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6月以來，中國經濟的焦點是在金融監管上。

　　就在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5月底首次亮相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新聞發布會后，一個有關巨額“問題貸款”的消息便在金融界以至整個中國經濟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福布斯中國富人排行榜第11位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因涉及巨額“問題貸款”而被有關方面扣查。據悉，受此事件牽連的商業銀行多達十幾家。

　　顯然，這兩件事在時間上絕不是碰巧發生了聯系。

　　換句話說，中國銀行絕不是偶然成為了周正毅事件的焦點。

　　直接的解釋一如劉明康在新聞發布會上所許諾：從明天開始，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行動—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劉明康所說的他們行動的開始。由于周正毅事件的被披露，人們對劉明康代表銀監會提出的向不良資產開戰的強調應該有了一個清晰的理解—

　　不良資產已成為帶給中國金融肌體上徹骨之痛的一大毒瘤；

　　不良資產的產生是體制遺患和監管缺失的結果；

　　體制遺患和監管缺失仍充滿制造新的問題貸款的慣性；

　　周正毅事件涉及的問題貸款正是典型的體制遺患和監管缺失所帶來的；所以銀監會要首先拿其開刀。

　　借用毛澤東所寫詩詞里的一句話，這叫“六月天兵征腐惡”。

　　銀監會，六月天兵征腐惡

　　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以來，業界曾存在許多猜測：究竟銀監會將如何行使其監管職能？它的掌門人能拿出怎樣的魄力以及準備采取什么樣的手段來履行其使命？一個職業銀行家該如何面對監管者角色的轉變？現在，此類諸多疑問都似乎在銀監會掛牌以來作為銀監會首任主席劉明康的首次公開露面上得到了一定的澄清。

　　劉明康的銀監關鍵詞：風險

　　威夷

　　銀行不良資產的切膚之痛

　　自去年以來，有關銀監會的爭議不斷，一度被炒得沸沸揚揚。3月份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準設立銀監會之后，各種有關這個機構成立理由的論述仍不斷見諸媒體，其中尤以關于中央銀行獨立性問題提及最多。

　　但有人士認為，實際上，成立銀監會首先是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金融大背景的，并非僅出于或主要出于央行獨立性方面的考量。當前，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銀行體系與日益發展的市場經濟形成了較大反差，特別是在中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背景下，銀行業效率低下的問題更加突出。銀行不良資產問題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有人甚至斷言中國經濟將因此崩潰。國際反華勢力據此推波助瀾，紛紛唱衰中國經濟，企圖影響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一書的作者章家敦在2002年7月18日的《遠東經濟評論》上撰文稱，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接近50%，或者更高，而且新增貸款中仍然有大量不良貸款，并估計不良貸款的回收率僅為20%。他認為中國很可能出現大的銀行危機。與此同時，一些評級公司對中國的不良貸款問題也發表了深表擔憂的言論。更為嚴重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不良貸款問題也作出了不切實際的判斷，并建議我國參加金融穩定評估。

　　中國需要反駁這些夸大之辭，但加快銀行業改革步伐、消除經濟發展中的潛在風險卻也實在已成當務之急。最近幾年，銀行業風險問題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去年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對銀行業的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在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自身改革的同時，突出加強金融監管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溫家寶同志對強化銀行業監管也作過多次重要批示。在國有商業銀行現代銀行制度尚未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尚不完善的情況下，作為一種對策，強化外部監管將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發揮直接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成立銀監會的一個目的是為了鞏固已有的監管成效。應該承認，最近幾年中國的金融監管是在不斷加強的，先后成立了證監會和保監會，人民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同時，也在加強銀行業的監管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0年實現了不良貸款余額的下降，2001年首次實現了不良貸款余額和比例的雙下降。但也要看到，這些成績的取得基本上是靠“運動”式的突擊監管來實現的，基礎還很不牢固。成立銀監會正是鞏固已有監管成效的重要制度安排。實際上，外界可能沒有注意到，在成立銀監會之前，借鑒美國監管模式，結合中國當前實際，人民銀行銀行監管一司內部已成立了4個正局級的工商銀行監管組、農業銀行監管組、建設銀行監管組和中國銀行監管組，成立銀監會只是這一趨勢的進一步強化。隨著銀監會的成立，監管權威會更高，監管力量會更大，監管分工會更細，在鞏固已取得的監管成效基礎上，監管效率將會有新的提升。

　　“我深感肩負的責任十分重大”

　　從銀監會組建到此次劉明康公開亮相，雖然時間僅經歷短短的一個月，但人們發現，務實的劉明康點的頭把火可謂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作為監管者，他引人矚目地將防范風險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

　　劉明康坦言：“我深深地懂得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產比例比較高，已經積累了一定的風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留給商業銀行和銀行監管當局的時間已經十分有限。我深感肩負的責任十分重大。”

　　銀行是經營風險的特殊企業，又是直接面向公眾經營貨幣的服務性行業，但是長期以來，由于體制原因造成中國的商業銀行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政府的一些職責，造成不良貸款比例過高的現狀，給中國的商業銀行造成了極大的隱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劉明康說，銀行監管的目的就是要保護廣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費者的利益，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風險。

　　因此，劉明康談及銀監會工作時，明確地把防范風險放在第一位。他說當前要抓緊部署的工作：第一是對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情況進行全面分析評價，第二是全面部署對貸款五級分類等進行現場檢查和改進工作；談到今后一段時間監管工作的重點：首先是加大監管力度，促進各類銀行降低不良貸款的比例和余額。

　　值得關注的是，劉明康在概括中國銀行業監管已經取得的四條經驗時，也句句緊扣“風險”這一關鍵詞——堅持法人監管，重視對每個金融機構總體風險的把握、防范和化解；堅持以風險為主的監管內容，努力提高金融監管水平，改進監管的方法和手段；注意促進銀行內控機制的形成和內控效率的提高；增強監管機構和被監管機構的透明度。

　　向不良資產宣戰

　　在回答記者有關銀監會如何減少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的問題時，劉明康透露，今年銀監會對降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定的指標是3到4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下降700億元到800億元。

　　劉明康說，現在銀監會所監管的銀行業的總資產在去年年底是26.45萬億元人民幣，占總經營資產的85%。監管的對象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三大政策性銀行、四家資產管理公司、11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110家城市商業銀行、449家正在營運中的城市信用社和35500家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銀行、所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營業的外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的代表處、全國所有的信托投資公司、租賃公司、集團企業的財務公司以及這些機構在海外所設的附屬機構和分行。

　　劉明康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是我國銀行業的主要構成部分，去年年底我國銀行業總資產是26.45萬億，其中四大行就占了14.5萬億。多年來，四大行承擔了90%的國有企業貸款和75%的國有重點項目貸款。但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四大行的不良貸款增長已經出現了拐點。”劉明康介紹，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在去年底的時候，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加權平均為26.12%，到今年1季度，也就是3月底，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24.13%。比上一年末不良貸款余額下降了271億元。去年不良貸款的余額比前年下降了700多億元，每年余額下降700多億到800億元的幅度。因此，劉明康透露，今年銀監會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下降定的指標也是3到4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下降700億元到800億元。

　　此前有關媒體曾有報道說，今年初四大銀行報賬時都有幾分輕松，因為每家都削減了兩三百億的不良資產。為此四大銀行分別拿出八成多的毛利沖銷壞賬、消化歷史“包袱”。然而面對兩萬億不良資產和由此產生的1萬億損失，國有商業銀行的日子仍不輕松。

　　據央行統計，2002年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額比上年減少951億元，不良貸款率下降4.5個百分點。境內金融機構人民幣賬面盈利達385億元，比上年增加245億元。按照央行的監管目標，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每年要下降2至3個百分點，到2005年將不良資產率降到15%以下。

　　工行2002年不良貸款余額下降377.81億元，不良資產率比年初下降4.26個百分點到25.52%，清收轉化的不良資產698.42億元，以現金方式收回357.62億元。

　　雖然沒有公布不良貸款比率，農行卻早已超額完成不良資產處置工作，不良資產率比去年初下降4.7個百分點。

　　早在2002年11月，中行就已經完成了全年的不良資產處置工作，去年全年中行國內行共計消化不良資產595.52億元，現金清收346.52億元，還處置了價值46.59億元的抵債資產。

　　截至2002年11月，建行不良貸款余額比年初減少227.9億元，不良貸款率比年初下降4.07個百分點到15.28%；按照“一逾兩呆”口徑，不良貸款率全年下降2.94個百分點，去年全年處置不良資產654億元，回收資產335億元，回收現金290億元。

　　雖然去年各銀行不良資產處置成效顯著，但各銀行從事不良資產處置業務的人員也都承認，與資產管理公司相比，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手段太少。首先，目前還不允許將資產打折，也不允許銀行向外資出售不良資產。而且，財政部對壞賬核銷的要求很嚴，出售不良資產也沒有免稅優惠。不過，有業內人士表示，已經試點的減免利息政策將會有所擴大，資產重組也可能獲得一些政策優惠，比如減免利息、貸款延期等。

　　在不良資產大幅削減的同時，銀行也不得不拿出大部分利潤，消化歷史形成的各類財務損失，核銷不良貸款。在去年443.37億元的撥備前利潤中，工商銀行提取撥備并消化“包袱”就用了381.23億元，占全部營業利潤的86%。農業銀行也在112.61億元的實際利潤中，拿出83.7億元核銷壞賬、消化財務損失。建設銀行更是用了87.4%的利潤沖銷壞賬，消化歷史“包袱”，344.3億元撥備前利潤用了301億元消化歷史“包袱”。雖然中國銀行還沒有公布利潤，但比較起來，其用于沖銷壞賬、消化歷史呆壞賬的利潤也應該不在少數。

　　據了解，2002年，工商銀行有200億元利潤用于核銷不良貸款；建設銀行則核銷了80億元不良貸款。現在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超過兩萬億元，一般情況下，債權類不良資產的回收率在40%以內，抵債資產的回收率在50%到60%之間，由此推斷不良資產的損失至少在1萬億以上。央行官員曾多次表示，銀行不良資產不會再有第二次剝離。此外，商業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上市融資等手段處置不良資產也還不大可能。業內人士認為，在今后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國有商業銀行的絕大部分利潤仍要用于核銷壞賬，解決歷史包袱。

　　新一屆政府的要務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劉明康所強調的銀監會工作明確把防范風險放在第一位這個說法，外界分析人士再次將其聯系到一個更深入的背景中去加以求證。其一是，新一屆政府領導成員的分工中，金融財政這一重要領域是由總理溫家寶直接掌管，并由常務副總理黃菊協助管理，這一分工格局有別于上屆政府。

　　分析人士認為，由溫家寶親自抓金融財政工作，表明新一屆政府擬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而此前溫家寶曾在多個場合強調指出，今年金融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繼續降低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加強信貸管理和監督，優化貸款結構，提高貸款質量，嚴格控制新的不良貸款。其次是改進和加強金融監管。要把加強金融監管作為重中之重，全面提高金融監管水平。一是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充實監管力量，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提高監管機構的權威性。二是完善監管法規，嚴格監管制度。三是改進監管方式，加大監管力度。四是繼續整頓和規范金融秩序，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而另一方面，近期金融大案傳聞不斷也成為了上述背景的一種渲染。比如楊斌一案于6月10日在沈陽開審；上海周正毅被扣查正引發輿論的高度關注；另外，河北葆祥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張葆祥騙稅被判無期一事也成為了一個焦點。據報道，該騙稅案是國務院打擊騙取出口退稅工作組在查處廣東潮汕地區系列騙稅案時發現并重點查處的案件，是1949年以來查處的涉案金額最大的國有企業騙取出口退稅個案。

　　“每個月都會有好消息”

　　劉明康1946年8月28日出生于上海，英國倫敦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名譽博士。1979年10月加入中國銀行，先后在中國銀行南京分行(江蘇省分行前身)、倫敦分行工作，1988年10月起先后任福州分行(福建省分行前身)副行長、福建省分行行長；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兼秘書長；1994年3月至1998年4月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1998年4月至1999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貨幣政策委員會副主席；1999年7月至2000年6月任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2000年2月18日起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行長。

　　劉明康是今年3月28日從中國銀行董事長兼行長的職位上赴任銀監會的。4月2日，其接任者肖鋼就職。1999年7月劉明康接掌中國銀行，劉最引人注目的工作就是中銀香港的重組和成功上市。2001年9月12日，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冊成立，作為控股股東代表的劉明康就任該公司董事長。2002年7月25日，中銀香港(控股)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

　　溫文爾雅的劉明康早年曾留學英倫，除1993年出任福建省副省長一年多外，劉明康是個職業銀行家：曾在國家開發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光大集團等多家金融機構擔任要職，對中國銀行業的狀況了如指掌，在金融圈內以坦率務實、不尚空談而著稱。

　　首次在新聞發布會上亮相之后，媒體報道說，對銀監會主席這個外界看來很棘手的角色，劉明康顯得信心十足，他說“從現在開始到今年底，我相信每個月都會有好消息，如果不是每周都有的話。”

　　“王雪冰事件”余音未盡，同是中國銀行又成為“周正毅事件”的焦點。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極大注意：問題貸款已成為一個不能不及時解決的問題，否則，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還會大規模出現。

　　銀監會行動：從問題貸款開始高德步

　　“周正毅事件”

　　再次使中國銀行成為焦點

　　最近，一個有關巨額“問題貸款”的消息在金融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福布斯中國富人排行榜第11位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因巨額“問題貸款”已被有關方面扣查。不僅如此，據悉，受此事件牽連的商業銀行已達10家之多。對銀行界來說，如果這些巨額貸款因此發生重大損失，其影響不可估量。受這起“問題貸款”事件影響的銀行中，首當其沖的中銀香港涉及的“問題貸款”金額可能高達百億元之巨。“問題貸款”的焦點除了當事人“涉嫌貪污及懷疑串謀詐騙”之外，在技術環節上還可能涉及違規甚至是違法的操作手法。作為中銀香港的保薦人瑞銀華寶把中銀香港的目標價由9.8元調低至7.5元，降幅達23.4%，并把投資評級由“買入”降至“持有”。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分析員表示，會密切注意該行未來的發展策略是否改變。標普還指出，住宅及商業樓價持續下跌，非典將為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中銀香港正在面對“具挑戰性的營運環境”。不論這一事件的結果如何，都為我國金融界敲起了警鐘：“問題貸款”已經成為我國金融風險的重要因素，也可能導致我國不良資產的增加。

　　事實上，“問題貸款”在各國金融界都是一個十分普遍而又十分嚴重的問題。例如，截至去年9月底，日本銀行的問題貸款為10.4萬億日元(3350億美元)。在這個總數中，日本十二大銀行(分屬七大銀行集團)所持問題貸款為23.9萬億日元。截至3月底，包括小型金融機構在內的日本銀行業體系的問題貸款為52.4萬億日元。美國的問題貸款數額也不小。在我國最近的幾年里，“問題貸款”事件頻頻出現在高級決策層，事件所涉及的金額都十分巨大，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之大，更是觸目驚心。例如，與中國銀行“王雪冰事件”相關聯的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案，中銀紐約分行要向美國財政部貨幣監理署(OCC)交納1000萬美元罰款，其母公司中國銀行則向中國人民銀行交納相當于1000萬美元的人民幣罰款，兩項罰款總計2000萬美元。不僅如此，“王雪冰事件”以及其后中國銀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中銀香港的上市計劃受到了影響。雖然中銀香港在香港的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籌資額從最初計劃的40億美元～50億美元變更為20億美元，并且放棄了在香港、美國同時上市的計劃。中銀香港在上市招股書中的“法律及監管事件”一欄提及，王雪冰涉嫌1994年在未經適當的授權或抵押而批出貸款。可見，這種“問題貸款”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然而，“王雪冰事件”余音未盡，同是中國銀行又成為“周正毅事件”的焦點。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極大注意：“問題貸款”已成為一個不能不及時解決的問題，否則，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還會大規模出現。

　　國有銀行“問題貸款”

　　產生的根源何在?

　　我國金融安全的最大隱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巨額不良資產。這筆不良資產僅剝離到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就達1.4萬億元之多。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02年底，我國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累計處置不良資產達3014.42億元(不含政策性債轉股)，回收資產1013.18億元，其中，回收現金674.82億元，資產回收率和現金回收率分別為33.61%和22.39%。然而，問題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不斷出現新的不良資產。據悉，第二次不良資產剝離也在考慮之中。不過，剝離不剝離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良資產不斷產生則暴露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體制和管理上的尖銳矛盾仍沒有得到解決。如果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矛盾和管理上的問題不能解決，即使采取多少次剝離也是無濟于事的。不良資產的剝離僅僅是治標的辦法，而治本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革。

　　國有銀行“問題貸款”產生的根源何在?如果說在計劃經濟體制時代和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時期，政策性貸款以及國有商業銀行自身體制的矛盾是不良資產產生的主要原因，那么在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的今天，不良資產產生的根源，就只能說是體制遺患和監管不到位。有人指出，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政府角色定位是解釋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成因的第一變量，可解釋現有的銀行不良貸款的2/3；銀行自身的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不善等則是第二變量，只解釋銀行不良資產剩下的1/3。但事實上還有第三個變量，國有銀行相關利益者，包括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本身把銀行當成各自謀利的工具，這是國有商業銀行“問題貸款”的重要原因。從目前我國金融界的情況來看，商業銀行與政策性銀行已經分離，商業銀行已經基本不做政策性業務。當然，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以及具體的金融調節工具的使用，不可能不到商業銀行。但就基本制度來說，政策性貸款已經不是商業銀行“問題貸款”產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和管理上的弊病，已經成為主要矛盾。

　　必須像打擊官員腐敗一樣打擊銀行界的腐敗行為

　　具體來說，“問題貸款”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形式和“國有”性質的矛盾。實際上這是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的老問題。目前，中小型國有企業大部分已經通過改革實現了民營化，或者干脆變賣給私人，成為地地道道的民營企業，但是，作為國家經濟命脈的金融業和作為國有大型企業的銀行，卻不能實行民營化。銀行是國家的銀行，但又需要通過市場運營來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而這個責任卻不能具體落實在某個人身上，即使落實在某個人身上，企業的盈利情況與其本人利益也沒有多大聯系。這個問題與我們過去一直討論的國有企業矛盾是同一個問題。不過，國有企業相當部分通過改革實現了民營化，而銀行作為比較特殊的行業卻難以實現這個目標。所以，過去國有企業的一切矛盾，都集中體現在國有商業銀行了。另外，我國金融業的市場準入還沒有放開，從外部來看沒有競爭，國有商業銀行處于壟斷地位，沒有壓力，上述矛盾就難以解決，經營狀況就難以改進，問題貸款也就難以杜絕。

　　第二，與上述矛盾相應的是國有商業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的雙重身份矛盾。長期以來，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行長都具有副部級官員的身份，他們的角色經常在銀行監管部門—央行以及新成立不久的銀監會的高級官員與被監管金融機構的領導之間轉換，如現任中國銀行行長此前是央行副行長。也因此，他們在擔任國有銀行行長時，身份是政府官員還是銀行家?這種情況也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下級部門中存在，也在其他國有商業銀行中存在。政府官員與銀行家之間的角色轉換是普遍而且經常發生的。所以，這些人究竟是“官”還是“商”，很難說得清楚。這種角色混淆決定了他們的目標錯亂和行為混亂，不僅決定了他們所領導的部門的目標錯亂和行為混亂，甚至他們自身的利益目標和行為也處于錯亂狀況。例如，中銀香港上市時經國務院職能部門批準，中銀香港董事會研究決定，授予董事長劉明康1735200股認股權，行權價為每股8.5港元，上市滿一年后，可每年行使25%，行權有效期為10年。按中銀香港上市前認股權的規定，“該等認股權于股份開始在聯交所買賣之日起及一年內均不得行使”，因此，劉明康不能行使認股權，同時，鑒于劉明康已調銀行監管部門任職，按照規定，也不能擁有被這機構的認股權。當其角色在銀行家和銀行監管之間變換的時候，類似中銀香港這樣符合國際慣例給予高管人員認股權的激勵制度便會碰到合法性的問題。這類矛盾對銀行經營管理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第三，國有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矛盾以及相應的管理問題。國有商業銀行作為國有大型企業，治理結構是極為重要的，也可以說是致命的問題。但是，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取得根本的突破。而在管理上，我們還沒有在與國際接軌方面取得突破，一些金融管理規則也沒有切實地實施。所以，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管理還處在很粗放的水平。例如，對貸款特別是巨額貸款的決策，在規則和程序上沒有與國際接軌，長官意志還是重要的決策依據。例如，近些年來，我國商業銀行對于信貸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管理體制改革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從這類“問題貸款”中不難看出，相當一部分銀行內部控制機制仍有缺位，不少銀行的紀檢、監察、內審等部門，在人員、費用、職能等方面并沒有處于絕對獨立的地位。根據分析，這些年來，對基層權限級的違規違法案件往往發現處理得多；而總行權限級的違規違法案件往往發現處理得少；這些事件多數是事后發現處理，而事中、事前發現處理得少。因此此類案件和事件一旦發現，常常已經鑄成追悔莫及的大錯。不良資產產生的正常原因就是對項目的判斷失誤。貸款行一般是先看項目好壞，再看借款人資質，再看擔保人資質的。例如中銀香港為周正毅收購建聯通而提供巨額貸款問題上，有關業務人員認為，周正毅幾筆大額貸款都是一些回報率既高又穩定的基礎建設類工程，各家銀行都爭搶得很厲害，所以，他們自然對有關程序的要求也就不是很嚴格了。如果不是周正毅失去理智的收購之舉，加上炒股連連失手，問題也難以被發現。但問題終究是問題，遲早要暴露，暴露得越晚，所釀就的錯就可能越大。而國外和香港的銀行對“問題貸款”的防范措施則比較完善。例如，東亞銀行集團主席曾說，他們對中資機構的公司貸款一向審慎。該行去年就曾經拒絕過一家內地民營企業用于購買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幾億元貸款申請，其原因之一是因為該公司拿不出外管局批準3000萬美金額度出境的批文。除了必要批文外，還要考慮客戶情況及銀行本身的規定，例如樓宇抵押最多可獲七成的借貸額。永亨銀行曾經與周正毅旗下的歐亞農業、超大農業等“問題公司”的信貸業務擦肩而過，在審批這兩家銀行一筆數額不大的貸款時，因銀行的信貸委員會中的一位成員投了反對票而決定放棄。銀行當時決策依據之一就是“對這兩個行業不熟”。可見，決策程序和決策依據對于防范問題貸款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金融腐敗”也是“問題貸款”產生的重要原因。近幾年來，我國的涉及巨額問題貸款事件頻出。如果看一看此類案件和事件的前因后果，就不難發現其中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即凡有巨額信貸損失之處，必有銀行內部人員特別是有關主管領導的里應外合。所以，金融腐敗是問題貸款產生的重要原因。國有商業銀行是我國特大型企業，龐大的管理機構難免會產生官僚主義矛盾，而在管理上的漏洞必然給一些“銀耗子”留下機會，里應外合騙取銀行貸款的事件也必然發生。所以，加強治理，完善管理，規范程序，是防范問題貸款的重要措施，而打擊腐敗更是刻不容緩。正如劉明康在任中國銀行總行長時常說的：“打掃清房子再請客”。我們必須像政府打擊官員腐敗一樣打擊銀行界的腐敗行為。

　　“從明天開始，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行動”

　　商業銀行本身屬于高風險產業，按照其運行的規律，允許有一定量的不良資產。然而，如果不良資產占比例過高，在一定條件下，將影響銀行的支付能力，并可能形成不同程度和范圍的危機。這幾年，我國為保證銀行經營的安全，將不良資產剝離由國有金融資產公司處置，也取得不小的成就。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將問題貸款特別是涉及巨額資金的問題貸款減少和杜絕，國有與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還有可能擴大。作為我國金融運行主體的國有商業銀行，如果長期背負高額不良資產的包袱，不僅將無法繼續深化金融自身的改革與發展，也將會給我國經濟、金融全局健康發展造成嚴重威脅。所以，加大力度防范問題貸款，防止不良資產大規模回潮，是加快金融改革、建立健康金融體系、迎接世貿組織挑戰的重要措施。

　　“周正毅事件”再次給商業銀行信貸經營管理敲響了警鐘。如果商業銀行不能時刻繃緊風險管理這根弦，在經營管理結構上下大氣力改革，進而端正經營理念，完善各種約束、監督機制，那么，這類事件還可能出現。而在銀行加快改革、強化管理的同時，政府的監管更是刻不容緩。當然，我們已經采取了重要的舉措，如銀監會的建立。今年5月29日，新建的國家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銀監會首次新聞發布會上露面，談及銀監會的目標及職責時指出，將“盡心竭力，不辱使命”，視“保護存款人利益”為天職，他強調“將通過監管來促進銀行內控機制的形成和內控效率的提高”。并說，“從明天開始，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行動”。銀監會加強監管的決心可見一斑。

　　然而，我國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的積重，國有企業的矛盾，以及市場不夠成熟等問題，必然給銀監會的工作帶來種種困難。所以，我國銀行監管還任重道遠。(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不知道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的心里是何種滋味，剛剛履新一個月的他面對上任后第一樁棘手的監管事件，就是拿中國銀行“開刀”。而在擔任銀監會主席之前，他的職務是中國銀行行長，同時擔任著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銀監會的首樁棘手的監管

　　呂菽菲

　　劉金寶離職事件

　　就在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北京首次面對記者之際，在香港，另一個更為受人關注的會議即將舉行。這就是中銀香港上市后的首個股東大會。備受關注的原因當然不僅僅因為是“首個”，而是前一日宣布的中銀香港新的領導層公開亮相。

　　劉明康辭去中銀香港董事長及非執行董事職務，由現任中國銀行行長肖鋼接任，這早在媒體和公眾的預料之中。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中銀香港副董事長劉金寶在公司擔任的一切職務(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及總裁)都將由和廣北接替。劉金寶是中銀香港重組及上市的直接執行者。

　　下午3點，股東大會開始，中銀香港的新領導層如期而至。由于坊間傳言“上海首富周正毅被調查”一事，劉金寶脫不了干系，因此劉的去向成為關注的焦點。值得尋味的是，股東大會召開的前一天，肖鋼和和廣北抵達香港后立即舉行了臨時新聞發布會，宣布辭去中銀香港一切職務的劉金寶被調回了中國銀行總部。仍然是這一天，在中銀香港發布的公告中稱：“劉金寶同志在中銀香港任職近6年，有著豐富的銀行管理經驗。他在香港工作期間，相繼擔任過中國銀行港澳管理處主任、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為中銀香港的發展及其重組上市做了大量的工作，董事會對劉金寶同志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謝。”但關于他的種種猜測還是被一一地提了出來。在回答記者提出的關于“劉金寶的活動有沒有受到影響”這個問題時，肖鋼予以了堅決否認，聲稱劉的調動屬于正常的人事變動。他說：“什么活動？(眾人笑)他在北京。昨天我已經講了，在北京擔任副董事長的職務，總行的副董事長，作為我的助手。我是董事長，他是副董事長。我再重復一下，他因公在北京總行出差開會和工作，職務是總行的副董事長。”

　　然而，5月下旬以來，中銀香港風聲鶴唳，關于劉金寶的離職，種種猜測早已不脛而走。比較認可的一種說法是，劉與周是舊識，在周領導的農凱系的壯大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劉的經歷來看，1989年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行長，后任行長，直到1997年，他轉任中國銀行港澳辦事處常務副主任兼香港分行總經理。這段時間跨度，和周正毅創業的時期非常吻合。而最引起大家遐想的是，周確實從中國銀行得到過多項貸款。

　　還有一種說法是，劉與中國銀行前行長王雪冰一事可能有所牽連。1999年，劉金寶的職務是中銀香港辦公室主任。同年7月上任的中銀香港總裁梁小庭在任時間非常短，原因是涉嫌收受賄賂與洗錢。此后劉被任命為總裁，劉與王之間的關系可能也比較微妙。

　　事實上，此前今年50歲的劉金寶前途被認為是一片光明的，由于中銀香港上市后的第一份年報獲得了市場普遍的認可，當時市場的猜測是，他是否會出任交通銀行總行長。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如今，更多的猜測是，他是否會步王雪冰的后塵。當然，這種猜測還僅流于傳言，與王雪冰相似的是，劉金寶也是1976年中國銀行招收的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中的一個，畢業于北京外經貿大學；1977年12月被派往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工作。不過，四年后—1981年10月，劉金寶就回到國內，調往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工作。

　　浮現“王雪冰事件”陰影

　　“王雪冰事件”對中國銀行乃至中銀香港的影響非常巨大，即便事隔1年多，它仍然像幽靈似地困擾著中銀香港。

　　在擔任中國銀行總行行長期間，劉明康最大的遺憾可能就是沒能實現中銀香港美國、香港同時上市的計劃。2000年2月，剛接任行長的劉明康毅然決定對中國銀行進行“清房行動”—清理歷史、加強內控，中銀香港重組上市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步。

　　2002年初，中銀香港復雜的重組基本完成，而重組的直接執行者就是眼下傳言四起的劉金寶。此時，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案曝光：1月15日，當時的央行行長戴相龍說，將對已被免職的中國建設銀行原行長王雪冰繼續審查，因其在中國銀行任職期間對該行有關信貸案件負有責任。1月18日，美國財政部貨幣監理署(OCC)與中國人民銀行發布聯合消息，對其違規行為做出處罰：中行紐約分行將向美國OCC交納1000萬美元罰款，其母公司中國銀行則向中國人民銀行交納相當于1000萬美元的人民幣罰款，兩項罰款總計2000萬美元。原因是包括紐約分行在內的中行在美國的三家分行，于1991年至1999年間，被發現有不當行為。事情都發生在王雪冰1988年到1993年擔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行長期間。

　　“王雪冰事件”以及其后中國銀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中銀香港的上市計劃受到影響。雖然中銀香港在香港的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籌資額從最初計劃的40億-50億美元變更為20億美元，并且放棄了在香港、美國同時上市的計劃。中銀香港在上市招股書中的“法律及監管事務”一欄提及王雪冰涉嫌1994年在未經適當的授權或抵押而批出貸款，該筆貸款又在1996年透過一些有問題的信貸償還。除王雪冰外，招股書還提到中銀香港分行前第一副總經理梁小庭亦牽連1994年的貸款。根據香港媒體的報道顯示，王雪冰的妻子和中國臺灣的劉××在美國成立公司，向中銀香港取得了一筆貸款，批出這筆貸款的正是梁小庭，他還與中銀香港透過香港寶生銀行洗500億港元的黑錢有關。

　　其實，中銀香港最終的成功上市仍然與“王雪冰事件”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聯系。2002年7月8日，劉明康和劉金寶兵分兩路開始在亞洲、歐洲和北美進行為期11天的全球路演。7月11日，中國銀行紐約分行始于2001年2月的對其客戶周強等的訴訟案有了初步結果。根據紐約南區法院陪審團的裁決，原告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獲勝，有望獲賠1.05億美元；騙貸者周強通過20多個關聯公司欺詐貸款罪名成立。勝訴在路演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增強了投資者的信心。7月25日，“中銀香港”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

　　但“王雪冰事件”所形成的震蕩并沒有因中銀香港的上市而終結，此次劉金寶離職據稱也和此案件的牽連有關。不僅如此，即便是“周正毅被查事件”也和其有一定關系。根據香港媒體消息，去年年初王雪冰因為經濟犯罪而接受調查時，前中央金融工委已開始就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貸款進行全面調查。

　　劉明康放棄認股權

　　在中銀香港兩大巨頭被換事件中，劉金寶的去向目前還不明確，而被一些媒體大肆炒作的“劉明康擁有的173.52萬股認股權究竟該如何解決”一事則已經有了明確的說法。

　　5月22日，中國銀行新聞發言人王兆文在北京發表談話特別強調，有些媒體猜測劉明康先生認股權如何解決會影響到有關工作的進度，這是無稽之談。事實上，劉明康先生早在4月初赴銀監會任職之際，就提出了辭去中銀香港相關任職、放棄所持認股權的申請，有關手續正在辦理之中。

　　劉明康擁有的173.52萬股認股權，是2002年7月中銀香港上市時針對高管設計的一項激勵措施。王兆文在談話中指出，實際情況是，中銀香港上市時，經國務院職能部門批準，中銀香港董事會研究決定，授予董事長劉明康先生173.52萬股認股權，行權價為每股8.5港元，上市滿一年后，可每年行使25%，行權有效期為10年。按中銀香港上市前認股權的規定，“該等認股權于股份開始在聯交所買賣之日起及一年內均不得行使”，因此，劉明康先生不能行使認股權，同時，鑒于劉明康先生已調銀行監管部門任職，按照規定，也不能擁有被監管機構的認股權。

　　引發媒體關注的，并不是劉明康擁有的這173.52萬股認股權本身，而是其特殊的身份—銀監會主席，負責對包括中國銀行在內的國內大小銀行的監管。“當其角色在銀行家和銀行監管之間變換的時候，類似中銀香港這樣符合國際慣例給予高管人員認股權的激勵制度便會遭遇合法性的問題。”一位知名的經濟學者如是說。長期以來，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行長都具有副部級官員的身份，他們的角色經常在銀行監管部門—央行以及新成立不久的銀監會的高級官員與被監管金融機構的領導之間轉換，如現任中國銀行行長此前是央行副行長。也因此，他們在擔任國有銀行行長時，身份是政府官員還是銀行家？是以官員的身份獲得認股權，還是以上市公司董事長的身份獲得？如果其身份是政府官員的話，獲取認股權是否合適？這一連串的問題讓公眾感到迷茫。

　　驚變之后

　　中銀香港高層變陣的謎局目前很難有一個很清晰的輪廓。值得慶幸的是，這樣的變陣也許并沒有什么不好，而恰恰是金融監管顯效的成果。對于中銀香港而言，劉金寶的離職、問題貸款的處置，或許有這樣那樣的負面影響，特別是短期之內會降低市場對中銀香港企業管理水平的信心，但從長遠來看，正如劉明康在任中國銀行總行行長時常說的“打掃清房子再請客”，其規范的運作勢必使中國銀行2006年上市的目標得以實現。這對肖鋼來說是個考驗，對劉明康亦是。據知情人驚爆：5月27日晚，“上海首富”周正毅被中紀委和安全部“請”到北京配合調查。據該人士透露，“中央紀委正在調查中銀香港原副董事長兼總裁劉金寶。”2002年6月，周正毅曾通過中銀國際融資20億元港幣，收購香港上市公司“建聯通”。分析人士猜測，繼朱小華、王雪冰和段曉興之后，劉金寶可能也是被貪欲擊中。

　　香港股市上，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地產”從1月前的0.58元跌至0.41元，與大勢逆道而行。

　　一位香港經紀人好心地提醒記者：“這只股票有風險，他的老板可能和楊斌差不多。”(歐亞集團主席楊斌因涉嫌虛假出資、行賄、合同詐騙、非法占用農地等罪行，去年被公安機關正式逮捕)。

　　5月28日，傳聞中的部分情況首先被中銀香港證實，即中銀香港總裁劉金寶將離職屬實。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下稱中銀香港)28日發布公告稱：經香港和中國內地金融監管當局批準，中銀香港董事會決定，中國銀行董事長、行長肖鋼兼任中銀香港(控股)董事、董事長，中國銀行副行長、中銀香港董事會董事和廣北擔任中銀香港執行董事、副董事長兼總裁；中銀香港原董事長劉明康調任中國銀監會主席，不再擔任中銀香港董事長職務，中銀香港原副董事長兼總裁劉金寶不再擔任。

　　盡管香港和內地金融監管局都一再聲稱這是正常的人事變動，但香港方面的種種猜測還是鋪天蓋地。記者于29日下午致電中銀香港時獲悉，所有的中高層都在召開會議，因而無法從中銀香港方面獲取其他相關信息。

　　據香港銀行業的一位朋友告訴記者，香港方面對此事早有傳聞，而且最終的結果和傳聞是一樣的。事實上關于劉離職的原因社會上有幾個不同的版本：其中之一的說法是，最近香港均來集團的茵翠豪庭爛尾樓事件中，主要債權人是中銀香港，此事對中銀香港有一些影響。另外，劉金寶在任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期間，與有上海首富之稱的上海地產(0067)主席周正毅及另一家上市公司高層有多項貸款問題。且目前與劉有關的當事人正在上海協助調查。而有關貸款的事情均是在1994年至1997年間，劉出任上海中銀總經理時所發生的。

　　另一個版本的說法是，劉與前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一事可能會有牽連。1999年，和廣北是中國銀行行長王雪冰的助理，此時的劉金寶是中銀香港辦公室主任。同年7月上任的中銀香港總裁梁小庭卻很“短命”，原因是涉嫌受賄與洗錢，此后王雪冰事件發生后，與梁也有瓜葛。之后劉被任命為總裁，劉與王之間的關系可能也比較微妙。此次中銀香港高層人事變動，這給人留下了一定的想像空間。顯然，在這種時期，中銀香港和中國銀行都會選擇沉默來回應媒體。但據香港方面的媒體報道，新任中銀香港董事長肖鋼任職后強調，中行的這次調整亦屬正常，不會影響中銀香港的發展策略，因為劉金寶在香港已6年，調回北京是工作需要。

　　時年僅48歲的和廣北，1985年獲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碩士學位，1985年在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資金部工作，1985～1991年任中國銀行巴黎分行資金部經理，1992～1998年歷任中國銀行總行資金部處長、副總經理、總經理，1999年到任職中銀香港總裁之前是中國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

　　工銀亞洲的分析人士認為，更多的人是關注著和廣北的上任將會使中銀香港有一種怎樣的變化，以及在調整業務策略、控制資產質量等方面的一些措施。

　　而新任總裁和廣北則表態稱，中銀香港的發展策略不會改變，對于上市時招股說明書中的承諾將不會改變。而且，中國銀行原計劃2006年上市一事也不會受影響。

　　但受此影響的是周正毅香港上市的股票“上海地產”開始一路走低。到底中銀香港與上海首富之間是怎樣的關系，現在看來仍是一個謎。

　　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5月29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透露，今年銀監會對四大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下降的指標任務是3到4個百分點，余額下降700億到800億元。資料顯示，2002年工行、中行、建行、農行的不良資產率比之2001年，分別下降了4.26、5.14、3.99、4.72個百分點，這說明銀行在控制和減少不良資產方面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

　　坐三望四，四大銀行受命銀監會

　　胡春鈺

　　四大行中農行難度最大

　　從上面的數字不難看出，農行要想完成下降3%～4%的目標還是有一定難度的。來自農總行的資料分析顯示，全行不良資產余額比年初有所增加，陜西、河南、吉林等分行增加較多。另外，現代管理滯后與經營粗放有所表現。在信貸業務快速增長的同時，轄內部分分行信貸管理仍然薄弱，貸后管理相對滯后和松散，缺乏對企業財務狀況的準確分析，經營風險暗藏。

　　面對嚴峻的形勢，農行有關負責人要求全行人員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念，加快有效發展，力爭年中交上一份更為出色的“成績單”。他們采取了一種“內部剝離”不良貸款集約化管理的做法，這與其余三大行的成立專門處置部門或中心僅把不良貸款“分檔處理”有所不同。消息靈通人士透露，農行在廣州地區成立了兩個專門清收不良資產的支行，將農行在廣州地區各分支行的公司業務不良貸款“分帳處理”，歸入兩間專業支行清收和管理；而零售業務的不良資產則交由中介機構處理。有消息稱，農行在幾年內不會隨其余各大銀行走上市的道路，反而會建立起以傳統存貸業務、非傳統業務以及投資銀行三大板塊的金融控股集團，而投資銀行的雛形正是目前已實現分帳管理的不良資產處置專業分支機構和部門。

　　農行有關人士透露，今年該行處置抵債資產的目標是“一件不留”。他說，“經過這兩年不良資產的拍賣，我們總結出一條規律：競投者對銀行拿出來拍賣的抵債資產都抱著持幣待沽的心理。本來可以賣出去的東西，競投者就是不舉牌，就是等流拍后銀行再降價賣出去。另外，道德風險也已經成為銀行處置不良資產中面臨的重要風險。企業明明拿出10萬元來還款，但清收人員拿回銀行只有8萬元，還有2萬元哪去了?大家心知肚明。”

　　不良資產比例并非不可控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日前表示，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情況還是可以控制的，目前來講，情況已經有所好轉。

　　他分析說，首先，因為現在國有商業銀行可以沖銷呆帳的數字比例大幅度增加，而且可以用所有的收入和利潤沖銷不良資產。其次，這兩年銀行貸款的增長幅度比較大，貸款數額增加使整個基數加大，不良資產比重自然降低了。第三，存貸款利差很高，有近3個百分點的利差，銀行可以用這部分差額收入沖銷不良資產。另外，銀行營業稅的下降也有利于不良資產率的降低。

　　從今年前幾個月的情況來看，四大商行中除農行外，其余三大行情況還不錯。完成任務應該不成問題，那么，他們各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處置和化解不良資產的呢。

　　在四家國有商業銀行中，規模不是最大的中國建設銀行，其資產質量是最好的。今年前4個月，建行共處置各類不良資產195億元，回收各類資產108億元，不良貸款率按五級分類口徑已降至14%。建行的發言人稱，從前4個月來看，建行資產回收和現金回收計劃完成率均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從第二季度起，建行資產保全系統以壓縮不良資產余額為重點，集中全行力量，進一步加大回收力度。這位發言人同時透露，建行全年不良貸款率比去年下降4%的目標能夠實現。如果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的要求，在2005年以前將平均不良貸款率降至15%的目標，那么，建行實際上已經提前完成了這一目標。據介紹，建行為加強對不良資產處置工作的領導，總、分行層層成立了由行長掛帥的降低不良資產攻堅戰領導小組，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將工作重點放在控制存量不良貸款下降額和新增貸款資產質量上，消化歷史包袱要以信貸資產為主，非信貸類資產為輔；同時，進一步調整完善不良資產損失責任認定與追究制度。最新統計數字表明，中國工商銀行今年1至4月份經營效益大幅躍升，資產質量繼續改善，各項業務發展平穩。前4個月共實現經營利潤150.8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2億元，增長74.07%；同時該行“一逾兩呆”口徑不良貸款率降至21.21%，比年初下降1.33個百分點；1至4月份新增貸款1867億元，同比多增1292億元，新增存款2555億元，同比翻一番，呈現出存貸兩旺的良好局面。工行新聞發言人表示，盡管出現疫情干擾等特殊情況，工商銀行今年前4個月仍一直堅持貫徹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應對環境變化帶來的各種挑戰，在業務發展上有新跨躍，結構調整上有新進展，綜合改革取得了新突破。

　　上周，中國銀行發言人透露，今年前4個月，中國銀行集團資產質量進一步改善，不良余額下降120億元。按照五級分類口徑，不良資產率已經降低為20.56%，這比上年同期多下降了1.25個百分點。若按照今年下降3%的目標，則已經完成全年任務的62%，前景甚是樂觀。關于這一點，銀監會主席劉明康頗有感觸。正如他在上周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說的那樣，中國銀行在過去的三年里，每年的不良貸款比例按五級分類下降了4個百分點以上。他說，中國銀行是通過三個渠道來實現的：第一，加大清收的力度，每年清收回來的現金指標是在250億元左右。第二，加快對不良資產的迅速處理，使得這些不良貸款和不良資產能夠很快地轉入良性的機構。比如說通過轉換借款人，轉換貸款的擔保和抵押等其他保證措施。第三，依靠健康的發展，把新發放的貸款，在提倡加快發展的同時，使它的不良率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銀監會成立帶來契機

　　銀行內部人士坦言，隨著時間推移，不良資產清收的難度越來越大。容易清收的資產這兩年已經處置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大多是難啃的“硬骨頭”，不是陳年舊帳，就是貸款企業早已無力還債。我們仍然不應高估銀行自身在降低不良資產、控制和化解資產風險方面的能力。應該看到，管理潛能的挖掘及其能夠帶來的效益越來越有限，管理的邊際效益是遞減的。在前些年管理水平較為低下的背景下，強化和完善管理能帶來較明顯的效益，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管理潛能的挖掘及其能夠帶來的效益越來越有限。

　　專家指出，由于銀行不良資產存量的規模龐大，而且，這一規模還有可能發生動態增長，所以單靠銀行自身的撥備前利潤增長來消化和核銷是非常困難的。更何況，銀行還必須滿足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高盛公司的高級經濟學家John Anderson認為，要使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達到可接受的水平，估計需要2萬億元的人民幣。撇開這一數據的估算的科學性不談，解決銀行不良資產所需要的巨額資金確實是銀行自身難以承擔的。

　　盡管銀行在處置不良資產的道路上仍曲折重重，但是在面臨著損失風險、政策風險等危機中，不良資產處置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國資委成立后，國有企業出資人到位，這給銀行處置化解不良資產帶來了許多機會。正如國資委的一位負責人所講的，“國資委成立后馬上要做的是對企業做資產評估，與企業簽訂契約，今后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產權交易、資產重組、企業兼并、破產等都必須依法有序進行。”在銀監會正式掛牌整整一個月的時候，履新的銀監會主席劉明康首次對外介紹了該機構的主要職責和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監督管理工作。他說，銀監會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加大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監管力度，要求四大行加強內控機制和風險管理。目前，商業銀行正努力地改革自己的信貸結構，過去對公司、項目貸款比較多，現在正逐步糾正，銀監會樂于見到這種轉變。但要提醒的是，要控制和防范不良貸款的發生。看來，銀監會的掌門人上任伊始就已經向不良資產宣戰。

　　二次剝離是否可行

　　政府通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1999年剝離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后，實際上并未完全解除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包袱，銀行的不良資產率仍然高于國際水平。由于國有商業銀行的企業制度和經營機制沒有得到改革，到目前，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又累積到2萬億元，達到占全部貸款25%的高水平，大大超過了四大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人們不禁要問，“有了第一次剝離的經驗，將這些新增的不良資產再進行二次剝離又有何不妥呢?”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曉川認為，商業銀行自行消化不良資產的速度很慢，而且每年必須拿出利潤的大部分來作為沖抵不良資產的準備金，這已經成為制約其發展的巨大瓶頸。通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集中處理從商業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樣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最大程度上處理、回收商業銀行積累的不良資產。但是，對于第一次剝離之后所產生的不良資產是否需要進行二次剝離呢?這個問題需要進行可行性論證。

　　專家指出，對我國商業銀行2萬億元的巨額不良資產到底是不是需要進行第二次剝離，主要取決于二次剝離本身是否體現國家根本利益和國家根本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即關鍵要看二次剝離在性質上是否屬于“改制性剝離”，剝離主體的國有商業銀行是否進行股份制改造，這是進行二次剝離的“一個前提”；同時二次剝離還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即國家作為不良資產處置最終損失的承擔者，應該制定出最終處置損失的攤銷機制，以及作為收購和處置主體的資產管理公司能夠實現處置回收的最大化。如果滿足“1+2”的前提和條件就可以考慮二次剝離問題，如果不具備這些前提和條件，則應暫緩進行。對不良貸款的解決不要搞“一刀切”和追求一步到位，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哪家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和改造就剝離哪家銀行，這樣，改制剝離后的國家控股商業銀行就可以輕裝上陣，不良資產問題也能斬草除根。那么，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切實可行的化解不良資產的高招呢?

　　與此同時，今年開始，建行也開始在資產處置中引入了具有投行業務“影子”的做法。建行今年啟動的國際招標處置不良資產的項目，采取“一對多”的國際招標方式和“一次性買斷”的交易方式，打包處置近年收回的價值40億元的抵債資產。目前，此項目已正式啟動。前期工作完成后，建行將正式對外發標。據悉，有意向投標的包括摩根斯丹利、高盛、美林、雷曼兄弟、龍星等10多家國外著名投資銀行。

　　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和潛在的巨大市場，吸引了大量的國內外投資。調查顯示，中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最熱門的國家之一。日前，由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和《CFOAsia》雜志共同舉辦的一項國際商貿調查指出，9/10的在華外資公司的高層財務行政人員表示，計劃于未來3年間擴展在中國的業務。此項調查清楚地反映出，在全球經濟開始復蘇之際，跨國公司將中國視為世界上主要的增長市場和最有價值的投資場所之一。并購是當今全球跨國投資中最重要的方式。據統計，全球跨國投資的80%以上是采用跨國購并的方式進行的。由于各種原因，中國以并購形式吸引外資的比例不到10%，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相當大，中國正采取多種措施來推動跨國并購的發展。

　　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具有相當大的投資價值，通過購買金融不良資產的方式實現對中國企業的并購是收益高的一種投資方式。

　　商機無限“休克魚”

　　曉鵬

　　有一種魚的名字叫“休克”

　　分析表明，在中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的近14000億人民幣的金融不良資產中，相當一部分是計劃經濟時期配置不當的資源，只要這些資產的物理功能還沒有完全喪失，就具有一定的重組并購價值。在不良資產涉及的債務企業中，部分企業生產設施齊全，自然資源豐富，具有潛在的增長特性。中國的海爾公司稱之為“休克魚”。投資者通過對這些企業技術、資金上的投入，通過各種資源的整合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常常能夠在短時間內使這些企業生產經營發生較大的改觀。特別是資產管理公司持有4000億債轉股資產具有更高的價值。在580戶債轉股企業中，很多企業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影響、在國內具有行業領先地位，如一汽、首鋼等。這些企業普遍工藝裝備先進，產品有市場，管理較規范，盈利能力較強。而且資產管理公司在很多企業中處于控股地位，僅華融公司就在120戶企業中占據控股或相對控股地位。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分布廣，遍及全國各地，涉及各行各業，資產形態各異，為投資者提供了充分的選擇余地。如華融公司收購的4077億元資產中，資產遍及全國30個省，重點分布在廣東、北京、江蘇、上海、山東等沿海經濟發達省市，主要集中在國有工商企業，還有一些股份制企業、三資企業和鄉鎮企業。資產廣泛分布于工業、農林牧漁、建筑、交通運輸、郵政通訊、批發零售、房地產、社會服務等8個行業、37個子行業。與近50家上市公司發生直接或間接的債權債務關系，金額達數十億元。除債權類資產外，華融公司還持有1000億元人民幣的債轉股資產和大量的土地、房產和機器設備等實物資產。充足的資產供應、多樣化的資產形態可以滿足投資者的各種需求，商機無限。

　　投資中國金融不良資產能夠享受到政策鼓勵和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為吸引各種資本參與中國金融不良資產的并購重組工作，國家有關部門制定了一系列的支持和鼓勵政策。2001年10月，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吸收外資參與資產重組與處置的暫行規定》，明確了外資參與處置不良資產的有關問題；在今年年初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適當放寬市場準入政策，允許外資和民間資本按有關規定購買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持有的債權、股權和實物資產。”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為并購國企，特別是并購困難國企制訂實施了多種優惠政策。據了解，近期，國家經貿委已經擬定了跨國公司并購中國國有企業的政策草案，正式文件即將形成，屆時國企500強中的部分企業將向跨國公司開放。此外，按有關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免交在處置不良資產業務活動中的稅收，降低了不良資產處置中的交易成本，使不良資產的購買者一定程度上間接地享受到了稅收優惠。這些支持政策對開展金融不良資產的并購重組活動具有實質性的推動作用。

　　最后，投資中國金融不良資產能夠享有價格上的優惠。由于不良資產在形態上，通常表現為債務企業資產負債率高、產品市場競爭力較弱、凈現金流少、管理比較混亂等，盡管部分債務企業具有完善的生產設施、豐富的自然資源，具備較高的重組價值，但由于其重組后，特別是被管理水平高、國際競爭力強的大企業重組后的成長潛力難以準確預測。因此，按審慎的原則，依據國際慣例對企業的各種評估常常偏于保守，以評估價值為參考形成的資產處置價格，相對于資產的實際潛力，表現為一定程度的優惠。特別是不良債權的投資者通常可以獲得一個較高的折扣價格。事實上，世界上各國在處置金融不良資產時，也正是采取優惠的價格來吸引各種投資者，從而加快不良資產的處置進度。

　　正因為金融不良資產具有較大的投資價格和較高的投資回報，國際上著名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通常把參與不良資產管理和處置作為一項重要的業務。目前，包括摩根斯丹利、高盛、德意志銀行、GE等國外機構紛紛把目光聚集到中國金融不良資產的處置上來，中國部分企業對不良資產也表示出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

　　最大的風險抓不住魚根據國家有關規定，資產管理公司可以綜合采用資產轉換、轉讓和銷售、債務重組、企業重組、債權轉股權、證券化等一系列規范化和市場化的操作方式對貸款及抵押物進行處置。投資者可以通過協議轉讓、參與招標、拍買等方式購買某一項債權、股權和實物資產，還可以一次性批量購買由相同屬性資產組成的資產包，也可以通過組建合資公司的形式來共同處置金融不良資產。2001年，在美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協助下，華融公司舉行了中國首次大規模不良資產國際招標活動。通過長達9個月的資產挑選、盡職調查、資產推介、公開招標、開放資料、投標證標工作，分別向由摩根斯丹利、雷曼兄弟、所羅門美邦、KTH基金和中金豐德公司組成的投標團以及高盛公司打包出售了帳面價值為128億元的不良資產，打開了不良資產處置的國際市場，開辟了中國引進外資的新渠道。在有關協議經批準后，華融公司將和這些投資者組建合資公司來處置這些資產。經過充分的法律、市場、資源論證和研究，在韓國資產管理公社的協助下，華融公司已經啟動了資產證券化項目。目前方案已設計完畢，資產池業已構建，并向有關監管部門提交了資產證券化試點方案。預計這種全新的金融工具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面世，這為機構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投資金融不良資產的新方式。為方便投資者了解資產信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為投資者搭建了包括網上、報紙、電視等各種信息交流平臺，各界投資者可以方便地登錄各資產管理公司網站來了解資產處置各種信息。同時，資產管理公司組織或參加了多種資產推薦和商貿交流活動。當然，不可否認，投資中國金融不良資產也會遇到一些風險，如市場風險、個別企業惡意逃廢債等。但是最大的風險不是其他，而是未能抓住投資中國金融不良資產這個市場機會。

　　國際投行掘金中國不良貸款

　　錢錦

　　在與廢棄的工廠和嚴重過時的工業設備打了兩年交道后，投資中國不良債務的大型外國投資機構，已經準備好在中國的廉價債務市場大賺一筆。

　　一次收購13億美元

　　今年3月初，摩根士丹利和一個由雷曼兄弟公司、花旗集團和所羅門美邦組成的財團、香港KTH資本管理公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簡稱IMF)從中國的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手中購買了一筆帳面價值為13億美元的不良貸款，這是迄今為止不良貸款交易中金融最大的一筆。

　　在完成交易的幾天前，高盛公司宣布，同意從同一家公司手中購買一筆價值2.3億美元的資產。今年1月，德意志銀行則同意幫助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把一筆價值1.92億美元的不良資產證券化。

　　不良貸款多達3000億美元

　　快速清理不良貸款對確保中國經濟健康至關重要：根據中國對世貿組織的承諾，未來5年內，中國將向境外銀行放開國內市場。這意味著，擁有約75%銀行資產的中國四大商業銀行必須清理它們的負債，同像花旗集團旗下的花旗銀行和匯豐控股有限公司這樣機構精簡的銀行開展競爭。

　　1999年，北京市政府組建了華融、信達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用來收購并處理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大約有1700億美元的不良貸款得以轉移，但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仍然多達3000億美元左右，占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總額的25%(分析師估計應該比較接近40%)。

　　要在5年內清理這些以及還在繼續增加的不良貸款，靠國內的相關機構，困難不少，特別是沒有足夠的時間。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駐北京合伙人PeterChan說，如果缺乏經驗的銀行或破產銀行自行處理不良貸款，“這可能需要15年至20年的時間”。

　　挑戰來自執法體系

　　這些不良貸款，對于富有處理經驗的國際投資機構是一座富礦，但外國投資者非常擔心中國的法院及執法體系。在不良債務業務中，非常關鍵的兩個問題是：抵押品回贖權喪失的法律執行，以及投資者對債務人償付行為的上訴能力。

　　中國政府積極支持向外國投資者出售不良貸款，并允許第一批投資者將稅后利潤從中國抽走，對此投資者均有目共睹。但幾年后或者是匯出利潤達到幾百萬美元后，這樣的政策是否還會依舊呢?一位銀行人士表示，這是“真正挑戰之所在。”

　　不過，投資者們在估價中也已考慮了巨大的風險以保護自己的利益。據知情人士稱，以摩根士丹利為首的銀團，與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簽訂的購買不良貸款協議，僅支付了相當于帳面價值8%的價格，而這已是華融資產獲得的最高報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