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新民周刊》今年第21期發表長文《恐懼來自何方——關于非典報道的媒體批判》。他的基本觀點在《南風窗》2003·６上期傳媒與公共管理專家的討論專題中有段簡明的概括：

　　SARS疫情的國內外媒體報道均有一定程度的夸張，以致有“媒體病毒”之嫌。“李認為媒體通過非典報道，把人對公共健康的恐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現代媒體技術對病毒危險的扭曲、放大，致使恐懼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種公害’。而這種病毒比非典病毒傳播速度快許多倍、比非典的破壞力大許多倍。這是不能不警惕的。”

　　我們這些對新聞傳播學沒有研究也沒有機會受教于李希光的人，判別媒體在SARS疫情中的表現所憑借的是常識理性。在我輩看來，人們對SARS的恐懼當然是來自“貪生怕死”的本能。

　　李希光說：“截至5月12日，中國死于非典的是252人。中國一年死于車禍的人數為10萬人，而全國每年又有多少人死于糖尿病、艾滋病、癌癥、心臟病、肝炎或者流感？事實上，中國每年艾滋病、癌癥、乙肝等多種疾病的死亡人數都大大超過非典的死亡人數，為什么人們對于非典尤其恐懼？這是因為媒體的報道不平衡”。

　　每個人都可以捫心問一問，為什么對于SARS尤其恐懼？答案很簡單：它是一種突發的新型的病因不明的疫病，不僅毒性強嚴重危及患者生命，而且傳染性特強，連受過專業訓練的醫護人員起初也成群倒下，后來也很難做到零感染。人們初次面對某種危險總是容易出現恐慌。再勇敢的人初次上戰場也會心里發慌，所以美國、俄國的部隊現在都配有隨軍心理醫生。別說打仗了，許多沒有性生活經驗的新郎新娘在新婚之夜還往往緊張過頭呢。

　　這是其一，由于“新”。其二是由于“病因不明”。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過墳場而唱歌(壯膽)”，就是講不知襲擊者是何人躲在何方何時用何種方式下手而膽戰心驚。SARS怎能與人們已經知道怎樣規避、怎樣治療及愈后如何的糖尿病、艾滋病等相提并論呢？其三，SARS通過空氣與污染物傳播，怎么可以與車禍等量齊觀呢？李希光所說的感染與死亡人數，那是大家高度戒備加以預防并全力救治才出現的良好結果，若不是大家都緊張SARS，感染數千萬死亡數百萬人都是極可能的事。李希光顛倒因果來“論證”的學術底子不知師承自何方？

　　李希光又說“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為了生存，人類更關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圍的變化。在報道中國人民與非典斗爭的新聞時，不要忘記中國面臨的最大恐懼應該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貧困、農民問題、下崗工人問題、社會保險問題、艾滋病泛濫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但是，媒體的作用，使人們暫時忘掉了那些似乎很遙遠的重大問題”。

　　李希光對中國媒體的這個責備好生古怪，完全不像一個有生活常識的人：恰如一個人被利器割傷了，他說你何必如此緊張又敷藥止血又打針預防破傷風，要知道你早有心臟病，那才是威脅你生命的終生大患，需要時時警惕不可一日或忘。他哪像一個搞過新聞報道的人？新聞報道當然最關注當下的事件。“使人們暫時忘掉”缺水、污染、貧困等重大問題都不行，怎么才行？不可能請政治局把中國的問題列個表依其重要程度按比例分配報道分量嗎？假如中國又發生了1998年那樣的大洪水，或者發生了較大面積的嚴重地震災害等突發事件，我們的媒體也要按李希光的新聞觀，一如既往地關注缺水、污染等重大問題，而只“適量”地報道一下眼前發生的事？李希光既然知道什么心理學，應該明白SARS若不幸像乙肝、艾滋病一樣與人類“長期共存”，人們無可奈何地接受現實之后，新聞媒體就不可能長期“炒作”SARS題材。李又何必耗精費神地搞什么媒體批判？

　　要說對SARS的恐懼來自何方，南京大學社會學系與南京市輿情調查分析中心所做的“SARS流行的公眾反應與社會后果”專題調查，所得出的結論與我輩的生活經驗是吻合的：在從新聞媒體得知SARS信息之前，有40.9%的居民已經通過其他途徑知道此事；正是信息渠道集體性的失語，導致公眾不得不轉而尋求小道信息，以滿足自己的信息渴求；在一些地方，市民通過短信息、網絡等新興媒體傳播未經證實的流言，局面一度嚴重失控，并導致了幾十年來罕見的搶購食鹽、大米的風潮，而在新聞媒體強有力地介入并公開信息后民眾的恐慌便很快平息下來。

　　那么，北京呢？為什么在4月20日疫情信息公開之后，北京人似乎更恐慌？那只是因為媒體終于證實了人們的猜測，表明了疫情的嚴重性，打消了一些人的僥幸心理；而最關鍵的是，北京的疫情那一段時間蔓延得很兇，5月1日—3日北京新增病例分別是187、176、181，情況比廣州嚴重得多。事實上到6月2日為止，1000多萬人的北京確診病例2535宗，死亡187人，遠遠高過7000多萬人的廣東省感染1511例，死亡58例。在這個信息時代，人們對疫情的感知并非完全依賴新聞媒體。事實上同事、鄰居、親友中誰誰誰感染了，住院了或去世了，對人們的心理沖擊比媒體信息的刺激深切得多重要得多。而且，正是由于媒體的高度關注，不僅報疫情，也請專家介紹防護知識，形成了一種近于“恐懼”的氛圍，才取得了如今這樣良好的抗“非典”效果。

　　如果相反，像李希光教的那樣，媒體裝著沒事一般，像平時一樣還是講下崗工人、社會保險等“重大問題”，那么，或者人們完全不信任媒體和政府，社會陷入更大的恐慌，或者使一些人疏于防范或不知如何防范，導致更大面積傳染，以致局面不可收拾。這應該不是李希光希望出現的局面，卻是一種很可能出現的結局。幸好，中國的領導人與中國的媒體及時扭轉了早期的被動態勢，抗SARS應對措施有了舉世皆知的大轉折。

　　對媒體作用，展江有個很中肯的評價。他說：“市場機制對新聞事業具有兩面性，但是對危機報道還是利遠大于弊。市場機制下的媒體的弊端在于媚俗，卻長于危機預警和幫助社會亡羊補牢。在這點上，媒體價值取向與大多數公眾是一致的：對于各種危機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寧信其重，不信其輕”。因此，既使媒體關于SARS的報道真有點“過頭”，那也不是什么錯，根本不應當“批判”。理由也很簡單：沒有哪個渾人因為最終沒感染SARS，就說當初的采取防護措施是浪費財物與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