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我國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果中等收入群體占不到社會的50%左右，我們就很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是農村問題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主辦“中國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暨農村改革新突破”國際研討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教授再次呼吁，給農民全面的國民待遇，并提出六條建議，受到了與 會學者的關注。

　　遲福林教授指出：我國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與農民相關的政策是以城鄉分割為主要特點。二十多年的改革在消除城鄉差別方面取得明顯成效，但城鄉二元體制尚未從根本上發生全面改變，主要表現在：

　　在城鄉經濟關系上，仍然存在某種程度的“剪刀差”，使農民處于不利地位；在城鄉制度安排上，延續四十年的戶籍制度及農業稅收制度等，仍然是城鄉融合、統籌發展的嚴重制度障礙：在分配方面，農民實際上負擔著比城市居民更重的財政負擔。由于農村經濟發展現狀，農村居民在社會保障等方面未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權利；由于改革不到位，農村居民的許多基本權利未能完全擁有和充分行使。

　　根據上述問題，遲福林提出了農村經濟改革六條建議：

　　按照城鄉平等的原則改革農業稅收制度，盡快統一城鄉稅制

　　中國現行的農業稅收制度是以1958年6月3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九十六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為基礎的，至今已經有四十多年。

　　我國建國初期專門征收農業稅是根據當時的基本國情所確定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業稅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重相當大。發展到今天，農業稅所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重已經很小，大概在5%左右，取消農業稅的前提條件已經初步具備。

　　農業稅制改革的目標是，借鑒國際上多數國家統一城鄉稅制的通行做法。統一城鄉稅制就是廢除專門對農民征收的各種農業稅和鄉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將種田的農戶視同個體工商戶，征收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

　　全面取消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給農民以平等的公民權

　　我國一些地區已開始了對戶籍制度改革采取了若干措施，并取得多方面成效。但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戶籍制度改革并沒有改革與農民身份有關的相應制度，如勞動用工制度、教育制度、財政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二是城市消費水平高，進城的農村人口承受不起。從我國農村發展的現狀出發，要徹底進行戶籍制度改革，根本改變“城鄉分治”的局面。

　　我國農村要通過社會結構變遷實現現代化，應當把從農村人口的社會流動納入到國家整體的社會流動，使農村人口的職業轉移與居住變遷、社會地位變遷同步進行。

　　要真正使農民工享受同等的勞動權益和就業機會

　　農業部按離開本鄉鎮就業三個月以上的口徑測算，2001年有8800萬農村勞動力在流動就業。根據新口徑統計，估計至少有1.2億農村人口在城鄉間流動。

　　要清除對農民工進城的歧視性政策。如戶口、身份、工作崗位、子女上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限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在發展機會面前地位平等。

　　加快城鎮化進程。我國的城市發展嚴重滯后，通過城鎮化來吸納更多農村生育勞動力的潛力巨大。發展小城鎮是我國城鎮化的有效途徑之一。

　　要取消對農民工流動的種種限制，創造條件為進城打工的農民提供社會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務。此外，城市化建設中還要逐步為農民進城提供較為充分的就業機會，并且就業機會人人平等，使農民工有平等獲得工作機會的權益。

　　給農民和國有土地擁有者、以及城市其他土地擁有者同等的土地權利

　　要充分保障農民對土地的基本權利。一是防止國家征用農民土地的侵權行為。

　　一個突出的情況是，在土地一級市場上，國家在對農民土地的征用上，農民的權益和利益遠未得到保障。二是防止農村土地流轉中的侵權行為。要對一些公司進入農業生產領域，大量低價收購農村土地做出嚴格限制。三是要嚴格制止農村基層干部利用土地資源重新配置之機大量尋租，嚴重侵害農民土地權利的各種行為。

　　進一步明確界定農民的土地權利，使農戶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權統一的承包經營權，特別是應將處分權有條件地賦予農戶。讓農民享有“四權統一”的承包經營權，實際上就是承認農民擁有物權性質的土地使用權。

　　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使農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義務教育的權利

　　與城市相比較，農村基層普及義務教育狀況非常嚴峻。目前，教育支出一般占到縣財政支出的50%，占鄉鎮財政支出的70%，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比重更大。近幾年，中央財政對農村的資金投入實際上有所降低，財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也呈下降趨勢，如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1997年的8.3%。在我國新的形勢下，應當通過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保證農村的義務教育。

　　創造條件，使城鄉居民逐步享受同等的社會保障

　　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土地作為農民的基本社會保障功能和作用逐漸在減弱。因此，農民也同樣面臨市場風險，并面臨同樣程度的生活風險。非農化與城鎮化進城等客觀因素，使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要求提高。現行以土地為基礎的農村社會保障將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積極試行由國家、集體、農民個人共同出資、合理負擔的農村養老制度和農村醫療保險制度，并結合農村扶貧政策和其他民政補貼政策，試行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