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什么時候該在幕后

　　一年前，葉鶯被柯達公司董事會正式任命為公司全球副總裁。

　　當時有媒體評論說，這是“一條震動全球企業界的新聞，標志著華裔女性第一次出現在世界500強企業高級領導崗位上。這個看似簡單的任命，不僅是對葉鶯加入柯達幾年來工作 成績的一種認可，同時也是柯達向中國市場轉移戰略重心的一個強烈信號。”

　　這個評價的前半部分可能是對的；后部分則不算準確，因為甚至早在業內人士所共知的“98協議”談判前，柯達的中國重心就已經確立了。

　　正確的順序是：因為柯達確立了中國戰略，才費盡心機地將原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公使銜商務參贊的葉鶯請出，參與這一戰略的構建。

　　或者說，葉鶯的加盟正是柯達中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后來的事實證明，葉鶯成了柯達中國戰略的發動機。

　　采訪葉鶯的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主要倒不是因為她忙：

　　無論“柯達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副總裁”、“亞太區副總裁”、“大中華區副主席”這些葉鶯正在或曾經擔任過的職位多么令人眼花繚亂，她始終都有一個“正職”身份——亞太區對外事務總經理，這個職位恰恰是她所從事工作的最好描述，所以葉鶯從不會冷落記者。比如她會花上大把時間，在香港的商場，根據不同人的性別、年齡、性格，為數十名記者精心選購風格各不相同的蘇格蘭羊絨圍巾，并一個個簽上名、寫上祝福的話，再一一當面送給他們，作為新年禮物。

　　每年，葉鶯至少有兩次公開出現在內地記者面前，每次的時間不少于3天，有時候是一個星期。

　　真正的采訪難處在于，每次出現，葉鶯總是將自己巧妙地隱藏在柯達公司主席鄧凱達，或者亞太區主席安瑞等其他公司高管的身后。

　　鄧凱達上任后，對中國客戶有個承諾：每年來中國兩次；而安瑞的辦公室設在中國上海。因此，柯達總是可以時不時地在人們視線中出現，即使柯達產品的中國市場占有率不至像媒體所說的達到60%，公眾也總能記住這個公司，一旦記憶變淡，馬上會被又一次活動激發。

　　明眼人能看出來，這些戰略和技術層面上的策劃與成功，葉鶯功不可沒。在亞太區事務中，葉鶯更像個大管家，她會事無巨細地安排一切，也知道什么時候退到背后，將鏡頭交給鄧凱達和安瑞，以及中國政府官員、柯達公司其他管理人員乃至普通員工。她，則去充當一個翻譯或協調員——當然，也絕不會讓公司真正的翻譯覺得無所適從或自己不稱職。

　　“98協議”談判，其實很簡單

　　說葉鶯是柯達中國戰略的發動機并不為過。

　　柯達前任CEO費舍爾擔任摩托羅拉總裁時曾邀請葉鶯加盟，被她婉拒，因為當時她得知自己將被任命為美國駐華使館公使銜商務參贊，“我對他說不可以，我必須要到北京去接受我的挑戰，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女性接受過這個位置，我不要讓人覺得我是臨陣逃脫。”

　　1993年，費舍爾到柯達任CEO；葉鶯則于1995年到北京“圓夢”。

　　1997年元旦，葉鶯終于作出她一生中從沒想到過的選擇——到企業中去。

　　她的選擇是出于對費舍爾及柯達公司的認同，更是出于對當時柯達正在推進的中國戰略的激動和向往，“由一個企業和中國進行一個全行業的合作，是空前的；就目前情況看，也應該是絕后的。”

　　葉鶯加盟之前，柯達為合資問題與中國方面已經苦苦談判了三年，沒有結果，陷入僵局。到公司上任第三天，葉鶯從香港飛到汕頭，坐到談判桌前。

　　據熟悉那次談判的人回憶，葉鶯一加入，便切中談判要害，令局面柳暗花明。

　　2003年6月下旬，葉鶯談起這段經歷時，已經記不起談判中的諸多細節了。但她說，“其實很簡單，因為我知道雙方真正需要什么。”

　　“從小我父親就教我，與別人一起做事之前，一定要做人。人做正了，做直了，做事就差不到哪里去。所以，我每次做事前，絕不可能只從單方面思考，不可能只考慮到自己利益，把別人當傻瓜。

　　“我會將自己放在別人的位置想問題，由于環境、文化、價值觀、地域的不同，可能我做不到100%，但至少能做到50%，這總比做10%好，更比0%要好。”

　　葉鶯在紙上畫了兩個圓圈說，“‘98協議’的談判很簡單，你要的在這里，他要的在那里，中間有這么長的距離，我必須想辦法讓距離縮短，只要兩個圓圈有接觸點，那么大家再求同存異。

　　“所謂求同，就是要把雙方共同的利益盡可能放大；存異，就是一定不能否定對方的利益。比如咱們面前的這個紙杯，從你角度看到的杯子有一條縫，從我的角度看到的卻沒有，但誰也不能說對方是胡說八道。就像夫妻過日子，你喜歡吃肥肉，她喜歡吃瘦肉，那么是不是就一定要打架？不一定，你吃你的肥，我吃我的瘦就行了。”

　　葉鶯的談判技巧還在于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美國人做事講究的首先是法，而中國人則講究‘情、理、法’，至少在我介入談判后，我們是以‘情理法’順序去談的。其實順序不同，最終想達到的目的是一樣的，但當你從‘法’入手時，事情就擰了。我們從情切入，再講理，那么根據什么這樣做呢？法！當然這樣談比較費時。我相信，快節奏的商業游戲規則越來越被中國一些新興企業接受后，他們也會首先用法的意識做事情。”

　　三種職業，一個道理

　　葉鶯一生有三個夢想，一是跳芭蕾舞；二是做記者；三是做外交官。她曾說，因為訓練太辛苦，第一個夢想沒能實現。

　　她曾在新加坡海峽時報集團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供職，是一名出色的政治記者，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曾接受過她的采訪；作為外交官，她先后擔任過美國駐緬甸大使館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官員，美國商務部駐廣州、香港商務領事，及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公使銜商務參贊。

　　葉鶯對自己的評價是敢想敢干、決不服輸，正如她13歲那年便開始訓練跳傘一樣。按說，她不應當是那種怕辛苦的人。第一個夢想沒實現的真正原因也許是，對她而言，跳舞這個角色挑戰性不夠，或者說并不是她真正鐘情的職業。

　　進入企業，她雖沒想過，但走對了。

　　談到自己從事過的三種職業，葉鶯說，“這幾個職業對我而言，只是形式上不同，本質都是一樣的，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溝通，是橋梁。”

　　“做記者是要將被采訪對象的觀點、理念傳遞給讀者，我不能改變他的觀點，不能將自己個人東西強加在對象的觀點里；

　　“做外交官也一樣，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是決策人，無法決定和改變，也只能是一種橋梁作用。我可以做到的是，影響有關決策者建立起一種思維方向；

　　“在企業，無論是總裁還是主席，他所能做的也是溝通。企業有它自己的制度，每個人的職責都是制度賦予的。有人覺得我在柯達公司的權力應該非常大，其實我不可以在某一個業務部門隨便安排一名員工。這不是權力大小問題，而是職責分工的不同。與中國傳統企業理解上會有很大差異。”

　　如果重走人生，一切都不會變

　　葉鶯是那種很少回頭想事情的人。如果一定要讓她對自己作總結，她會說，“在事業上，一切都是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的，結果也都是在自己意料之中；在人生的其他方面，可能會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覺得這么多年來自己性格深處的東西沒什么變化，我本來性子急，現在還是急，將來還會急；我小時候就頑固，天不怕地不怕，現在還頑固，還是天不怕地不怕。

　　“可是什么變了呢？對人生的感悟變了。隨著歲月增長，回頭看以前做過的事情，和做事的方法，當然有時候覺得是很可笑的。如果重走一次，我會不會犯同樣的錯誤？肯定會的！有沒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變？沒有！”

　　“為什么會這樣？我也說不清楚，大概還是取決于人的個性。就像吃菜，有人愛吃酸，有人愛吃辣，有人愛吃臭(豆腐)，吃了第一次可能會覺得不好吃，可是為什么人人都吃呢？

　　“有人說結婚苦，可為什么天天都有無數人登記結婚？有人說離婚煩，為什么很多人不顧一切去離婚？有人說孩子累贅，為什么多數人還要生孩子？有人說女人是禍水，有幾個男人生活里離得了女人？有人說男人是畜牲，可是有多少女人不需要男人？”

　　“企業像一條河，要讓它持續發展，你就需要讓出空間，給后來的人。”葉鶯忘不了費舍爾退休時對她說過的這句話。

　　“我不會有力不從心的時候，但當我的團隊成熟時，我會退出，給他們空間。”葉鶯說。

　　一次閑聊中，葉鶯講起自己13歲學跳傘。有記者問，那是哪一年？葉鶯旋即說，我不能告訴你，否則你就知道我年齡了！她的年齡是個謎。她將退出柯達后的打算也做成了一個謎：“我想過以后安排，現在不能告訴你。但我肯定不會只為自己而活。”(記者/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