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工學校，孩子們每學期有個三兩百就夠，上公辦學校，這點錢顯然差遠了

　　非典的暴發，是諸多原因長期積累的結果，而孩子們的失學，對社會的危害更甚于非典。

　　自北京鬧非典以來20多天里，筆者樓下小區的門口就日益熱鬧起來，操著各種口音的 爺們、大嫂、小妞腳跟前的菜，綠生生地叫人，紅撲撲地留客。雖然這熱鬧讓進出的住戶稍嫌麻煩，但非典時期，老百姓能在家門口買到便宜的菜，大家還是樂意。

　　非典之前是不許兀自熱鬧的。有菜市固然好，買賣雙方都喜歡，但市容就難看了，于是市容管理人員就只顧容不顧市了，三天兩頭奔襲。賣菜的爺們、大嫂、小妞也成精了，嘴里和顧客討價還價，耳朵支楞著，一有風吹草動，卷起菜就跑。往往跑出幾步，把菜往草叢中一丟，接著跑。他們期望著市容人員百密一疏，事后還能撿回自己的菜，把損失減少到最小。

　　如今賣菜的不用支楞著耳朵了，因為非典時期的口號也是“把損失減少到最小”。據說，賣菜的把攤子擺到小區門口是得到允許的，市場管理部門也免了管理費。

　　這點管理費算不了什么，一個攤三五塊錢實在不好意思。非典給整個中國社會帶來麻煩，各界都要分擔損失。從政府來說，已經宣布減稅減費，餐飲旅店、娛樂、民航、出租車集貿市場，都會得到政府的照顧。政府最下狠心的一樁是叫停“五·一”黃金周，那得丟掉多少稅收呀。實在不行了，只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賣菜的小販在小區門口得了一些實惠，但他們的后院也許正在著火。

　　5月6日一大早，10歲的黃波(化名)騎著幾乎和他一樣高的自行車到學校玩。他翻墻入院，扒在教室的窗子往里看，一下子呆了：屋內一片狼藉，桌凳都不見了，一張剛發不久的拔河比賽的獎狀扔在地上……

　　黃波是北京市朝陽區平房鄉博才實驗學校的學生。像博才實驗學校這樣的外來民工子弟學校北京有幾百所。遇到非典，學校從4月下旬開始放假，通知5月12日正式上學。

　　黃波把學校悄然蒸發的消息告訴同伴，大家心里涼了半截，但還是抱著一線希望。到了5月12日，1000多名學生和家長來到博才學校，這回才死了心，連校舍都被房東收回了。

　　在此前后，平房鄉還有英杰小學和平西實驗小學消失了。于是，2000多名民工子弟一夜之間失了學。

　　這三所民工子弟學校在非典期間無聲無息地被關閉了。其實，就算沒有非典，學校也難逃厄運，此前，北京市已下令，要求在6月30日之前取消所有不具備資質的民辦學校。因此，春節過后，北京市各區縣就開始關閉民工學校，孩子們一撥一撥地失學。平房鄉的三所小學，只不過借非典之機，門關得比較平靜而已。

　　北京市有關部門承諾，民工子弟將由公辦學校接收。話說得好，但操作起來都很麻煩。就好比防非典，可以雄心勃勃地說，請領導不要分心，請人民不要害怕，自家悶著頭就能把事辦了。這樣的承諾更誤事。

　　中國的教育經費是按屬地劃撥的。北京一下子涌進8萬民工子弟，按人均每學年1500元計，北京市就得準備1.2億元。而且，這8萬人顯然是估少了。北京市僅辦了暫住證的流動人口就有237萬人。在上海，公布的民工子弟是21萬人，北京市政府備足了這筆錢了嗎？

　　既使北京財政咬牙撥足了錢，民工子弟能否上得起學還是個問題。在民工學校，孩子們每學期有個三兩百就夠，而要上公辦學校，這點錢顯然差遠了。電腦班、舞蹈班、訂閱報刊、郊外踏青，哪哪都要錢，這還沒算上成千上萬的贊助費——怎不愁煞每月五六百塊錢收入的民工家庭？

　　非典來了，前面不用辦照不用交費，給民工賣菜開了小門，但后面，因為學校辦的照不合資質，于是孩子失了學。孩子失學，后院著火，肯定比不讓賣菜，更叫人鬧心。

　　非典的暴發，是諸多原因長期積累的結果，衛生習慣的落后，防疫體系的不完善，疫情通報的傳統性封鎖，造成了今日的局面。而孩子們的失學，對社會的危害更甚于非典。十年種樹，百年育人，如果將來北京出現一個像紐約高犯罪率的黑人區的地區，其根子可以追逆到今天。

　　眼見著北京非典疫情日漸緩和，但6月30日也越來越近了。那時候，會有多少民工子弟失學？孩子們可慘了，社會可是落下毛病了。

　　文/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