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香港媒體懸賞2萬征集楊斌照片”——財富的品格

　　韓強

　　星期日，與股民(按照國際慣例應該叫個人投資者)朋友湊在一起聊天。一位朋友突然問我：“韓老師，聽說香港媒體懸賞2萬征集楊斌照片，你說一家媒體不是公安、法院，它有

什么資格懸賞2萬征集楊斌照片呢？如果一個人犯法，他的照片是不是可以讓別人隨意買賣呢？這算不算侵犯肖像權呢？香港的商業氣氛很濃，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買賣呢？如果這樣做不違法，我不炒股票了。想方設法到法院去旁聽，乘人不注意就拍照片，然后賣錢。炒股多危險呀，一套就是很長時間，拍照成本低，別說一張照片2萬元，就是5千元也不少呀！”

　　我說：我不是法律專家，只是從報紙上看到，用于新聞目的的照片一般不算侵犯肖像權，如果用于廣告和盈利目的算是侵犯肖像權。還有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犯了法，按照法律該怎么辦就怎辦，但是他還有基本的人權，比如可以請律師，還可以自己在法庭上申辯。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理解是不能隨便拍照的。《武漢晚報》說：楊斌在沈中院受審，因警方的保衛措施非常到位，中外記者雖說帶了“長槍短炮”，但楊斌的照片仍是一張未得到，只能空手而歸。有記者竟準備登上中院邊上高樓，利用度焦距偷拍一張，但周邊保安措施太嚴只能作罷。我覺得法院這樣做是對的。既使是對正在審訊的人，也不能隨意拍照，要經過法院允許。未經允許是不合法的，要不然怎么會有人偷拍。還有一個問題，如果一家報刊拍了照片，它自己用，只是出于新聞目的，如果把這張照片賣出去，那就帶有營利性了。所以我覺得個人照片，在本人不知情的條件下，被買賣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當然，我不是法律專家，也解釋不清……。

　　不過，我想起了兩件事，英國的戴安娜因為某些新聞記者的追蹤死于車禍，香港一家媒體曝光了一個女演員以前被強暴的照片，引起公憤。還有一件事讓我記憶猶新。1980年我到杭州參加“宋明理學討論會”，當時請來香港、臺灣和一些外國學者參加學術討論會，是為了學術交流。香港某大學的一位教授專門找大陸的中青年學者聊天，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位香港教授回去寫了一篇報道，把一些私人談話在香港報紙上公開，而且按照他本人的政治觀點進行了剪裁。這一下，一些大陸學者不得不向自己的單位“說清楚”，聲明香港報刊上的那些話是被歪曲了。因為1980年改革開放剛剛開始，誰也不愿意“說不清”。當時，我還慶幸沒有接觸過這位“香港教授”。現在回憶起來，這位“香港教授”實際上侵犯了“個人隱私權”，本來是學者之間的私人談話(主要是學術內容)，在大陸學者不知情的情況下，你拿到香港報刊上發表，而且內容還被剪裁，涂上了政治色彩，這是不是侵犯人權呢？當時，有青年學者氣憤地對我說：沒有想到“香港某教授”也學會了“打小報告”。可惜，我們當時還沒有那么清晰的法律意識，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現在，可以到法院上去告他，未經允許就把別人私下的話在報刊上發表，而且進行剪裁，至少應該讓他在報刊上公開道歉。

　　這幾件事，讓我感到“香港媒體懸賞2萬征集楊斌照片”并不稀奇，但是這種“懸賞”好象不合法，也不道德。還是那句話：我既不是法律專家，也不是倫理學專家，但是，我總覺得“香港媒體懸賞2萬征集楊斌照片”很不是滋味，有花邊新聞的味道，法律是嚴肅公正的，該追究楊斌的法律責任就追究法律責任，“如果誰能拍到一張楊斌從警車上押下的正面照片，香港的媒體最高懸賞達2萬元人民幣，”這究竟有什么用呢？不過是滿足一些人的感官刺激而已。

　　其實，不僅是某些香港媒體，內地也有些媒體在劉曉慶事件中有這種炒作。《人民網》的熱點話題有個《眾說紛紜劉曉慶》的專欄，其中有《南方都市報》2002年8月2日的一篇《冷靜的讀者與浮躁的媒體》，文章說：“劉曉慶因涉嫌偷稅被捕入獄，國人無不為之側目，大小媒體自是好一番喧鬧。北方某大型新聞網站不甘落后，于近日隆重推出了題為《笑看劉曉慶八大“惡心”之事》的長篇報道。報道精心拼湊了劉曉慶的八件“惡心”事。文章作者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看那架勢，簡直恨不得要在劉曉慶身上“踏上一萬只腳”。劉曉慶違了法、犯了錯，該怎么處罰就怎么處罰；劉曉慶是名女人，對她偷稅被捕之事報道多一些、評論多一些，甚至略帶炒作的成分，都屬正常。但是，報道應該實事求是，評論應該冷靜理性，這是大眾傳媒的本分。在別人身陷囹圄、無以辯駁之時，盡拿人家的私生活說事兒，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作祟？把人家的尷尬隱私抖摟出來，且有很多是捕風捉影之辭，這種做法是否正義，是否合法？依我看，這至少是一種不君子、不坦蕩的行為，有辱大眾傳媒之職。”

　　這樣的文章在《眾說紛紜劉曉慶》專欄中有很多，我不一一列舉了。這說明，改革開放以來，廣大人民群眾的覺悟提高了，法律意識增強了。

　　2003年媒體報道：2月17日，劉曉慶涉嫌偷稅案被檢察院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退回的原因是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此案1月2日由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正式受理審查起訴。2月17日是法律規定的審查起訴期限的最后一天。有關人士表示，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并不意味著案件證據完全不充足，而是對一些細節進行再補充、核實。不少重大復雜的案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如黑哨龔建平案、中科創業股價操縱案等。(《國際金融報》2003年2月21日第八版)這個報道是很慎重的，也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就不能開庭審理，因為法律的精神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事實清楚，才能做出公正的法律判決，這對于當事人才是公正的。這件事，又引起了《人民網》網友的討論，有一篇署名“建達”的文章說：

　　在一個法制社會里，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名人犯法，與庶民同罪。在這里，名人不應該受到特殊的照顧，也不應該受到特殊的懲罰。惟有法律這把尺子，才能衡量一個人的罪與非罪。劉曉慶風光的時候，是個強者；當她進入看守所以后，她就成為一個弱者。因為，她面對的是暫時失去自由和被動地接受偵查。而法律保護弱者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無罪推定”。換句話說，當一個人的罪行沒有被各種證據確認的時候，該人就可被認為無罪。最近南方某省一名所謂的“販毒大鱷”被判無罪的例子，就是對“無罪推定”的最好的注解。劉曉慶也是如此。如果所有的證據不能證明她有罪，那么她就是無罪。反之，如果證據確鑿，那么這個曾經的名演員也逃不脫法律的懲罰。劉曉慶稅案被檢察院退回公安局補充偵查，既說明了檢察機關的細致和認真，也反映了我國法制的日益規范和完善。(《人民網》2003年2月24日)

　　還有一篇署名pan5211的文章說：

　　世界上除了極少數國家之外，各國均奉行“無罪推斷”的立法和執法原則，即：在沒有被法庭宣判有罪之前，人人都是假定無罪的。中國的法律雖然沒有在文字上明確承認presumed_innocent(假定無罪)，但從“犯罪嫌疑人”這個名詞的出現，就可以看出中國的法律至少從表面上是承認“無罪推斷”的。既然如此，劉曉慶案最后庭審的結果就可能有兩個：一是劉曉慶敗訴，二是劉曉慶勝訴。如果出現了后一種結果，不知中國的“有關部門”是否能再“依法”把劉曉慶的房產“拍買”回來？(《人民網》2003年2月27日)

　　這篇文章雖然言辭激烈，但是作者的本意顯然是說，在法院判決之后，才能夠“依法拍賣”劉曉慶的房產，應該嚴格按照法律程度辦事。

　　我想，這樣的文章，要比“香港媒體懸賞2萬征集楊斌照片”好得多，因為《人民網》上這些討論文章反映了主流，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覺悟，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精神成果，是健康的市場經濟的有力保證。同時也說明廣大人民群眾并沒有所謂的“仇富心理”，即使少數“富人”觸犯了法律，大多數人也沒有幸災樂禍的心態，也沒有踏上一萬只腳的“仇富”心態，反而認為應該公正判決，即使劉曉慶處于“弱勢”，也要求對她公正，還特別指出，不要把個人隱私當笑料。寫這些文章的都是普通人民群眾。

　　讓人感到無法理解的是：今年二、三月份在某些報刊上掀起一股批判“仇富心理”的浪潮。從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水滸傳》，無一例外，都受到批判。起因是民營企業家李海倉先生被殺，一些報刊不去追究殺害李先生的兇手馮引亮，卻利用網上壇子里有人貼了一個“富人都不是好東西”貼子，大做文章。誰都知道網上壇子里或聊天室里經常發生惡作劇，罵人的話也不少，而且一個人可以同時用幾個甚至十幾個不同的名跟貼。

　　就是因為“富人都不是好東西”這個貼子后面有許多跟貼，于是有人就下結論，說社會中存在著“仇富心理”，既然是批判，從社會心理學的意義上看，顯然是指多數人，至少是相當一部分人有這種心態，否則就沒有必要進行批判。令人迷惑的是報刊上沒有刊登過一篇類似于“富人都不是好東西”的文章，網站上也沒有正式發表過一篇類似于“富人都不是好東西”的文章，但是批判仇富心理的文章，一些報刊卻正式發表了，真正分析殺害李海倉先生的兇手馮引亮的文章只有一篇——《中華工商時報》的《馮引亮之死》。馮引亮先前承包的小造紙廠高峰時年純利可以達到200萬元左右，馮引亮因此一度成為東鎮首富，并成為當地的名人。為什么不仔細找一找這個當地首富、名人殺人的原因呢？卻會引出批判“仇富心理”的炒作呢？這是不是很奇怪呀！

　　我們再看某些人的所謂批判“仇富”的潛臺詞：當對富人的習慣性輕視逐漸成為偏見，“有錢人都不是好東西”便成了概括性的、通俗的結論。正是在這種結論性的觀點的誘導影響之下，一部分富人為富不仁的劣跡被放大了，全體富人的形象都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了。反之，《水滸》中那些殺富濟貧的江湖人士，即使也曾濫殺無辜，也曾鎮壓另一部分江湖好漢，卻一直被視作英雄，被人們歌頌，乃至他們的事跡被寫進學校的教材之中。尹明善說，有關方面應該考慮從修改教材入手，全面清理一下傳統文化中那些“仇富”的東西。(《警惕起哄者》《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1月30日)

　　為了批判所謂的“仇富心理”，不僅《水滸》要批判，學校的教材也要修改，某企業家不喜歡《水滸》，這是他的自由，他可以不看。但是你不能讓別人也不看，也不能不讓出版社出書，更不能因此修改教材。不過，從報刊的這些報道來看，批判“仇富心理”顯然不是針對少數人的，而是對著大多數人的，因為已經上升到對群眾喜聞樂見的《水滸》，上升到要修改教材的高度，也真夠上綱上線的。

　　如果，我們把為某些富人辯護的言論集合起來：對企業家實行“稅收特赦”，“富豪可以向國家特殊部門申請槍支”，“不必考察他們過去在市場經濟轉型期，原始積累過程中的各種手段，而主要看在現在和未來，富人階層能否給國家作出貢獻”。就會發現某些人實際是在用“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傳統觀念在為某些富人的特殊利益辯護。因為某些人成了富人，所以“原始積累過程中的各種手段”可以不必考察，還應該對他實行“稅收特赦”，“富豪可以向國家特殊部門申請槍支”。一方面在上綱上線地批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仇富心理”的“傳統觀念”，另一方面為某些富人的特殊利益辯護，其中暗含著“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傳統觀念。這不是很矛盾嗎？所以在一些為某些富人辯護的文章中，很難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就在一些報刊掀起批判“仇富心理”的浪潮之后，周正毅被曝光了，香港新萬泰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錢永偉也曝光了，騰達智能董事局主席許培新已經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批判“仇富心理”的浪潮暫時消退了，更多的是深刻的反思。《國際金融報》刊登了記者李俊先生組稿的一組的反思文章，內容深刻，從多角度啟發人們思考。

　　其實，問題很清楚，周正毅這樣的人是少數，大多數富人是勤勞致富的，是基本守法的。廣大人民群眾不滿意的是少數為富不仁者，是那些搞錢權交易的人。同樣道理，那種貼“富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貼子的人，也是極個別的人，并不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反映人民群眾覺悟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事情都不能以偏概全，把批判的鋒芒對準大多數人，捕風捉影制造所謂的“仇富心理”是不得人心的，要人不看《水滸》，還要清理教材，甚至有人提出“富豪可以向國家特殊部門申請槍支”，更是某些人自以為高一等的心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