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契約，商業世界將淪為梟雄的戰場；

　　 新商業精神

　　□/策劃：本刊編輯部

　　□/執行：本刊記者 劉旗輝 王福生

　　開啟后功利時代的閘門

　　(一)

　　只要身處商界，我們隨時都聽見利潤在叮當作響，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面對萬元或者億萬元的討價還價。交換無處不在，商業行為像空氣一樣充斥著這個世界的角落。

　　行走在一個現實而物欲的世界，身體日益變得強壯，而困惑卻漸漸增多。于是，那些有遠見卓識的人們，左眼看見開花，右眼可怖地預見了精神世界的逃亡。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民間正漸漸地形成一種意識：成功的就是合理的，不論他是以怎樣的方式成功；富裕的才是幸福的，不管他是否秧及了心靈的荼毒。功利是功利時代種在人們心中的病毒，只管結果而不問過程。我們津津樂道于英雄不問出處，執著于草莽們的一夜暴富，而且，不僅是向往，更有無數人眾虔誠著尾隨而至。在這樣的時刻，沒有規則，無須操守，只要能抓住哪怕利潤的尾巴，他就會樂此不疲。人們篤信“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古言，因利而來，又為利而往。盡管這也沒有錯，但在看過了太多身體力行的飲鴆止渴之后，我們不得不承認：很多人已經在物質時代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二)

　　語言永遠蒼白如風中的窗戶紙。

　　但精神不。

　　大多數人不停地從一間屋子走向另一間屋子，他們把精神頂在頭上或踩在腳下，或者藏在心里，但他們從沒遠離也無從遠離。功利時代的精神像一只壞了嗓子的鳥，無論怎樣叫都不會有動人的聲音，而我們也習慣了沒有感人之音的日子。

　　但我們正在從壞夢中醒來，我們開始用心地修補那些因時間的倉促而留下的種種創痕。我們正齊心協力地鏟除那些精神的雜草，我們用槳回應后功利時代的召喚。這不是一種鼓吹，而是歷史慈祥笑容背后的尊嚴和不容置疑。世界越來越小，不僅僅因為互連網，更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一個整體。WTO來了，規范和懲戒隨之而來，沒有解釋，沒有為什么，因為商業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醒著和夢著的人都漸漸覺察到一個事實：做生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玩了。

　　(三)

　　什么是后功利主義時代？就是守規矩的人獲利不守規矩的人出局的時代。在這樣的環境下，契約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宗教，誠信開始最大范圍地流通。我們在與世界連接的過程中日新月異，我們逐漸蛻區去身上的痞子外殼和草莽氣息，在瞬息萬變的商業世界中從容應對，游刃有余。

　　在后功利時代，人們依然為利而來，為利而往，但一切不再以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商業部落的游民們將在最寬厚豐饒的競技場上肆意馳騁，收獲財富，也贏得名聲。在這里，沒有欺詐，沒有短斤少兩，沒有幕后交易，沒有假冒偽劣，也沒有權力和腐敗下的惡意尋租。在這里，一切有規可循，有矩可蹈。社會讓你付出最小的成本，因為你遵守了秩序。

　　最重要的是，這將是一個現實的場景，而非空中樓閣般的烏托邦。因為后功利時代來臨，絕不僅僅是一個美好的愿望。如果我們不盡早應對，仍然靠昔日的慣性來做買賣，現實會讓我們付出巨大的成本。

　　(四)

　　當投機者從投機行為中的獲利大大超過他所遭受的懲罰，我們很難指望他下一次不會再犯。這就是商業行為中的成本決定論。

　　因此，在后功利主義時代，市場懲戒、法律懲戒和道德懲戒機制將成為保障商業秩序的三大屏障。在它們面前，擅自闖入者不但會損失大量的利潤，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更可會遭到法律的制裁。而遵循游戲規則的人會大大獲利。于是，讓商業更像商業，讓規則成為習慣！

　　潘多拉的盒子與形而下的暗礁

　　違法成本太低，甚至沒有成本，可能守法者就會付出更大的代價，長此以往，守法者也會鋌而走險。商人尤其如此。

　　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曾執迷于“存在就是合理的”這樣的信條。盡管大多數人連黑格爾、康德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但這并不影響他們按照自己的邏輯去做“方法論”的演繹。見慣了“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而物質的貧乏之痛更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恥辱，于是，連最老實本份的人也開始蠢蠢欲動，隨時作好準備去“過把癮就死”。

　　商品經濟的大潮容易沖走思想的陳腐和封僵，也容易帶來貪婪和墮落。歷經多少年月積累起的那些珍貴的品質，在金錢的面前漸漸動搖風化，然后片片墜落在滾滾錢塵。人心在動蕩不安的震撼中退守，再退守，一直到道德和精神的底線，人們在一夜之間便學會了形而下的攀爬。

　　商業的本質是按一定的規則將資源在特定的空間范圍內自由流通。然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由于公眾知情權的難以真正實施，絕大部分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而相應主管部門的官員則成了眾人爭相巴結的對象。那些具備了痞子精神而草莽十足的靈活分子，深深懂得如何用手中已經擁有的財富去以小搏大；而某些手握大權的官員一旦被物質的體香誘惑，夜幕下的權力尋租便會次第上演。權與錢直接或間接的交易讓社會資源廉價流走的同時，也培養了另一些人邪惡的信仰：尋租即暴富。前些年各地房地產市場異軍突起，很多號稱億萬級的富翁一夜之間遍地開花，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成功的秘密就是“巧”用同政府官員的關系，拿到低價地皮，然后以讓競爭對手望塵莫及的利潤空間迅速崛起。再比如保健品，國家三令五申嚴格準入制度，不得做夸大功效的廣告，但在某些地方，只要你同主管部門建立了“良好和諧”的關系，無論多大陣仗的電閃雷鳴就都不過是一場虛驚。

　　誠信正越來越成為商業社會中的稀罕之物，“童叟無欺”這樣歷史悠久的商業準則被一些商人拋諸腦后，而利潤的爭奪越來越寄托于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經濟學上的囚徒困境在這里得到完整的展現，每一個人都振振有辭：“我不騙別人，難道等著別人來騙我？”

　　全國每年發生的商業詐騙有數萬例，平均每天就有無數次發生。如果算上那些沒有被統計上的和沒有詐騙成功的案例，數量則更為驚人。“我們正在一片編織著謊言和騙局的商業叢林穿行，對付它們的最佳武器是設計比對方更費功夫的反騙手段。其成本之高，已經讓更多的人精疲力竭。”

　　商界“大亂”，達到商界大治，這也可能成了歷史的規律，只是我們每一次的醒悟都是在付出了沉重代價的前提下進行的，而防患于未然的古訓起到的作用太小。

　　我們無法認同現象的存在便是一切的存在，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以上種種的出現，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商業世界這潭清水雖然因此變得不那么透明，但，它畢竟開始流動起來，從死水變成了活水。那些因流動帶來的污泥和渾濁，也不會是長久地存在，隨著商業語境的變化，如果商人們不來一番徹頭徹尾地轉變，不及時地、積極地適應地調整思想，樹立起適應新的時代條件的商業精神和商業文化，等待他的便只有市場和道德的末路。

　　契約——給人心一個柵欄

　　人，總是有理由將自己擺放到一個特殊的位置，并極其隨意和功利地對契約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釋。契約意識的缺乏正成為當下商業世界中最重要的精神頑疾。

　　盧梭在著名的《社會契約論》中開宗明義地寫道：“人生而自由，然而他自此處處背負鎖鏈。任何人都可以認為他是他人的主人，但是他只是比他人更為不自由的奴隸。”為了讓個人能夠善用集體的力量而又不至于陷入濫用權力的境地，盧梭進一步提出了他的理想，認為每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共同的社會契約，這樣才能保持社會的正常運轉。

　　人們在舊有的商業環境下痛快淋漓地放肆著自我，并從對規則的破壞中大獲其利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些行為正在令他們在不久的將來淪為“比他人更為不自由的奴隸”。不論是痞子精神的盛行，草莽習氣的泛濫，還是假冒偽劣產品的屢禁不止，權力尋租的不斷滋生，共同的特征就是漠視、排斥甚至否認社會契約的存在，把自我的利益無限上升到一個極至的高度。

　　按照不同的權屬，我們通常將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社會)利益三個部分。而契約精神的實質就在于，讓范圍內的所有成員均等地享受權利，并在事先約定的條約基礎上履行相應的義務；一旦有成員違反協定，將受到來自結盟體包括經濟制裁、道德譴責和法律懲處在內的懲罰。在這里，均等是問題的關鍵，它意味著成員之間沒有高下貴賤之分，沒有特權也沒有例外，是“絕對的平均主義”。而這個在協約基礎上形成的加盟的集合體一旦產生，便會隨即擁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它既來自和代表全體成員又約束、監督全體成員。這里要提倡的契約，對應的也有兩層含義。首先它是全社會層面的，整個商業社會中的組成人員都必須遵從一些共同的協定和規則。在這個契約面前，沒有大小企業之分，沒有國有民營的區別，也沒有個人和集體的不同，只要你從事商業活動，只要進入了當下的商業語境，你就必須嚴格地、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協議規定下的所有內容。

　　很大程度上，我們并不缺契約，也不缺乏的是執行契約的能力和意識，關鍵的環節是我們缺乏監督執行契約的社會環境。在很多人的意識里，破壞規則和特立獨行被看成一種具有英雄主義色彩的行為，他們只知道規則對自身行為的約束作用，而沒有看到它對其他成員同樣有制約的功能。人們總是理所當然地以為自己是與眾不同的，總是有意無意地將自己擺放到一個特殊的位置，并極其隨意和功利地對契約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釋。契約執行監督的缺乏已經成為當下商業世界中最重要的精神頑疾，前文所提及的種種商業暗礁皆由此而生。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時代的進步和人民素質的提高，契約精神將逐漸成為第三商業語境下最主要的精神內核。

　　契約的第二個層面相對狹義一些，它服從于第一層面，而又自有特點。主要是約束對象的范圍集中在一個較小的層面，比如各個行業協會，它的成員就是各個成員企業，他們形成自己的契約內容，并在協會的范圍內實施。又比如一個企業，一個公司，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契約，這時員工就成了加盟成員，契約便外化為公司的各種制度。

　　如果我們把契約化以前的狀態稱之為自由人國度，把契約化后的狀態稱為理想國度，那么，當我們從自由人國度進入理想國度，我們自身就會產生明顯的變化，規則將代替直覺，理性將取代沖動，權利將代替貪欲，責任將代替逃避，而一個嶄新商業道德也將由此而生。在此之下，人們開始思考行為的后果，開始自覺地按照嶄新的原則行事。但人們并不會因為學會了自我約束而遭受經濟上的損失，在道德增值的同時，他們將得到更加可觀的物質回報，并能更加投入地進行符合商業規律的競爭。

　　契約是所有成員的契約，一旦有人哪怕是極少數人超然其上，整個契約體系便會土崩瓦解。人們之所以不愿意按游戲規則辦事，就是因為契約的約束力沒有施加到協約內的每一個體，而那些違反規則的人也并沒有因此受到相應的制裁。但規則的混亂和無力正在成為一種歷史，隨著第三商業語境的到來并逐漸靠近第一商業語境，契約的力量將空前強大，契約意識也將成為社會最主要的精神構成部分。在此之下，純粹貪欲的沖動只會使人成為一種奴隸，而我們對自己制定的契約的服從才是真正的自由。

　　西方發達國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嚴格按契約精神辦事的范本。盡管發達國家也有違反契約的事，也有安然公司那樣損害公眾意志的行為，但那只是個別現象，它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對契約的遵守在那里已經被大眾當成最起碼的人格操守并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正是靠著這種精神，美國才在短短100多年時間內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也正因為如此，才可能出現比爾•蓋茨那樣靠白手起家而發展起來的世界首富，才可能培養出IBM、福特等眾多世界級的大企業。

　　誠信——用最柔軟的武器進攻

　　任何反對意見也不會推翻這個真理：誠實比一切智謀更好，而且它是智謀的基本條件。

　　2001年中國保健品市場被一個產品攪得昏天黑地，它用一種被業內人事稱為“俗不可耐”的廣告方式，令人難以置信地創造了一個又一個銷售奇跡。它就是腦白金，而策劃腦白金的幕后高人正是當年因修建巨人大廈欠下數億巨債而神秘消失的史玉柱。不久媒體捅出消息，史玉柱發出公告，將全面清還當年欠下的債務，一時之間，輿論嘩然。

　　無論史玉柱的還債是不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炒作，能夠在事情過去若干年后拿出上億的真金白銀來還債，都是一件值得稱頌和贊揚的事。在這個誠信成為稀缺資源的時代，史玉柱的行為無疑具有一種象征意義上的標桿作用。

　　中華民族是最講誠信的民族，不但有“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君子無二諾”的格言，更有一言九鼎、說一不二的季布和侯贏。而最著名的例子要算是商鞅，他為了推行變法，便貼出告示，誰能將一根三丈長的木柱從城南大門口搬到城北，賞黃金十兩。要搬動木柱并不困難，但正因為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不相信這是真的，誰也不愿意去當這個傻冒。于是商鞅又將賞金提高到50兩，最后終于有一個愣頭青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把木柱搬到了城北，而商鞅也沒有食言，當即給了他50兩黃金。此舉一出，全國嘩然，隨后商鞅進行的變法便順理成章地得到了公眾的信任，很快實施了下去。

　　在中國的商業傳統中，一直有“童叟無欺”的說法。然而在經過十年動亂中，老百姓心中的信條被砸碎，連同那個沉重的時代一起被歲月塵封。改革開放后，對金錢和利潤的追逐漸漸讓純潔的心靈迷失，誠信再次變得脆弱不堪，各種以破壞誠信而大發其財的故事充斥市井。一種不良精神的甚囂塵上，必然帶來另一種正途思想的此消彼長，而對西方商業精神的誤讀讓迷途的人們再次走到了危險的邊緣。

　　當年溫州現象一度風靡全國，到處都有溫州商品的身影。但由于誠信的缺乏，溫州貨成了假冒偽劣產品的代名詞，溫州商人也成了惟恐避之不及的瘟神。溫州人痛定思痛，決心狠抓誠信經濟，溫州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來重塑溫州的商業形象。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調整，溫州經濟終于恢復了勃勃生機。

　　有一個故事，說的是從前有一個國王沒有兒子，打算從民間遴選一個小孩做王子，于是給侯選者每人一顆牡丹花種，看誰種的花最漂亮、花朵最多。到了評比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小孩都捧著鮮艷漂亮的牡丹花相互爭奇斗艷，只有一個小孩捧著那顆種子傷心落淚，他沒有種出花來。但是，恰恰是他被選中了。原來，之前所有的花種都煮熟了，是不能成活的，國王用此來試驗他的繼任者的品質。

　　這個故事說明，誠信不僅是一種良好的個人品質和一種契約精神下的道德垂范，更是一個可以改變現實的“技巧”。中國傳統文化講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誠信其實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在產品日趨同質化的今天，誠信就是那把打開市場之門的金鑰匙，有了它，阿里巴巴的財富之門將轟然為之洞開。

　　資金是企業發展的重要保障，利用銀行貸款則成為很多企業最重要的融資渠道。作為民營企業，要從銀行取得貸款，難度非常大，即使有，一般來說數目也不會太大。然而，2002年建設銀行重慶分行卻為當地摩托企業巨頭隆鑫集團進行了10億元人民幣額度的授信。無獨有偶，溫州幾家銀行也為泰正等幾家企業授信幾萬元到數億元人民幣不等，這些被企業只要其法人代表簽字，隨時都可以從銀行取得授信額度內的資金。銀行憑什么相信他們？憑的就是誠信，憑的就是這些企業在長期經營中建立起來的良好的信譽。

　　不僅是銀行，在商業經營的各個方面，誠信正在成為一種巨大的現實力量。那些把誠信作為信仰并用全部精力去澆灌的企業和個人，正在一步一步贏得消費者和市場，他們的名字開始上升為品牌。而品牌一旦形成，就會產生強大的連鎖效應，就意味著源源不斷的客源和可觀的利潤。

　　在第三商業語境下，誠信不僅是個人發展的內在需求和適應市場的根本之道，而且會作為整個商業社會最主要的契約內容被要求強制執行。違約者不但要受到公眾的道德譴責和市場的自發懲戒，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嚴重的還要承擔刑事責任。比如，非典期間，有不法商人用垃圾制成口罩出售，這就違反了誠信經營的原則，結果不但聲敗名裂，而且還被工商部門處以罰款，遭受了經濟損失；又比如銀廣廈事件，上市公司虛擬利潤欺騙投資者，事情敗露后不僅公司聲譽掃地，而且相關責任人也被送進牢獄。

　　誠信從一來到人間，從頭到腳都散發著人性的光輝和令人迷醉的氣息。它讓人與人的關系變得和諧，讓心與心靠得更近，讓復雜的商業變得簡單，讓商人和顧客都變得從容。由于歷史的原因，盡管在一段時期誠信被人們弄得滿身塵垢，但陰霾終會過去，光明正在到來，誠信正在成為新興商業精神的正統和主流。

　　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誠信的力量一旦被機警的商人所認識，出于某種考慮，難免有人會掛羊頭賣狗肉，借誠信之名而行欺詐之實。因此，特別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誠信變成一種時尚和標簽，那注定會是短命的。

　　公平——商業世界的殺蟲劑

　　機會對誰都是均等的，對誰都是公平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最有生命力的作物活下來，才能維持整個園子長久的繁榮。而利用權力實施投機，靠不公平競爭取得勝利，就會極大地破壞商業世界的自然生態，讓整個商業生物鏈條都處在一種危險狀態。

　　把公平作為新商業精神的重要內容來說，是因為在當下的商業環境下，人們正在有意或無意地夢想和制造著不公平，并把此作為通向成功的捷徑。實際上，公平是契約社會中最重要的準則之一，也是最能體現契約精神的一種。是否實現公平原則，是判斷一個商業社會是否真正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的重要標準。東漢的王充說過一句話“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長期以來人們對此口誅筆伐，覺得那是在提倡平均主義。其實不然。王充所謂的“不均”，既有財富的不平等，更有人們享有的權利、擁有的機會、在社會所處的地位的不平等。這種思想同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生而平等”有著驚人的相似。再進一步說，如果人們不能享有平等的權利，在一個公平的環境下生活、工作，他們就不可能和諧相處，就會有數不清的摩擦和事端。

　　商業活動的基本特點是物資的流動，而流通的基本前提是參與交換的商品的價值是相等或接近相等的。這就讓公平成為一種最起碼的要求。然而在第二商業語境下，公平原則卻一再遭到一些人的踐踏和破壞。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為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由于體制和意識的局限，它們始終處于一種亞國民的地位。要貸款吧，銀行說要對國有資產負責，于是寧愿把錢放給一個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也不給一個有明顯贏利前景的民營公司；要投資吧，地方政府便一再擺出了吸引外商投資的資式，只要是掛得上一個洋字的，優惠政策一個接一個，但說到民營企業就只剩下監管和審核了；要上市吧，說不得更是靠邊站，那么多國有企業還在門外等著呢，哪輪得到你？政策上的區別對待對中國民營經濟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和時代商業精神背道而馳，于是國家開始著手進行調整，還民營企業一個國民的身份。

　　很顯然，這種調整對中國經濟的意義是巨大的，其影響甚至會延續到今后數十年。一旦政府掃清意識和體制的障礙，將公平原則切實貫徹到實際工作中，就會從根本上斷絕少數官員利用手中的職權營私舞弊，權力尋租現象便難有生存的土壤，社會商業風氣也將為之大變。

　　作為公平的反面，特權是商業社會的公敵。它以為著權利的不平等和利益的明顯傾斜，并且常常無視法律和道德的存在而肆意妄為。在第二商業語境下，我們往往會看到這樣的現象：一個項目招標，“有背景”的應標者會事前將標底打聽得一清二楚，于是報出的價格緊貼著底價，最后自然順利奪標。這就完全破壞了游戲規則，并且明顯對其他應標者造成傷害，他們為應標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就完全浪費。如果這種行為不能得到懲罰，久而久之，就會形成一種極壞的商業風氣，人人想著投機取巧，再也沒有誰愿意把精力花在提高企業自身素質上，最后整個商業環境都會變得烏煙瘴氣，那時，受損害的便絕不僅僅是某一個企業。公平是沒有得到公平者的公平，換句話說，是嚴格按照游戲規則辦事或沒有能力和條件去制造不公平者的公平。他們作為商業社會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群體，對整個商業倫理框架的形成有著巨大而堅實的支撐作用。他們苦苦匍匐在商業金字塔的底端，誠實而艱難地維護著整個商業世界的行為規律和總體信用。

　　公平作為一種保障商業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準則，既是每個成員根本利益的體現，又在更大層面上上升為公眾的意志。而它一旦具有公眾意志的特性，就不容任何人對它有絲毫的冒犯，誰膽敢以身試法，必將遭到嚴厲的懲處。隨著第三商業語境的到來，所有的商業活動逐漸明朗化、公開化，而企業本身實力的強弱開始在真正意義上決定企業命運的興衰。這就意味著，投機的空間將越來越小，它為之付出的代價將越來越大，而法律體系的逐步健全輿論監督的日益發達也將使不公平交易越來越難以為繼。

　　商業世界就像一個大園子，作物們在里面生長，誰想得到更多的養分和水，那得靠自己的實力去爭取。機會對誰都是均等的，對誰都是公平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最有生命力的作物活下來，才能維持整個園子長久的繁榮。而利用權力實施投機，靠不公平競爭取得勝利，就會極大地破壞商業世界的自然生態，讓整個商業生物鏈條都處在一種危險狀態。

　　公平是商業世界的殺蟲劑，有了它，那些寄生蟲便無法生長。除此之外，合作、創新、責任、高效、敬業也是新商業精神的重要內容，它們和契約、誠信、公平、合作、創新等一起構成了第三商業語境下的新商業道德景觀。

　　第三商業語境

　　我們正在步入第三商業語境，那些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并為之做好充足準備的人們將因此大大獲利。在這個有著巨大的自主特點，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語境之下，新的商業精神將替代舊有的商業信仰，新的商業倫理和商業文化將迅速彌散到社會的角角落落。

　　如果把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環境視為第一語境，把中國改革開放前期初放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環境看做第二語境，那么，以加入WTO為標志，中國正逐步進入第三商業語境。這是一個逐步走向規范但又還沒有完全規范的商業社會，各種正常的商業規則開始占據主流，商業風氣逐步趨向明朗、剛正，社會開始形成新的商業價值觀，以契約、誠信、公平為核心的商業精神開始成為意識層面的主要表征。

　　從改革開放初期到現在，中國經歷了從短缺經濟到飽和經濟再到過剩經濟的演變，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產品越來越豐富，老百姓可以選擇的余地越來越大。在產品日趨同質化的時候，商家如果不在產品質量、營銷方式、售后服務、品牌經營等方面狠下苦功，就會不消費者無情地拋棄，被市場殘酷地淘汰。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中國人民進行經濟建設的熱情被空前激發出來，整個生產力得到了前所未有地發展。現在再回過頭去看剛剛改革的時候，就會發覺我們所處的商業環境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此其一。

　　其二，消費者經過長期市場經濟的洗禮，已經變得更加成熟和理智，那種靠投機取巧來賺錢的做法已經很難再有市場。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1只電子手表可以賣到5000塊，為什么？因為這是新東西，老百姓沒有見過，你告訴他這是高科技產品，連美國總統都戴，他信。現在不一樣了，一個新產品出來，無論商家吹得如果天花亂墜，消費者都不會輕易決定購買。他會仔細分析這種產品的功能，判斷它的價格，再看自己有無迫切的需求，然后再決定是否購買。

　　不僅如此，由于商業活動的無所不在，一個產品的消費者，很可能是另一個產品的商業從業人員。共同的商業規律和相仿的操作手法讓他有足夠的可能去作出判斷：這里面有多大的水分？

　　早在若干年前，就有人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事實上，隨著經濟的發展，全球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中國經過幾代領導人的努力，通過一輪又一輪的艱難談判，終于在新世紀的曙光中加入WTO。作為世界貿易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極，中國這個有著數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開始以一種嶄新的蓬勃姿態在世界商業舞臺上光芒四射。就中國本身而言，融入到世界經濟格局，也意味著自己將經歷一場脫胎換骨的轉變。

　　目前在中國投資、貿易的外國企業有數萬家，而世界500強企業絕大部分已在中國落腳。他們帶著發達國家成熟的運作機制和規范的游戲規則，在中國商業活動中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同他們做生意，靠請客吃飯是不行的，外國人不吃這一套；拉關系走后門也行不通，嚴格的監管體系早將一切可能的腐敗據之門外；給回扣就更不用說了，因為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將遠遠超過回扣所得，而他們的道德操守也不允許這樣做。

　　以醫藥企業為例。國內企業在把產品推向醫院時，往往采取給藥房主任、分管院長直接好處，給開處方的醫生“開單費”的方式。這樣一來，企業的產品是銷出去了，但醫院的胃口卻越來越大，開價越來越高，讓廠家叫苦不迭。外資企業則不一樣，他們也要去進行拜訪，也要推銷，但絕不許諾所謂的開單費。對于那些合作單位，他們可以請他們到國外去參觀訪學，組織他們參加高規格的學術會議，既交流了感情，又促進了學術的交流。此其三。

　　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我們已經能夠準確地看清經濟發展中的種種現象，已經有能力做出足夠準確的判斷。國家正逐步完善各種法律法規，從各個方面規范商業行為，讓所有的商業活動在游戲規則圈定的范圍內進行。為了避免和根除權力尋租現象，國家一方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待遇，連續多次給公務員加薪，同時高揚法律和黨紀的利劍，加強了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力度。為了徹底斷絕官、商之間的不正當聯系，國家不僅嚴禁政府工作人員經商，而且不斷改善政府職能，讓原來的主管部門從教練員和裁判的角色轉換到只做裁判，其余的都交給企業和市場去調節。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她所面臨的種種機遇和困頓都將為今后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正在步入第三商業語境，那些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并為之做好充足準備的人們將因此大大獲利。在這個有著巨大的自主特點，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語境之下，新的商業精神將替代舊有的商業信仰，新的商業倫理和商業文化將迅速彌散到社會的角角落落。對此，我們只有去積極地適應，并以此為標準，不斷地調節自身。

　　一邊是大棒，一邊是蜜糖

　　毫無疑問，精神正在成為一種力量，并以越來越顯著的方式全面滲透到我們的生活。而時代的變遷再一次將商業推向了社會的中心，社會倫理、價值觀無不深深打上了商業的烙印。于是，一種新的商業精神的形成便成為包括商業界在內的整個社會的價值尺度。

　　人們曾無數次地慨嘆中國商業的落后而羨慕西方商業的發達，其實更令人擔憂的恰恰不是某個領域或某些領域的產值比別人少多少，而是我們的意識，我們的商業精神。改變一個落后的產品需要幾年時間，提升一個產業需要十幾年，而要改變一種落后的精神面貌、形成一種嶄新的精神風尚則需要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即使是在第三商業語境下，我們所提倡的新商業精神的形成仍然不會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對那些習慣了無規則變奏的人來說，要在一夜之間成為道德的楷模顯然并不現實，而那些原來的商業良民要適應完全規范的商業秩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的本性如此，沒有人生來就習慣被管束，也沒有誰愿意交出自己的意志而服從其他。因此，建立健全的保障和懲戒體系便顯得十分必要而迫在眉睫。

　　首先是法律懲戒。作為現代社會秩序的重要維護者，法律同樣肩負著為時代精神保駕護航的職責。對那些不按契約精神辦事、破壞社會誠信的人，要依法給予重處；對那些在商業活動中徇私舞弊、踐踏公平競爭原則者，要及時給以懲治。法興則精神興，法衰則精神亡，這是一個千古不變的真理。

　　其次是道德和輿論懲戒。俗話說“人要臉，樹要皮”，對那些蓄意破壞游戲規則的人，要毫不客氣地祭起輿論的利劍，讓其知恥而后改。

　　第三是市場懲戒。既然闖紅燈者是想獲得額外的利潤，那么就讓他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讓他明白這種投入和產出實在不是一筆劃算的生意。

　　當然，在對違規者施以大棒的同時，還應該理直氣壯、正大光明地給那些具備了良好的商業道德操守的人以蜜糖，讓他們能夠在陽光下獲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贏得文明與落后、破壞與規則的賽跑，才能夠樹立以契約為核心的新時代的商業精神。

　　世界在一刻不停地發展，社會在瞬間便已萬變。沒有永遠不變的上帝，也沒有凝固不變的精神。

　　因此，我們所說的新商業精神便是也只能是一個開放的概念；

　　因此，我們所倡導的新商業精神便有了一個可以永遠不朽的靈魂；

　　也因此，我們自身的不懈努力便榮幸地成為這個時代新商業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