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虹(主持人):胡教授您好，我想問一下，您作為世行和其他組織的專家，您對中國有著非常深的研究，我想讓您談一談衛生保健在中國農村和城市的改革？
胡德偉:首先我談到關于這次SARS對中國衛生醫療制度的沖擊和影響，然后再談一下改革的情況。中國現在農村和城市的醫療衛生體系由于非典的情況，就反映出一些弱點，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問題，第一是缺少疾病的預防系統；第二就是缺乏傳染病的臨床
指導；第三醫療體系網的建設，或者轉診制度也缺乏，其次就是對醫療醫護人員的專業訓練也不夠。還有就是醫院的財務報銷制度，還有整個的財務系統，這次也受到了很大的沖擊，醫院很多沒有辦法周轉，政府在這方面缺乏這些錢來臨時做補充。換句話說，在預防方面做的不夠，組織又不健全，中央和地方本身之間的配合也比較缺乏。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SARS，實際上把現在中國的衛生醫療制度的一些缺點很快的暴露出來。
為什么造成這樣的原因？有三點，第一是2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在技術工業，忽略了醫生醫療措施。還有就是整個中國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都是地方化，就是衛生部的力量其實并不是很大，越來越小。所以，在財務方面藥物的指導，通常是由其他的單位負責，而且和其他的單位聯系，也沒有作很好的協調。從投資方面來看，我們看政府在醫療方面的支出，我們看八十年代的時候，政府要負擔30%，到2000年的話，政府負責差不多是15%，這就是一個情況，這是最近20年造成的。所以，現在我們再看，SARS實際上對中國的醫療制度是一個轉機，有幾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個是加強預防，我記得在60、70年的時候，那時候講預防為先，而現在的預防并不突出。還有一方面就是加強立法，不僅僅是城市和農村的合作醫療，沒有從有一個明確的立法的角度去做，這地方自己再辦，不見得是健全的方法。
胡德偉:還有就是制度方面的加強，總的來說，我現在講一下城市方面。城市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人壽保險是有，差不多是40到60%，但是到底能保多少是一個大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有了保險，是不是就有了安全的財務保障，能應變很多事情嗎，不見得。因為中國的制度，中間有很多的流動，保險的話，比如醫院的醫生，給你帳單的時候，保險公司付了錢以后，差額得由病人家屬自己承擔，很多國家保險是不應該這么做的，這一點是要有所考慮。
胡德偉：第二，我們國內用藥，醫藥費的控制，尤其是在城市里，藥費控制相當的薄弱，雖然有一些所謂藥品的指導，但是能不能實行，而且怎么樣推廣來確實使藥費降下來，這方面需要考慮。另外就是城市里面，醫學、醫療、醫院互相的互動、調整，這方面都很差。可是，對醫院本身的收入，由于政府補助很少，那么他們的錢從什么地方來，雖然政府定了很多的藥物的價錢，但是很多的醫院開藥，這方面有很多不負責任的現象，這方面控制很困難。所以在城市里面，現在還算比較好的，因為有醫院、有保險。可是，農村我想問題可能更差。農村的保險，財富上的保障非常少，最多是15%的人有保險，很多都沒有保險。所以，這樣的話，在這方面，合作醫療跟世界銀行做了，我們也和WHO也做了，20年都做了，但是我們發現沒有成功，因為十六大之后，政府對這方面做了很大的決定，好象中央政府要開始籌錢，但是到位的問題一定要考慮。比如說地方農村不一定完全的負擔，要從中央、省、縣合作起來。第二就是立法，這個也要考慮。另外，在管理方面也是很大的考慮，國內的專家對這些問題都有很多的研究，就看怎么實行、管理、監督和執行，主要是經費的問題。
我再講一下，這么大的事業，在衛生方面，不僅是城市、農村，我們中國有十多億人，到底這些錢從哪來，我從報紙上看到，雖然這次非典政府已經給了73億做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覺得，這是其次的，問題是未來的經費怎么來。事實上我們在90年初，我就和陳敏章部長建議，在給世界銀行研究中國衛生財務的報告上也提到，就是說有一個很好的來源，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考慮到對香煙加稅，中國人抽煙的很多，有3.2億抽煙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抽煙的國家。那么，二手煙的話，在加上四百多萬人，影響到健康，所以，我覺得世界銀行的很多的專家和一些教授做了一些研究，我們發現加入四毛錢一包香煙，政府拿到很多的稅，這一步增加了的話，每年就會增加很多。不僅如此，漲價以后，抽煙的人就少了，不抽煙也減少了死亡的人數，衛生的支出也減少了250，當然，唯一受到的影響是兩個，一個是國家的煙草局，我們也做了研究，國家煙草局會適當的減少收入，因為減少抽煙，但是他們減少的最多是一百億，農村的收入也會減少。在煙農方面，他們欠收的煙葉更多的，我們研究很多的百分比，種煙葉還有很有更多的收益。假如我們能夠考慮到健康的問題，農村和城市，一些醫療制度缺乏經費，我們一方面用立法來解決，但是最終的經費的拿來，我覺得香煙加稅是很好的一點，這是雙贏的一個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