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整理 威夷

　　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需要產生出一個階層——商人。這個新生的階層，既沒有財富可以繼承，也缺乏市場和政策環境供他們發展。他們迫切需要完成原始積累，要挖到第一桶金。

　　對于不同的人來說，第一桶金的來源不一樣：有的靠自身勤奮的積累，有的靠各種形式的占用國有資產；有的靠膽大而正當的貿易，有的靠走私；有的利用國內的金融渠道，有的干脆靠資本外逃；有的靠正當利用政府關系，有的則靠行賄受賄。

　　在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社會中，結構轉型在經濟上都意味著財富的再分配，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的轉型莫不如此，尤其是俄羅斯的轉型更伴隨著大量的私有化和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同時也產生了“新俄羅斯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有效地避免了轉型期間容易發生的社會與經濟動蕩，但從市場發展的結果來看，產生了一個新的商人階層，他們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當這個階層逐漸形成時，當他們的財富進一步聚集時，一個問題就產生了：他們的財富是怎么來的?民營企業的錢是否干凈?也由此，所謂民營資本的原罪與救贖問題就由此而生—

　　對于民營資本原罪以及解決之道，專家們持不同觀點。

　　一種為特赦說。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主張，政府可以考慮實行一個稅收特免政策，過去的事既往不咎，從現在起，再有任何人偷稅漏稅就更加嚴厲地懲罰。

　　另一種為清算說。中國人民大學當代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楊德明教授認為，如果資本的積累是以非法的手段得來的，其實就是腐敗，這是不允許的，必須要追查到底，這個原則必須堅持。

　　第三種為淡化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樊剛主張客觀看待資本原罪。他認為，就德國的做法而言，對那部分有原罪的資金進行了赦免，但不是全部赦免，主要是給予機會補交稅款，但是不予懲罰。我國應該怎么做，有關部門應該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主張運用中國智慧解決資本原罪。他認為，既不能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立場，宣布大赦，也不能按照過去左的辦法，把財產收歸國有。應該在法律上絕對不給任何非法所得以合法性，在實際上采取妥善辦法，進行適當的收入分配調節，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迅速并合理地解決目前暴富階層的財產合法性問題。

　　張維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

　　應實施“稅收特赦”政策

　　過去的事很多是由歷史條件造成的，實行無限期追溯的稅收制度，從長遠來看是不利的，應對企業家實施“稅收特赦政策”。現在實行無限期追溯的稅收制度，從建設小康社會及向前看的角度來說是不利的�，F在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家惶惶不可終日，他們不僅想方設法在國外辦綠卡，而且還在把資金轉往國外。如果總抓住一個人犯的錯不放，他就可能犯更大的錯誤，假設有人過去沒有交稅，如果你現在長期追溯的話，他今天就更不敢交稅，因為今天交了稅，你問他為什么昨天沒有交稅，那怎么辦?他就可能會繼續造假，繼續不交。

　　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實行一個稅收特免政策？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過去的事既往不咎，因為過去的事很多是由歷史條件造成的，如果我們想要所有的企業都按照單純的稅率交稅的話，沒有幾個企業可以生存下來，所以能不能從現在開始，再有任何人敢偷稅漏稅就更加嚴厲地懲罰，這樣企業家就能夠放下思想包袱，從現在開始，大膽地為國家做貢獻，為國家納稅。中國的企業家是愿意交稅的，應該找到一個雙贏的方法。

　　楊德明：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

　　資本原罪要徹底清算

　　資本原罪跟腐敗有密切關系，如果偷稅漏稅都可以既往不咎的話，那就不用反腐敗了�，F在很多的暴富階層不光是偷稅漏稅的問題，他本身的原始積累就存在問題。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前提條件是勤勞致富，合法經營，而不是去掠奪國有財產，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按照鄧小平同志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概念，富必須建立在自己勞動的基礎之上，建立在合法經營的基礎之上。

　　如果對這類經濟犯罪既往不咎，受損失的就是國家和老百姓。涉嫌經濟犯罪的一部分暴發戶原始積累是靠不同程度地損害國有資產得來的，把國有資產無償地或者用象征性的價錢轉到私人名目下，變成私有財產，這是我國國有企業歷年來處境艱難的重要原因，應該嚴加追究。還有一種情況是將集體經濟半賣半送或者無償送給個人，這也是我們現在很多暴富戶發家的根源。為什么短短幾年之內他就能夠成為億萬富翁，很多場合都是國有資產或集體資產的非法轉移，這些都應該加以追究。

　　西方的原始積累是非常骯臟的，是血與火的產物。蘇聯、東歐原來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相當發達，特別是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東德都是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們垮臺以后，也經歷了一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他們私有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由官僚階層吞并了國家和集體的財產，原來的各級領導人特別是部長級以上的領導人，很多都成為官僚壟斷資本集團的骨干，其結果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一落千丈，國民經濟倒退幾十年，由發達國家變成發展中國家。

　　在這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我們絕對不能讓步。我們必須通過反腐敗的形式把這一部分財富追回，并對有關犯罪人等依法處理，決不能姑息遺患，否則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

　　國家稅務總局官員：

　　不能輕易出臺豁免政策

　　不能輕易出臺什么豁免政策，否則負作用肯定大于正作用。只要收到有關舉報、只要有證據，稅務機關一定會追查到底，決不姑息。

　　對富人征稅實行分時段豁免，法律上說不過去，因為有一個追溯期的問題，刑事犯罪有追溯期，偷稅漏稅的違法犯罪同樣有追溯期。如果對一些有問題的企業家或者所謂富人采取既往不咎的稅收政策，豁免或特赦，那刑事犯罪或其他犯罪是不是有理由也可豁免呢?另一方面，不管是稅法還是其他的法，都有一個普遍適用性原理，如果對某些人的過去既往不咎，那些老老實實交了稅的人又該怎么辦?同時，如果現在沒有抓到就算了的話，那是否是在鼓勵偷稅漏稅行為呢?

　　提出特赦的觀點，是希望一些企業家放下包袱，從現在開始主動納稅，出發點是好的。但問題是，沒有包袱就不需要豁免；若有包袱就說明有問題，那么，這個包袱不是誰說可以放下就可以放下的。從國際上來看，有些國家的確有這種稅收特赦或稅收減免政策，但就目前中國的國情來講，是否需要實行、能否實行這種豁免政策，現在很難說清楚，但有一點很明確，就是國家實行公平稅賦、依法治稅的政策不會變。

　　不管是國有還是民營，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只要企業家依法經營、依法納稅，就沒有必要擔什么心。如果曾經鉆過空子，那自然就要當點心，因為做過的事情總是要留下痕跡的，只要收到有關偷漏稅的舉報，只要有證據，國家稅務機關就一定會追查到底，決不姑息。現在民間有一些說法，認為一些先富起來的企業家，在積累階段大都曾有過偷稅漏稅的行為。這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不能作為某種依據從而采取某些措施。因為依法治稅一切都要講證據，講求實證，不能想當然，不能覺得偷稅漏稅了就采取行動，更不能搞“運動式”的追查。

　　賈康

　　(國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特赦”和“不姑息”應服務于轉軌

　　中國正處于轉軌時期，不能完全排除一些階段性、臨時性的措施，但不管什么措施，都應當服務于轉軌，服務于稅收制度的完善。

　　特赦的觀點有一定的國際背景，印度就曾采取過類似的、針對富人的“稅收特赦”政策，大概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實施的，中國要順利完成轉軌，也不能完全排除一些階段性、臨時性的措施，關鍵是要合理與合法兼顧、公正與效率結合，要服務于轉軌，同時還要聽取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張維迎主張“特赦”，而稅務總局可能出于各方面考慮不主張“特赦”，其實都有道理，這只是兩個不同的角度而已。如果“大赦”以后，稅收體制仍然不規范，偷漏稅現象仍然嚴重，到那時，對這一政策的評價可能就會很低；但如果“大赦”后走向了規范，確實起積極的作用，評價可能就會高些。至于是否需要實行、可不可能實施，這就要聽取各方的意見，就要看決策層的決心了。財政上有一句話，叫做“花錢買機制”，所以這又是值得討論的。

　　但有一點要注意，就是要注重公正與公平，在這“最后的晚餐”里，不能光讓某一部分人吃飽，更不能讓老實的人吃虧，越不老實的人越占便宜，這樣只能讓人越來越不老實。至于如果實施這項政策，那以前老老實實交了稅的人怎么辦?這就不是我們現在能討論的話題。

　　樊剛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

　　客觀對待歷史遺留的稅收問題

　　所謂的原罪問題是不能回避的，應該認真研究思考，以尋求一個合理的解決之道。應該客觀看待民菅經濟歷史遺留的稅收問題。對此，應該有一個基本點，那就是過去私人沒有上稅，確實是私人有問題，但是過去國家也沒有認認真真地收稅，稅制也不嚴，國家也有問題。而且在最初階段，國家也做不到那么嚴，因為稅制剛剛形成，那么多人突然面臨一個過去是征國有企業稅，現在變成征私人企業稅的問題，確實也征不過來，而且過去我國體制上也存在漏洞，沒有認真去貫徹稅法，因此也不能完全說是私人的問題�？陀^地說，國家沒有完備的稅制和法律手段的話，部分私人能逃稅就逃稅，能避稅就避稅，這也是正常的事情。

　　基于此，有人提出來一個所謂要不要赦免的問題。德國最近確實做了這件事，就是對這部分有原罪的資金進行赦免，凡逃到外國的錢，如果是沒有上稅的錢，只要回來把過去的稅補足則既往不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個做法也并不完全是全部赦免，主要是給你機會補交稅款，但是不予懲罰。我國是否也可以這樣做呢?這個問題很重大，解決得好有利于完善稅制、拉動民間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有關部門值得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因為終究是不可回避的問題。

　　但是，腐敗這件事堅決不能赦免，因為政治上無法接受。不能說對腐敗的錢大赦，這在任何國家都是無法接受的。但是稅收是另一回事，特別是過去除了個人有責任，政府也有責任。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如果是腐敗的錢政府必須嚴厲追究，但如果是沒上稅這件事，到一定階段比如說改完稅制的某年某月前的不予追究，從此以后再漏稅的嚴懲不貸。不要強調大赦的理論，只要讓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該補稅的補稅，該交稅的交稅，政府不再追究改制前的原罪，可以預計民營企業會有一大批錢開始投資，一大批錢開始不再外逃，一大批體制開始轉換并開始改革，以后產權將更加明晰，公司治理結構將更加嚴格。同時，各級管理部門要加強對稅法本身的嚴肅性，認真嚴格執法。管好現在的事情最重要，過去的事追溯起來很復雜，往往是查賬查不出來，新的稅制問題又忽視了，顧此失彼。這件事必須解決，否則政府投入成本很大卻不見得能收上來，同時流失到國外的資本又那么多，作為經濟學者真的很痛心。這個問題現在確實值得認真思考了。當然中國這么大，很多具體問題需要具體解決。按照經濟學基本理論，稅制的設計要考慮到稅收成本和逃稅動機，這永遠是兩個相互對稱的問題。稅率設得很高，逃稅動機就一定很高。50%的稅高不高?很高，因而逃稅的動機也就很強。我們要考慮稅制高不高的問題，因為逃稅的動機一強就要加大稅收監管力度，成本就要相應提高，而這些成本不是你的成本就是全社會的成本，包括監督成本等等，太高則最后可能實施不下去。舉個例子，臺灣要收高消費稅也就是特殊消費稅，如歌舞廳什么的，收不上來，怎么辦?于是下決心雇了一大堆人，每一個歌舞廳的收銀臺上站一個稅收員，站一個稅收警察。這樣做，稅是收上來了，但可能一晚上收的稅還不夠人的工資。這是個相關的事情，你那邊越高，這邊監督越多，你不是收那個就是花這個，你可能收了這個還得花那個，你最后剩的還是沒多少。

　　所以，對稅收的問題，稅制的改革本身，特別是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的問題要研究。我國稅率從過去的50%降到33%好像是進步了很多，但民營企業33%的稅率意味著什么，它的逃稅動機強不強，另外民營企業的33%稅之后再加個人所得稅(收入稍微高一點的達到20%)等于50%了。個人的所得稅累計的程度到底高不高，到底多少合適，這些都值得有關部門思考研究。怎么使稅收適當降低，使人們逃稅的動機降低，從而使監控成本也相對降低，再加上改變稅收的方式等等，這里面有很大的文章可做。

　　魏加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

　　在有原則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大赦

　　“原罪稅”、“大赦派”和折衷派基本代表了三種主張。三種主張各有千秋，也各有各的風險。如果按照“原罪說”的主張去做，雖然有利于遏制腐敗，抑制偷稅漏稅等不法行為，但其負面效應不僅是民營經濟將會受到沉重打擊，而且還會加速國內資產的外流；如果按照“大赦派”的主張去做，雖然有利于防止國內資產的外流，但在當前收入差距過大、腐敗盛行、民怨甚大的背景下，搞得不好就有可能會引起老百姓的激烈反對，甚至引發社會震蕩；如果按照中間派的主張“淡化”處理這個問題，一是在當前情況下很可能做不到，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二是即使能夠做到也解決不了問題，既解決不了國內資產外流的問題，也遏制不了偷稅漏稅及腐敗行為。

　　作為不成熟的觀點，我在看法上基本同意“淡化派”的分析，但是政策主張上可能更接近“大赦派”的主張。

　　我在1998年陪同吳敬璉先生到浙江省考察民營經濟回京以后，撰寫過一個有關經濟安全的內部報告，其中提到，由于國家缺乏對私有財產的有效保護，導致大量國內資產流失到國外的現象。這種現象實際上至今仍然沒有徹底解決，反而呈加速趨勢。為了有效遏制國內資產流失到國外，除了要從法律上徹底明確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以外，的確也有必要實行建國以來第一次、也應是最后一次“大赦”。但是，要想通過“大赦”達到上述目的，取得顯著成效，就要有相應的配套措施和一些基本原則。

　　所謂配套措施，就是要盡快調整個人所得稅，增設遺產稅、財產贈與稅等，建立政府高層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個人信用制度以及制定與此相關的“個人隱私權保護法”等。

　　所謂基本原則，一是“赦前不赦后”，就是在確立實行大赦的合理的時間界限之后，只赦免時限以前的行為，對時限以后的行為不僅不能赦免，反而要嚴加懲處。二是“赦民不赦官”，正所謂“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對于民營企業家和廣大的老百姓，政府應采取寬仁的態度，得過且過；但是對于一定級別以上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則不應赦免，也不能赦免，否則老百姓是會造反的。三是“赦人不赦錢”，如果對過去的各種灰色收入行為、偷稅漏稅行為實行大赦，應專門設立一種特殊稅種，可稱之為“漂白稅”，也就是說，只要你一次性交足一定的稅款，政府將不再追究你的資金(或資產)來源和相關“罪行”(但刑事犯罪所得除外)。政府將這筆資金�？顚Ｓ茫�投入到專項扶貧基金中。政府甚至還可以以資助慈善事業名義予以適當鼓勵。

　　總之，在當前收入差距過大、收入來源多樣化的特殊歷史時期，討論這個問題必然會存在很大分歧，必然會引起很大的爭議。但是如果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那就不僅僅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了，而是國內資產大量流失到國外的問題了。

　　楊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運用中國智慧解決原罪問題

　　關于如何處理改革開放22年以來中國新興暴富階層的整體財富問題，有兩種觀點說得比較明確，一為馮倫說，我們民營資本的一部分是有“原罪”的，就是說政府真的要嚴格清查財產來源，那么相當部分都不合法；其二張維迎提到要政府“大赦”，以前的偷稅或者其他什么就算了，以后再也不許了。

　　我們國家的確存在一個如何認識和處理22年暴富階層的財產問題，如果清查偷稅或者行賄，追溯多少年?但是暴富階層不敢直說，反復炒作“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也沒有用，因為憲法上總不能寫上“20世紀的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偷稅漏稅可以不查，21世紀堅決禁止”?果真如此，我們黨和國家的合法性就要降低。我們的黨紀國法恐怕有大幅度滑坡，腐敗和恐怖活動就大幅度上升了。因為這明顯不公平!新提拔上來的干部能答應嗎?老百姓能答應嗎?處理這個問題，現在不能夠通過法律明文解決，因為中國的改革還沒有完成，還有許多腐敗的土壤，完全避免也不可能，但絕不能讓其繼續蔓延。因此，還是采取中國智慧逐步解決為好，不能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立場，宣布大赦；也不能按照過去“左”的辦法，把暴富階層的財產收歸國有。

　　中國智慧是什么?在法律上絕對不給任何非法所得以合法性，在實際上采取妥善辦法，進行適當的收入分配調節，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迅速并且合理地解決目前暴富階層的財產合法性問題。同時健全法律，防止產生新的依靠掠奪國有財產和其他財產的暴富集團。具體辦法有幾種：

　　第一，保護私有財產的最根本措施是維護國家法律公正，社會穩定，人民權益。富人應該認識到，無論憲法如何表述，他們的合法來源的私人財產都是安全的。只有在一種情況下，他們財產不安全，那就是社會沒有秩序，黑社會專門綁架有錢人。

　　第二，事實上有些人已經把相當財產轉移國外，通過洗錢，財產早已合法安全。許多黑錢以外資身份回來還享受超國民待遇呢，應該知足了。

　　第三，富人的不動產，可以征收累進遺產稅，并且鼓勵富人投資或者捐贈，使他們的財富有益于社會，沒有必要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奪方式。實際上根本沒有人主張剝奪，有人在這個問題上設假想敵，制造不安全感，是挑撥富人和政府的關系。

　　第四，相當部分權力獲得的非法財產，現在處于地下狀態。應該采取低成本而且比較徹底的辦法查處。可以重新登記財產，財產所有者自己負舉證責任。目前由司法和紀檢部門舉證成本太高。要求自己舉證，那些實在無法“洗”干凈的財產，就只好交出來，也應該交出來，這就可能會出現較多的無人認領的情況。

　　最后的結果是：一部分非法所得因無人認領而收歸國家。大部分非法所得已流向海外，國內查出一個抓一個。這樣的辦法已非常溫和。關鍵在于非法暴富者的覺悟。那種想把非法財產正式變成合法的想法，將引起極為嚴重的后果，決不可行。

　　劉光溪

　　(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學院院長)：

　　應該反思暴富階層的形成因素

　　如何對待暴富階層不是政府去怎樣處治，而是應該從兩個方面去做檢討：第一，為什么他們能夠獲得這樣的財富呢?也就是說政府的監督機制、稅收機制以及司法監督體系是值得檢討的。第二，這些人為什么能夠通過權力的選舉、通過行政的壟斷、通過自己特權等獲得的壟斷而獲取財富，這是由于在我國長期的計劃經濟下，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當中，存在著諸多的制度弊端、體制的弊端和很多政策法規的漏洞，以及我們政府職能在轉變過程當中存在著很大的障礙密切相連的。

　　我們一定要把握好私權和公權的關系，如果暴富的階層有為富不仁的地方，或者通過非正當的手段，應該按照法律的程序或者說按照公平的法律程序來依法界定，而不是靠政府今天制訂一個政策，明天一個法律來解決。其次，一定要妥善處理好憲政體系。為什么要強調憲政體系，因為憲政體系是任何階級、任何政黨、任何組織、任何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的權利，人民是憲法權利的母體，這點我們現在還沒有搞清楚，說是憲法賦予了什么人民的權利，那是錯誤的；是人民通過推舉制訂憲法的人來制訂出憲法，進一步有效地確認人民的全部人權，應該是這樣一種概念。所以憲法并不是權利的母體，人民才是一切權利的母體。不可否認，暴富者也是人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按照憲政的運作規律，按照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和建設中國的法制國家的這種套路來走，決不要靠所謂運動式的、斗爭式的、階級分析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否則會讓那些通過合法的勞動、通過自己的創新、真正靠自己長期積累而進入富裕階層的人人心惶惶，沒有任何安全感。

　　一個政府不管面臨什么樣的困難，不管面臨什么樣的政治、經濟的轉軌和重大的體制改革，如果不能夠給人民創業、創造財富、創新環境、投資環境和生活環境創造一個良好的、具有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的環境，這個政府就不稱職。為什么說我們的轉軌企業、我們的創新機制、創新意識一直培養不起來，就是因為大家沒有財產的安全感，對個人財產保護的法律制訂要盡快提到議事日程上。

　　如果一個社會環境沒有安全感，就沒有創新的機制，所以對待這個暴富的階層一定要有所區分，要通過合理合適的方式來解決，不能把來之不易的建設環境，因為幾個暴富的人而弄亂。我們應該做的是強化我們的法律體制、監督體制，強化我們的經濟法律體制的監督能力和防患于未然的能力，因為法律不是誘導人去犯錯誤的，法律是制約人犯錯誤的。當然同時還要強調以“德”治國的問題，有些方面光靠法律是觸及不到的，以法治國是從外向內帶有強制性的；以“德”治國是通過人的內心世界改造來向外擴散的。

　　特稿鏈接

　　——俄羅斯經濟逐漸走出寡頭的陰影

　　上個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歷了世界上最不成功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就在老百姓日益貧困之際，一批俄羅斯新貴(也有人稱之為“內部的人”，但他們最出名的外號還是“寡頭”)卻利用俄政局混亂、經濟處于轉型期的千載良機，或憑借獨特的經濟眼光，或依靠權貴做投機生意，一夜暴富。

　　高產億萬富翁

　　俄羅斯副總理克列巴諾夫日前表示，俄羅斯去年工業生產增長3—7%，各主要行業均出現增長勢頭。但是俄羅斯經濟并沒有根本改變其困難的處境，經濟嚴重依賴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開采業的格局，需要長期地堅持結構改造才能見效。前蘇聯時代的民用經濟技術落后，加上上世紀90年代危機時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停滯不前，使得俄羅斯各個經濟部門都面臨設備嚴重老化、再生產難以為繼的窘況。

　　盡管經濟方面乏善可陳，但俄羅斯卻成為“生產”億萬富翁最多的國家之一。在美國權威財經雜志《福布斯》推出了2003年全球富豪排行榜中，俄羅斯又有10名新富入榜，這使其入榜億萬富翁人數達到17人，僅次于美國、德國和日本。要知道，僅在3年前，俄羅斯的富豪們還與這個著名的排行榜沾不上邊，考慮到今天俄羅斯經濟的規模，其億萬富翁與國內生產總值比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

　　那么，究竟是一種什么力量使這些人成為疲弱的俄羅斯經濟的火鳳凰呢?大家知道，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曾經一度瀕臨崩潰。上個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歷了世界上最不成功的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就在老百姓日益貧困之際，一批俄羅斯新貴(也有人稱之為“內部的人”，但他們最出名的外號還是“寡頭”)卻利用俄政局混亂、經濟處于轉型期的千載良機，或憑借獨特的經濟眼光，或依靠權貴做投機生意，一夜暴富。這些人最普遍的做法是用虛價收買國家大量的自然資源。

　　上個世紀90年代的資產掠奪雖沒有使寡頭直接成為億萬富翁，但卻遷就了潛在的億萬富翁。潛在的財富轉化為真正的財富只是在過去幾年才得以實現—當許多寡頭放棄了老的海盜式資本主義并將注意力轉向公司股東價值的建立。

　　除了三個人，在本年度《福布斯》評出的俄國億萬富翁中所有人都從在西方交易的公司得到了至少部分財富�，F在，許多俄羅斯大公司開始發布西方式的賬目，付紅利并尊重小股東的利益。同時股票市場也開始以某種接近世界市場的基準來衡量俄國自然資源的價值。

　　走在這一轉化前頭的是俄羅期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就在幾年前，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公司還以其公司海盜行為而臭名昭著，但是從1999年開始，霍多爾科夫斯基對自己的公司進行了徹底的轉化，它引進了美國的公認會計原則，發行美國預托證券(ADR)，將一些西方人士引入了公司的管理層和董事會，支付高額股息。

　　霍多爾科夫斯基

　　霍多爾科夫斯基今年只有39歲，他從經營銀行業開始，發家后又投資石油開采和加工業務，目前他是莫斯科“羅斯普羅姆”公司董事會主席和俄羅斯著名的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其資產高達80億美元，《福布斯》億萬富翁財富排名第26位。而在一年前，他的資產為37億美元，名列第101位�；舳酄柨品蛩够�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靠倒賣暢銷書、電腦硬件和盜版軟件以及俄羅斯工藝品套娃、木勺、木碗和進口牛仔褲起家的大亨。

　　事實上，霍多爾科夫斯基早在1986年就開始經商。那時前蘇聯的情況是單位成立公司搞經營，個人承包�；舳酄柨品蛩够�原來是莫斯科伏龍芝區區委的一名工作人員，他們注冊了一家合作社叫“緬納泰普”。他們最開始做的買賣就是搗騰假酒—有從國外弄來的“拿破侖”牌假白蘭地和在波蘭灌裝的假冒瑞士的伏特加酒。除此之外，他在蘇聯解體之前就曾經參與倒賣假名牌牛仔褲的勾當并參與過洗錢的活動，只不過那時他洗的只是團費而已。

　　和霍多爾科夫斯基一塊兒起家的瓦列里回憶說：“霍多爾科夫斯基當年是一個很勤奮的人，他一天工作將近12個小時。”在說到公司的運作和盈利的時候，他說：“那個時候在莫斯科開公司，都是個人干個人的，而且都是為了一個項目開公司，掙了一筆錢就趕快把公司給關了，趕緊跑掉，不然就會被抓，送去蹲監獄�；舳酄柨品蛩够�在運作這樣的小公司方面具有組織才能，而且他特別敢于冒險，掙錢也很瘋狂�！�

　　霍多爾科夫斯基很早就將自己的公司上市，讓全社會來認購公司的股份。當時他將股份賣掉之后得到的資金有2700億盧布和230萬美元。根據莫斯科《新報》的記載，“緬納泰普”科貿有限公司的股票曾經炙手可熱，可是最終基本上沒有人拿到過該公司一分錢的紅利。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時候，“緬納泰普”科貿有限公司開始經營當時蘇聯人傳統的日用消費品—古巴紅糖�；舳酄柨品蛩够�是在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才開始介入這項業務的。當時蘇古做的是易貨貿易，霍多爾科夫斯基向古巴提供蘇聯的石油，換取紅糖。霍多爾科夫斯基是在賄賂了當時負責國家外貿的人才獲得這個貿易機會的。1988年，霍多爾科夫斯基結識了一位名叫格魯博維奇的人，此人的父母都在蘇聯銀行工作，而且官位顯赫。于是霍多爾科夫斯基利用這個機會，動用了各種手腕，成立了一家民辦銀行，業務上掛靠在蘇聯銀行的莫斯科伏龍芝區銀行。1991年5月，霍多爾科夫斯基注冊成立了“緬納泰普國際銀行聯合體”，后來又易名為“緬納泰普國際財政聯合體”�！熬捈{泰普國際財政聯合體”率先在官方允許的第一時刻，進行了股份化改造。吃水不忘掘井人，格魯博維奇的父母都得到了霍多爾科夫斯基贈予的股份。

　　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公司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通過鐵路每年向中國出口100多萬噸原油。同時他還是中俄石油管道建設的支持方。

　　資本的救贖

　　在葉利欽時代，像別列佐夫斯基這樣的人以自己手中控制的財富，利用同政府上層的關系，影響國家領導人的決策，左右總統選舉的過程，竭力為自己謀求最大的經濟利益。普京上臺之后，先后發起對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這些寡頭的“清算”，寡頭們紛紛淡出俄政壇，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更是落得流亡國外的下場。

　　盡管俄國的海盜式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文明化”，但是俄羅斯的市場仍得益于普京總統統治下的社會穩定。葉利欽時代土匪混戰般的局勢已經成為歷史。普京選擇了一種更加整齊的步調走向市場自由化，這里有更多的可以預見的規則。

　　但是寡頭們似乎也能“適應潮流”，最典型的是西伯利亞石油公司的總裁羅曼•阿布拉莫維奇。在葉利欽時代，他就同葉利欽家庭和別列佐夫斯基關系密切。阿布拉莫維奇也確實利用這種便利，積極而迅速地拓展自己的事業。在普京開始執掌克里姆林宮之后，阿布拉莫維奇迅速實現角色的轉換。剛開始的時候，他按照政府的指令，以國家政府承買人的身份，買下了別列佐夫斯基在俄羅斯電視臺的控股股份，然后再將其轉賣給政府。隨后，阿布拉莫維奇先是當選遠離莫斯科的俄遠東楚科奇州的國家杜馬代表，然后離開國家政治中心莫斯科，前往該州出任州長。近來阿布拉莫維奇基本與俄政治沒有任何聯系。如今，寡頭們感覺到自己很安全，敢于公開自己公司的價值。1994年，《福布斯》在采訪霍多爾科夫斯基時，他說：“我個人不擁有我公司的任何股份，我只有自己的薪水和汽車�！钡�是如今，霍多爾科夫斯基在公布自己總資產后表示，他說的不是自己錢包里的錢而是想表明，自己的強大資產具有對國家大型公司的支配權力，他并不想引發老百姓對富人的反感，更不想個人有任何麻煩。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盧克石油公司的總裁瓦•阿列克佩羅夫身上。阿列克佩羅夫是一位從原蘇聯政府官員演變為企業家的富豪，在蘇聯時代，他曾任蘇聯政府石油和天然氣工業部的副部長。多年以來，盧克石油公司的官員一直否定《福布斯》所稱的阿列克佩羅夫擁有該公司10%股份的說法，說事實上這一數字少于1%；但是去年盧克石油公司在自己的一份報告中明確顯示阿列克佩羅夫擁有該公司的10%股份。

　　如果想理解為什么俄羅斯出現了這么多億萬富翁，你只要看一看俄國的股票市場就行了，按美元計算，自1999年初以來其RTS指數上漲了526%。當然，這與石油價格達到了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有很大關系。但同樣不容否認的是，人們對少數投資者更加“文明化”的態度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另外，今年俄國的億萬富翁第一次不再單獨建立在自然資源的基礎之上。米•弗里德曼是一位同葉利欽和普京領導的政府都保持良好關系的俄實業家和商人。他今年財富的一大部分來自他的電訊公司Vimpelcom的股份；還有今年新入《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的葉烏圖申考夫，他的大部分財富來自他在俄國第一大移 動電話營運商MTS的股份。這似乎顯示，隨著俄羅斯經濟持續五年的增長，這個國家最終創建了一個真正的消費市場。

　　后寡頭時代到了嗎

　　不可否認的是，結束寡頭們對國家經濟的統治有助于俄羅斯政治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良性互動的形成。國內外不少學者曾經闡述過上個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濟危機的特點，他們認為俄羅斯的危機既不同于市場經濟國家的周期性危機，也不同于一般的結構性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與轉軌時期的政治危機緊密相連的。

　　當時國家經濟政策一片混亂，主要政治黨派和利益集團無法在基本的社會經濟問題和改革方向上取得一致意見，以至于在國家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面臨極其復雜和艱巨的任務、迫切需要迅速決策以適應急劇變化的市場經濟建設需要的時刻，國家機構卻極其軟弱，無力做出決定和執行決策，使經濟運行在較長時期內處于缺乏“游戲規則”的無政府狀態。

　　普京上臺后，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俄羅斯進入了政局穩定的新階段�？偨y、議會和政府一般能夠在關系重大的社會經濟問題上形成一致意見。

　　這兩年俄羅斯先后通過一系整頓金融市場秩序的各種法律和法規，使法制環境得到改善。這些法律和法規則正在引導俄企業改變經濟行為方式，開始把前些年投身投機領域的資金轉向實際經濟部門，使得投資增長與經濟效益提高之間開始形成良性互動，投資增長使企業固定資產得以更新，帶動經濟效益提高；經濟效益的提高又使投資者和經營者增強投資信心和投資能力。

　　那么，俄羅斯是不是已經進入了“后寡頭時代”呢?事實上今天俄羅斯的腐敗現象依然嚴重，國家機關的腐敗不僅表現為收受賄賂，腐敗分子還與犯罪集團勾結，濫用職權，盜竊國家資產，走私、非法出口戰略原料和自然資源，偷稅漏稅，進行金融詐騙等。有專家估計，犯罪團伙控制著俄羅斯近60%的國有企業和50%的私有企業。另外，信貸領域的犯罪數量還在增加。最為普遍的做法是，非法從事出售大型工業公司股票的業務，還通過發行無擔保證券騙取資金。這些腐敗和犯罪現象的存在，嚴重阻礙了俄羅斯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

　　評論

　　對富人的實事求是

　　老漠

　　我們承認并接受富人，事實上就相當于我們承認才情有高下，能力有大小，時運有順逆，縱然無可奈何，卻也是必須接受的事實，再說上一些其他的牢騷便不免在輸掉機會之外又輸掉了人格。

　　一段日子來，媒體對中國貧富差別加大，特別是部分富人為富不仁頗多渲染，坊間清議，多有微詞，一種對商人甚至財富的仇視心態潛滋暗長。對此，老漠不敢茍同，正如人大代表在兩會期間的大聲疾呼，一個本不該是問題的問題也就有了討論的必要。

　　照老漠理解，此風伊始，當是感于一些富人不擇手段巧取豪奪而生出的不平之氣。諸如李經緯轉移國有資產、劉曉慶偷稅逃稅、賴昌星走私發家、楊斌做假斂財，諸如此類。在這種意義上，國人對這些富人的鄙薄與其說是仇富，勿寧說是對犯罪與丑惡的憎恨，實在不足為奇，也本當舉國撻伐。

　　但如果不是這樣的前提，比如對于那些靠智慧與勤奮而致富的人同樣抱持一種懷疑甚至仇視的心理，甚至對于所有的富人都一概諷為朱門酒肉臭，那就是考驗我們心理承受力與道德底線的時候了。

　　我們承認富人中有敗類，這也正如窮人中同樣有罪犯，但兩者其實都是小概率事件，因之而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未必公平了。照這樣的邏輯，無論窮富都可以打到您自己的頭上，那滋味怕不是好受的。

　　至少我們應該看到富人對社會的積極意義。有一組近期發布的調查數據很說明問題：私營企業從業人員2001年底比1999年增長34%，90.6%的私企吸納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被調查企業的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等4個指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4.02%、24.65%、22.74%和19.50%。4個指標中增長最快的是納稅額，遠高于利潤增長率。我們估且以私營經濟GDP占到總量的一半來計，把私有經濟主都稱作富人。這樣算來，理論上他們創造了將近半數的企業就業機會。僅就此而言，很難說我們中很多人不是客觀上的受益者。飲水思源，縱不心存感激，卻也想不出有什么仇視的理由。西人有名言云：如果你為一個人工作，以上帝名義，為他干！如果他付給你薪水，讓你得以溫飽，為他工作—稱贊他，感激他，支持他的立場，和他所代表的機構站在一起。這種近乎于基督教義般的精神倒還真值得很多仇富的人借鑒。

　　當然，這樣說并不是講富人就是窮人的上帝，永遠不是。按照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富人的財富的確是出自窮人的剩余勞動，但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同樣一分為二。羅馬的君主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同樣適合為富人打工的窮人。即使富人的確剝削了我們，但我們必須客觀對待這一事實。因為，今天的中國富人倒退十幾二十年也是與我們一樣的窮人，大家本在同樣的起跑線上，總是我們的努力程度或者智慧深度有不及的地方又或者時不來運不轉無可奈何，才造成了今天的貧富差距。我是指那些合法致富的人們，我們承認并接受這些富人，事實上就相當于我們承認才情有高下，能力有大小，時運有順逆，縱然無可奈何，卻也是必須接受的事實，再說上一些其他的牢騷便不免在輸掉機會之外又輸掉了人格。

　　富人的每個銅板里未必都滴著血卻必是都飽含了他們的智慧與汗水，這種對利益的追求很容易就會帶到他們的生活當中來，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職業病，所謂商人無利不起早，開口閉口在商言商，這種執著常常使他們將一切人與人的關系都利益化來考慮，不自覺地就陷進了財富的數字怪圈里面。人為錢役，無始無終無內無外無止無休無人無我，多數為窮人不齒的所謂富人都不過這樣，未必是骨子里壞到哪去。對此我們絕對應該抱持一種同情的態度而不是仇視，他們的作為就像大夫眼中多為病人，教師面前常作學生，我們處在商人對面自然成了他賺錢的工具，無他，職業習慣使然。有了幾個大錢之后，便少了處世的恩義，也沒了做人的興味，仿佛得了賺錢職業病，對此我們雖無法茍同，卻也無需非要站出來罵街。

　　鼻子下面嘴唇以上的地方中國人稱之為人中，而西人卻有一個美麗的注解，稱之為天使的手印，說的是每個人在投胎轉世的時候，上帝就命天使在那里按下一個手印，消卻他前生的罪，讓他們忘記邪惡與冤孽，讓每個世人的靈魂都變得純潔而高尚，我相信這對于窮人和富人都是一樣的，即使上帝偶有疏忽，按歪了幾個,出了一些次品，那顯然不能代表人類的全部，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習馬克•吐溫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因為有些議員是婊子養的就否定全部的議員，我們也不能因為富人中有了次品、贗品就否定全部富人。應該說，還是有些富人不是婊子養的，甚至事實上肯定是絕大多數，不信我們就看看他們身上天使的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