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態度轉變，加入“人民幣重估派”；高盛呼吁人民幣自由浮動；專家學者看法不一

　　-本報記者單羽青

　　人民幣匯率是否升值，近年來一直是國際社會和外匯市場關注的焦點。但最近一周，

由于美國政府的態度轉變和高盛公司經濟學家發表了最新看法，這一問題被再次推到國際金融市場的聚光燈下。

　　美國政府加入“人民幣重估派”

　　人民幣升值說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長期以來，日本政府一直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竭力敦促中國對人民幣匯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國出口產品沖擊，一些東南亞國家近兩年來也公開加入了這一陣營。

　　近來，美元兌歐元和其他貨幣的匯率呈現持續下跌的態勢，而人民幣由于與美元掛鉤，致使人民幣匯率再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世界上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開始呼吁中國對人民幣重新估值，其中，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的呼聲最大。他們指出，中國通過人為地將人民幣維持在弱勢水平上來增強其出口競爭力，使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國家出現通縮，日本首當其沖。因此，任何旨在有秩序、有效地刺激世界經濟增長并扭轉全球通縮的政策都必須包括人民幣匯率調整這一環節，正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七國集團曾經根據《Plaza協定》對日元實施了類似的干預政策。

　　在這個敏感問題上，美國政府過去在多數時候都小心地保持著沉默。然而，此次卻突然加入了“人民幣重估派”陣營。本周一，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諾公開表示，明白中國政府有意邁向市場主導的彈性匯率制度，希望中國實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此言一出，引致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是否將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各種猜想和討論，亦被國際外匯市場理解為美國政府支持人民幣匯率變動，從而產生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這一變化，使得本周國際外匯市場繼續炒賣人民幣升值，刺激1年期美元兌人民幣不可交割遠期合約折讓進一步擴大。貼水擴大到1950-1750的創紀錄水平，更一度達1900點。不可交割遠期貼水實際上代表了市場對于未來12個月人民幣重新估值的可能性的估算。本周的貼水，相當于一年后每美元兌8.09元人民幣，創下歷史高位。

　　“這是迄今為止來自布什政府高層官員最明確的表態，表明美國已加入西方七國工業集團的行列，呼吁中國對人民幣進行重新評估。此舉表明，包括美國在內的中國主要貿易伙伴正在進一步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放棄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6月18日出版的《亞洲華爾街日報》對此評論說。

　　高盛呼吁人民幣自由浮動

　　上周四，高盛公司發表題為《中國需要貨幣制度改革》的報告更加大了有關中國政府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猜想的空間。報告說，“對中國來說，更明智也更可行的一個選擇是‘制度改革’——以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取代固定匯率。中國將認識到，這樣做符合中國的利益，即使這將意味著必須在一開始接受匯率升值。”

　　6月18日晚，該報告的作者——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經理胡祖六自香港飛抵北京。19日中午，胡祖六約見記者，言談多涉及其剛剛完成的這份報告。

　　胡祖六對記者表示，“人民幣重估派”和“人民幣匯率不變派”兩種觀點都存在缺陷。認為人民幣需要重新估值的人誤解了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的原因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而認為維持人民幣匯率不變者則忽視了固定匯率制度與貨幣政策自主權及資本賬戶漸進自由化之間的內在矛盾。

　　胡祖六分析說，中國出口表現強勁的原因應該歸結為實施長達十余年之久的貿易改革、富有活力的民營企業、豐富的廉價勞動力及跨國公司加工組裝業務的大舉進入。但與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情況不同，美元現在兌歐元和其他主要貨幣持續貶值，自美元從2002年2月的匯率峰值一路走軟以來，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已貶值11%，中國的出口彈性系數為0.2%。在貿易加權基礎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每貶值1%，中國的出口即增長0.2，因此，匯率的變化給中國出口增長帶來的影響微乎其微。盡管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廉價商品大舉涌入世界市場拉低了國際商品價格，減少了邊際利潤率，但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中國是全球通縮的始作俑者。外界對中國自身通縮現象的擔心也有夸大之嫌，且這種擔心不應成為長期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理由。但如果中國為避免出現通縮而長期實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則是“更嚴重的錯誤”。

　　“無論如何，人民幣并非解決當前全球經濟問題的關鍵”，胡祖六說。

　　然而，胡認為，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2002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740億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300億美元，這一增長事實就足以表明人民幣實際上被低估了。不過，無論用何種匯率均衡模型計算，人民幣的低估幅度也只有15%左右。不過，盡管被嚴重低估言過其實，但中國官方所言人民幣的匯率水平“非常合適”的說法也值得商榷。

　　“人民幣重估派”和“人民幣匯率不變派”實際上都是在呼吁延續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這兩種方式對解決當前世界經濟無濟于事，而且極可能會在中長期對中國經濟造成傷害。但從另一方面看，假如中國完全維持現狀不變，那也不符合自身的利益同時無法滿足國際社會的要求。

　　“中國和世界必須要面對的真正問題不是人民幣應當重估與否，而是這個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發展中國家究竟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匯率制度”，胡說，“中國應當享有貨幣政策高度自主權，要有獨立制定國內利率水平的能力，同時，必須也已經開始采取措施逐步開放資本賬戶。為促進結構改革并保持金融穩定，中國應當實行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以適度的彈性應對來自貿易和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雙重壓力。”

　　胡祖六強調說，只有實行一種可以更好地反映多變的市場狀況和經濟基礎的靈活的匯率制度才最符合中國的利益。

　　官員學者看法不一

　　在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問題上，經濟學家的觀點并不一致。“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和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羅納德·麥肯龍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兩個代表性人物。

　　今年3月，蒙代爾在北京多次表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明智之舉。他再三強調，一個對外匯兌換實施控制的國家永遠不必將其貨幣升值。政府應該做的是放松他們的控制，逐步朝著貨幣自由兌換的方向發展。“將人民幣升值是一個糟糕的主意，它將加劇而不是防御中國經濟的通縮，中國政府應當汲取日本的教訓”。

　　麥肯龍則指出，對人民幣重新估值的建議是錯誤的。他警告說，如果允許人民幣升值，中國就會步日本之后塵陷入通縮的泥潭。

　　19日晚，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就人民幣匯率問題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魏加寧博士。

　　“坦率地講，此前我們也曾經在各種內部場合就匯率制度改革問題提出過種種建議，比如說，適當放松匯率的浮動范圍，變單一盯住美元為一攬子匯率制度，還有就是適當減少出口”，魏加寧說，“我個人原先曾經估計，如果沒有SARS的沖擊，按照此前中國經濟的增長勢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趨勢，很可能在不遠的某個時候(比如說今年晚些時候)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就應當有所改善”。

　　但是針對目前的變化，魏加寧博士向記者表達了以下看法：

　　首先，按照國外的一些觀點，認為人民幣應當升值50%，而我則認為，其中至少有一半幅度以上應當是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被嚴重高估的一種價值回歸。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亞洲金融危機最為嚴峻的時候，中國政府冒著極大的風險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政策，鼓勵國內企業通過提高競爭力來克服眼前的困難。當時，中國政府的這一舉措，不僅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贊譽，而且得到了發達國家的高度評價。同時不應忘記的是，作為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而且還只是一個剛剛實現經濟起飛的發展中國家，國內經濟還面臨著許多困難，為此，我們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做出了極大的犧牲，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為盡責任做著超國力的事情。也就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條件下，1994年匯率制度改革時形成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才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所謂“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后來，中國經濟形勢雖然有所好轉，但從匯率的角度來看，存在著價值回歸的成分，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應當升值的部分。

　　其次，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確應當有所改變，應當在適當的時候回到1994年確立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上來，但絕不是現在。絕對不應當是在中國人民正在飽嘗SARS之苦，中國經濟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的時候。這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未免有些不合時宜。

　　再次，亞洲金融危機和“SARS危機”的性質不同。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沖擊來自境外，但本質卻屬于經濟性質。而“SARS危機”不僅發生在國內，而且從長期看有公共衛生建設投入不足的問題，但從短期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基本卻是外生的，因此在對策上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在這種時候，不能再給企業雪上加霜，更不能給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魏加寧說，“作為一名研究人員，我本人無意將經濟問題、學術問題泛政治化。但誰都清楚，匯率問題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也不是純學術問題，至少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在實踐上，日本經濟從‘廣場協議’到‘泡沫經濟’，再到90年代的經濟停滯和金融危機，前車之鑒沒有多遠，我想，中國政府不會不從中汲取教訓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完全放開人民幣匯率恐怕還尚需時日。即使是小幅度放開浮動范圍和改變匯率生成機制也絕對不應當是現在這個不確定性還很強的時候。”

　　至于何時中國會改進現在的匯率制度，魏加寧認為，要視中國經濟下一步的走勢，看SARS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滯后效應如何。

　　6月19日下午，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從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獲悉，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官方口徑是“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適時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此外并無最新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