯。

　　中國缺乏公共衛生體系的專業化

　　Deepak Bhattasali:

　　令我們感到需要關注的，倒是中國經濟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中國的醫療特別是農村醫療、疾病監控預防體系，要有所加強；地方政府間的財務管理及協調、地方政府獨立解決重大應急事件的能力要加強；信息、數據的統計，公開，透明，及時上則是有大教訓的。

　　Kerstin Leitner(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

　　在中國看不到公眾管理人員的專業化，是令人吃驚的。

　　許多人都提到SARS疫情在中國造成的恐懼，但為什么出現恐懼，其深層次的原因在哪里，值得研究。

　　我們看到，在中國缺乏公眾管理人員的專業化，公共衛生管理只請醫生來做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缺乏管理水平；而有公眾管理背景的人，他們又缺乏醫療知識。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忽視公共健康衛生體系的健全，對經濟的影響是巨大而長遠的。所以，目前要盡快恢復公眾對健康體系的信心，只有建立了信心，才能確保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并且保證每個患者都能獲得治療機會，并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延誤。只有當我們控制了SARS之后，我們才能做其他事務。

　　另一方面，我們發現，中國在世界各國提出的千年發展宣言中，五項承諾有三項仍處于落后水平，一是母親健康，二是艾滋病防治，三是飲用水。中國的有關政策和計劃，都還沒有采取相關措施，這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是有害的。中國家庭健康體系中，還沒有建立責任體系，相關的保險體系也沒有建立，這些對控制流行病特別是傳染病，是有阻礙的。

　　要確保一個國家的醫療健康水平，職業水準要加以確立。國際經驗告訴我們，互相競爭機制可以提高專業水準。但這項可以提高職業水準和專業精神的機制，在中國還沒有建立。這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我們要一起努力。

　　SARS呼喚政府可預見性和應急能力

　　吳鷹(UT斯達康總裁)：

　　SARS的發生，對中國政府的形象有一定負面影響。

　　建議中國政府建立突發事件應急系統，只有這樣，政府的威信才能建立起來。香港在突發事件之后，通常請著名公關公司來做一些應對方案，以最大限度地彌補損失，建議中國地方政府可以借鑒。

　　張綏新(大眾汽車中國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增加政府行為的可預見性，是恢復信心、建立信任最重要的步驟。

　　SARS突如其來，影響是存在的。僅從大眾公司來說，就有80多個談判項目受到程度不同的推遲，有的項目推遲還可以，有的推遲卻影響很大。這還僅僅是表層影響，更深層次的影響是信心。大眾公司平均每年在中國投資6—7億歐元，去年在中國的銷售量已超過德國本土。如果SARS之后，讓投資者看不到穩定，悲觀情緒上升，就有可能影響整個投資計劃。

　　所以我們要從SARS疫情上學點東西，政府的公共應急系統在哪里，如果不健全，其潛在威脅就會越來越大。中國這幾年的發展，已成為世界投資熱點。但是SARS的到來，讓我們看到GDP的增長并不是惟一指標，對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有一個平衡的目標系數，要考慮到增長的數量與質量，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

　　吳亦兵(麥肯錫北京分公司總經理)：

　　SARS與亞洲(中國)經濟，直接的影響是短期的、局部的；間接的影響某些可能是長期的、全面的。

　　麥肯錫公司主要的服務對象是世界500強公司。從客戶的角度，我們認為，SARS對經濟的影響，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主要表現在投資者信心、消費者信心和企業信心。

　　此次疫情發生后，很多公司CEO取消了對中國的訪問，這些都會產生長期深刻的影響。中國的健康和環境問題，會阻礙外國公司對高級人才的派往；一些公司的研發制造基地，也有可能會改選地區，如墨西哥、印度等都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

　　在吸引外來投資的同時，中國企業已開始在國際上創建自己的品牌。中國政府的國家形象，對類似于聯想、華為、海爾等企業走向世界，是有影響的。

　　建議中國政府和有關機構，要關注信心的重建，要促進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如促進交流，重塑形象，以短期重點行業的鼓勵措施吸引投資者等。要更廣泛地建設微觀環境，加快推進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

　　湯敏(亞洲開發銀行北京辦事處首席經濟學家)：

　　SARS對中小企業的沖擊是沉重的。

　　一個中小企業，如果3～4個月沒有進項，卻仍然要付房租和人工費，是很難支撐下去的。如何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首先中小企業要自救。SARS的出現，讓公眾的衛生習慣發生了改變，能否從中發現商機，相互啟發，贏得機遇。此外，政府的相關政策可以給中小企業更多的關注和扶持。

　　在戰勝非典的戰爭中，保持經濟活力，保護中小企業的迅猛發展與活力勢頭，將可能是這場戰爭的下一個新戰場。相信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努力，我們一定能打贏這場戰爭。

　　宋寧(中國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經濟司司長)：

　　增長不等于發展，發展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好。

　　從總體上看，SARS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了極大影響，盡管這種影響隨著疫情控制是短期的，但仍然不可忽視。首先是旅游業，還有國際國內航班大量取消，酒店入住率降低；外貿洽談大量減少，廣交會成交額下降，加工貿易成本上升，物流不便，這些都將影響到今年二、三、四季度的經濟。此外，SARS讓農民工大量返鄉，減少了農民收入，間接影響到農村經濟。

　　然而，SARS疫情對中國經濟前景的影響，是積極的。盡管因為這個突發事件，外國投資者可能對到中國投資重新評估，但是對我們自身，卻因為SARS的出現，讓我們發現了許多問題，并讓我們加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步伐。

　　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后者薄弱了。如果說經濟社會是兩條腿，我們有一條腿短了，所以要摔跤。在社會發展中，公共安全、公眾衛生健康方面，又更薄弱一些。政府對教育科技的投入加大了，可對健康和公共防疫體系建設上，投入卻不夠。特別是農村衛生體系，尤其滯后。這些問題過去也曾認識到，但還沒有擺上解決的議事日程。SARS出現，讓我們得到了深刻的教訓。

　　我們有理由相信，戰勝SARS后，我們的投資環境將更加改善，公民的保障將更加完善。

　　撰文·攝影/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