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風

　　又一個富豪落馬，而東北另一個早已落馬的富豪，正準備在法庭上為自己的生存和榮譽而戰；還有深圳的一位靠出租車起家的富豪、湖南的一位皮鞋大王，也陸續失去了自由身。至此，一年來豪門巨賈起落的戲劇，似乎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高潮。當然，這個社會每時每刻都有人在犯罪，他們的表演之所以引得萬眾矚目，或許純粹只是因為，跟在他們名字后面

的那串數字比普通人多了幾個零、他們的名字被人列在某個排行榜中而已。不過，他們落馬的情節是如此地相似，我們這些局外人不能不自作多情地思考一番：也許，讓他們失敗的，除了他們的個性和道德以外，還有著另外的原因。

　　我心狂野

　　稍稍分析一下這些富豪，似乎有一個共同特點。這些富豪其實都曾經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他們出身于普通的平民家庭，他們書寫了一個又一個白手起家的神話。在他們事業起步的時候，他們也是一窮二白，跟普通的商人沒有什么區別。他們掘得第一桶金的過程充滿了艱辛，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盡情地展示了自己的企業家才能：他們在最普通的行當中，敏銳地發現了利潤機會，并通過自己超人的組織才能，獲取了這筆利潤。

　　隨后他們的事業蒸蒸日上，他們勤勤懇懇地打理自己的企業，他們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辛勤、汗水，甚至血淚。隨后，隨著事業的發展，他們進入了繁華的都市，他們見到了世面，他們將自己的辦公室設在高級寫字樓上。他們開闊了眼界，他們看到了比他們更成功的人。于是，他們對自己的事業不滿意了。這是一個浮躁的年代，一個崇拜強人的時代。每一個做企業做出了一點點名堂的人，做夢都在想著進入什么排行榜。不管他們的財富是帳面上的，還是實實在在的，他們都以大為美。每年一位數的增長，已不夠激動人心。盡管此時，金錢于他們已經不過是個數字而已，但這個數字現在對他們的重要性卻超乎以往，甚至超乎他們為生存而奮斗之時。他們對于普普通通的實業、商業不再滿足了。因為，這些事業太平凡，也不足以創造奇跡。

　　他們要“做”大自己的企業。他們開始進入一個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進行資本運作。一旦打開了這個阿里巴巴之門，錢來得竟然如此容易。一上市，就能圈來數億廉價資金；玩一次真真假假的并購、投資游戲，就可以從國有銀行套來十數億的廉價貸款。而人性的常例是，突然之間得到大量資金，人就會興奮得暈眩，而失去正常的判斷力；同時，錢來得容易，他們也就不會把錢太當心。這個時候，如果缺乏強有力的制度性的外部監督，比如股東的監督、貸款人的硬約束，則瘋狂地進行魯莽甚至荒唐的投資幾乎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如果劃一條他們發展的曲線，會發現，在出事前兩三年，他們的事業都有過一個突然的躍升，靠著資本運作，或者是上市，或者是并購，或者是獲得巨額貸款，他們實現了驚險一躍。然而，往往沒有人愿意探頭看一眼，那優美得令人嘆為觀止的驚險一躍，落腳的地方是不是一片沼澤？

　　當然，沒有人反對企業自然而然的生長、發育、壯大。然而，那些富豪們的擴張，卻往往是自己的野心大膨脹、并且錯誤地使用了自己舞不動的大刀的結果。在美國，有一大群專業的資本玩家，不過，在中國，大量的實業家卻客串起資本玩家。這注定是一次充滿危險的跳躍。

　　也許，任何一個處于事業蒸蒸日上的企業家，都有必要直面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企業難道必須做大嗎？企業難道必須上市嗎？企業難道必須玩資本嗎？不是每個士兵都耍得動關公的大刀，不是任何一個企業家都具有駕馭數千人、調度數百億資金的能力。一個準備做驚險一躍的企業家在跳躍之前，也許該對自己大喊一聲：認識你自己。承認自己直覺能力和理性能力的限度，是保住自己的事業、財富、甚至性命的前提。

　　權力的腐蝕

　　令那些成功者失足跌落的，是他們的狂妄與忘乎所以。但權力的侵蝕也早就讓他們的雙腿發軟了。

　　在企業發展到一個程度后，企業家形成了某種雄心，我們承認，這種雄心并沒有什么不對。然而，不幸的是，在不少人那里，雄心過分的膨脹，很快就會變成了不自量力的野心。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個企業家或者可以實現不斷超越自己的雄心，使事業持續穩定地發展。而在中國當下的體制中，如果耐不住寂寞，實現那些好高騖遠的野心，則往往需要借助于權力。而這些富豪正是在攀附上權力、自以為可以大展宏圖之時跌落。當他們的命運與權力直接、間接地聯系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命運就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了。一個又一個富豪倒掉的歷史證明了：過分的野心是一條通往滅亡的道路。

　　這一批富豪們都是轉軌體制下的蛋。這種體制最典型的特征是權力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盡管市場的觸須在不斷地伸展，但權力卻始終盤踞在社會的主干上。權利的退卻總是勉強的，權力仍然控制著最重要的資源。你要辦企業——哪怕只是開個小雜貨鋪——就需要與方方面面的掌權者打交道。對于絕大多數中小企業家來說，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對于他們來說，不存在什么“原罪”問題。如果他們能夠自由創業，他們本來可以用有限的投資賺取更多利潤，但現在，他們卻不得不拿出寶貴的投資和時間，去獲得各種許可證。是管制的權力妨礙了他們，這種權力只不過增加了他們做生意的成本而已。

　　然而，誠如我的朋友、研究政治學的劉海波博士所說，在中國某些所謂的經濟中心、金融中心，尤其是那些最高端的金融、房地產、投資、保險、期貨、石油等等產業中大行其道的，是一種典型的尋租經濟。他們的主要業務，就是把政府賦予并保護的壟斷權力，轉化為自己資產負債表上的貨幣性收入。在這里活躍的所謂企業家，有一部分是權力自身直接滋生出來的。還有一部分則是從外面擠進來的分食者，是權力的攀附者。

　　有趣的是，略加分析就會發現，近一年來紛紛出事的富豪，差不多都屬于這類權力的攀附者。這些企業家在自己雄心的激勵下，在外部誘惑的刺激下，急切地希望進行驚險一躍。而他們的經驗是這一躍的跳板只能是權力。于是，他們急切地希望與權力接近。此時，他們也擁有了一定的資源，可以付得起入場券了。同時，他們也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聲望，這使他們具備了被接受的資格。他們終于從真正創造財富的企業家經濟，升格為更體面的尋租經濟。

　　于是，他們不再以實實在在的商品與服務的生產、銷售為主業了，他們得意地進入了那些尋租色彩濃厚的市場。他們也可以玩資本、玩并購、玩跨國了。總之，他們玩的是概念。他們的企業可以上市了，他們可以得到城市中心的土地了，他們也可以得到巨額信貸資金了，他們也可以并購地方政府所擁有的大型企業了。擺脫了供貨商、銷售商、消費者，出入于投資銀行、跨國公司總部和官府之間，所謂往來無白丁。一夜之間，他們的資產暴增，他們從一個普通商人，變成了報刊上的標題人物，他們也躋身于某某排行榜了。他們曾經經歷過那個小學生也胸懷世界的時代，而縱橫捭闔于資本的世界，能讓他們滿足這種兒時的夢想。帳目上的數字一夜之間翻一番甚至添一個零，也能給他們帶來一種強烈的快感——也許類似于吸毒或縱欲。

　　不幸的是，這種快感的結果也往往類似于吸毒。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攀附權力，固然給了他們尋租的收益，但他們也必將為此付出代價。隨著靠近權力，他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逐漸發生變化。他們開始像一個擁有壟斷權力者那樣思考和行事。他們有點驕橫，他們容易忘乎所以。他們不屑于靠辛勤和機智賺取財富，他們也學習著依靠權力來博取財富。

　　不過，畢竟，他們只是后來的攀附者，他們的游戲玩得有點稚嫩，他們是靠著金錢編織出“成功”的階梯的。因此，他們時刻有穿幫露餡的危險。更不要說，他們越是靠近權力，其命運越是與保護人權力的興衰緊密相關。任何政治變動的沖擊，他們都是首當其沖這樣，他們總是第一個被甩出來。

　　他們的毀滅是在他們的野心膨脹時就注定了的，因為，他們實現野心的道路，本來就是一條用金錢從權力那里購買的薄冰鋪就的。

　　倫理的缺失

　　一個忘乎所以的人，必然自負而放縱；一個跟權力過于接近的人，則容易腐敗而驕橫。他們不僅缺乏對于社會的責任，甚至對于自己創辦的企業，也逐漸地會喪失某種休戚與共之感。而在目前的制度下，卻沒有東西來約束他們的放蕩和腐敗。我并不想指責說，大企業家或富豪們的道德水準低于社會的平均水平。但人們有理由期待，掌握著社會大量資源、并且在社會舞臺中占據重要位置的企業家，也應當對社會承擔起道義上的責任。只有這樣，在一個逐漸富裕起來的社會中，窮人的心態才不至于失衡，富人才不會成為整個社會的千夫所指。這樣的社會才有可能是一個健全而穩定的社會。

　　企業家應當是具有道德感的人。于是，趙曉博士提出了“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和“無教堂的市場經濟”的概念，他希望用宗教情懷來拯救企業家。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顯然，遠水不解近渴。而在我看來，要形成健全而有約束力的企業家倫理，不需要等候企業家去信奉宗教，只需要企業家自身形成為一個真正具有凝聚力的社會群體，形成自己的內部秩序，自然地會孕育出比較健全的職業倫理。只有在群體內部形成密切的互動網絡、成員們也預期到這個群體具有相當穩定性之時，才有可能形成穩定的行動模式，并且由此生成可以執行的規范。這些倫理能夠教化、約束企業家，使他們的行為合乎道德規范。但是，顯然，中國目前的企業家群體仍然沒有形成，自然也沒有形成內部的秩序。

　　社會學家宣稱，企業家在中國已經隱然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了，而且，顯然屬于比較上流的、有權力和影響力的階層。然而，他們其實不能叫一個階層，他們僅僅是一只大麻袋中的土豆而已，或者是一只箱子里的刺猬。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在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一個行業內，商人群體內部的構成是高度異質的。權力過多地介入，造成了他們之間的隔離。壟斷者、攀附權力者與普通商人之間，本地企業家與外來企業家之間，外商與本土企業家之間，橫亙著一道道鴻溝。依靠壟斷權力獲取超額利潤者對于普通商人的鄙視和恐懼，普通商人面對壟斷者的自卑和憎惡，都是本能的、根深蒂固的。從心理上，雙方從來不認為自己跟對方屬于同一類人。因此，商人階層內部本身就是分裂的。而一個內部破碎不堪的群體，是不可能具有凝聚力的，也不可能形成穩定的交往預期，當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穩定的規范。

　　一個有秩序的群體內部，總是會有明顯的、正式的或隱而不彰的一個或一群領袖，大大小小的群體的領袖們，就構成了商人群體的中堅，他們深刻地影響著商人群體內部規范的生成和執行。在一個充分競爭的自由市場體制中，成功的企業家基本上是靠自己的企業才能獲得成功的，因此，他們理所當然地獲得整個商界的尊重。因為企業家才能的大小是一個商人能否獲得同行們尊敬的唯一指標。當他們說話的時候，整個商界都會仔細聆聽。他們可能不是商會會長，但他們無形的權威卻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們借助這種在商界的權威對社會發言，同時也贏得社會普通民眾的尊重。

　　而在目前的體制下，這樣的領袖是無從涌現的。壟斷者或者攀附權力者掌握了最重要的資源，擁有最強大的力量，在本行業、本城市、本地區的舞臺上最為引人注目。按理，他們最有資格充當商界領袖，然而，他們或許擁有力量，但卻不擁有權威。他們不具備道義上的感召力。普通商人或許奉迎他們，畏懼他們，甚至羨慕他們，但從來不會發自內心地尊敬他們。因為，所有人都明白，他們的地位，并不是靠著企業家才能自己掙來的。至于權力攀附者，其暴發戶心態與作派在社會公眾心目中沒有任何正面意義。既沒有一種群體感，又沒有領袖的感召和約束，商人群體一直是麻袋里的土豆。沒有群體內部規范約束的結果是，商人們喪失了基本的道德感和榮譽感，其道德觀念甚至是完全扭曲的。對于反道德和違法的行為，作惡者本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旁觀的同行不僅不予以鄙視、譴責，反而羨慕和模仿。一個靠欺詐上市的人，一個靠權力批到土地的人，一個騙到銀行貸款的商人，被普遍地認為“有本事”。一個騙子，只要你玩弄的是高尚騙術，玩的是公共資金，則不僅不會遭到商界群體內部的道德懲罰，反而會門庭若市。權力會腐蝕人們的道德感，在被權力腐蝕的商界，存在的是逆向的道德激勵機制。

　　因此，毫不奇怪，這樣的反道德氣氛，在尋租經濟發達的城市中最為濃厚。越是接近尋租經濟的核心，反道德的氣氛越濃烈。這樣的城市和所謂的“高尚”行業，正是那些“有本事”的人的聚集之所。我們發現，那些失足的富豪，無不是具有這等反敗為勝道德品質者。在接近尋租中心的過程中，他們本來尚被約束的惡終于奔涌而出，一幕幕賄賂、欺詐、恃強凌弱的丑劇就上演了。商人群體內部如果連最基本的自發性的道德獎懲機制都不存在，則商人，尤其是壟斷者和攀附權力者的大面積墮落，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節制加審慎

　　相反，我們看到，在遠離尋租中心、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地方，最典型者如溫州，商界似乎正在形成某種自發性的秩序，一種健全的商業倫理及有效的執行機制，也似乎正在這種秩序中逐漸浮現出來。由此，商界似乎正在與社會形成良性互動，對社會發揮一定的領導作用。

　　如果允許我來贊美企業家，我會贊美溫州、珠江三角洲等地方似乎有點老土的、始終保持民間本色的企業家，我會贊美農貿市場中的小商販，我甚至會贊美那些開小飯館、小雜貨鋪的老頭、老太太。因為，不管他們的事業是大是小，由于他們處于激烈競爭的市場中，因此，受到市場的約束，他們更接近于真正的企業家，并且還具有普通人的正常的道德感。他們更多地是運用自己的智力為自己、也為社會創造財富和便利。相反，那些與權力共舞者，只不過是從權力的盛宴中爭搶一杯羹而已。盡管他們的公司的財務報表上有幾十、上百億的資產，但那不過是由權力折射出來的海市蜃樓而已。當然，他們也許確實不乏企業家才能，但權力的銹跡遮蔽了他們的光輝，因此，他們不配得到人們的尊重。

　　一個非常有趣的事實是：與那些曾經風光過的企業家相比，溫州、廣東等地的企業家似乎沒有多少“出事”者。他們開發的產品已經悄無聲息地滲透到全球市場，他們也創造了大把大把的利潤，他們的財富絕不亞于那些急于跳到最熱鬧的舞臺上表演的人士。但此刻，他們中卻沒有幾個因幻想成為報紙財經版上的封面人物；他們依然本能地與權力保持著距離，悶聲發大財。這是中庸的美德，這是一種理智的選擇。他們的節制和審慎是可敬的。他們是值得尊重的。

　　如果一個獲取了大量財富的企業家或者富豪，不懂得節制和審慎的美德——而在浮躁的這個中心、那個中心，知道這一美德的人確實少之又少——那他遲早要葬送自己的財富、甚至性命。有些忘乎所以者幻想借助權力加快自己財富的增加速度，事實證明，那不過是加快了財富崩潰的速度而已。

　　當然，陡然從事業最輝煌的頂端墜落到漆黑的深淵，無疑是人生莫大的悲劇。巨大的命運落差，可能也會激起旁觀者的惻隱之心——起碼是一瞬間。然而，略微反思一下他們當初的放蕩、張狂和無恥，則在他們落馬的時候，普通民眾對他們并無真正的同情，反而有一點拍手稱快的意思，那也一點都不奇怪。人們不尊重他們，因為他們自己根本不知道克制和審慎的美德，也從來不知道如何贏得別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