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

　　中國的民營經濟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就成為中國經濟中最富活力和最有動力的一部分。如果算上家族企業，民營經濟占中國非農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過去15年間已經從35%上升到51%。在浙江、江蘇和廣東3省，民營部門2002年所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占到省內經濟總量的65%以上。源于上市公司公開的數據，我們推算出，2002年民營經濟的股本回報率

約為24.3%，而中國H股和紅籌股的股本回報率分別只有7.6%和13.9%。

　　中國民營經濟的這種快速增長主要依賴于三個因素：第一，企業家精神。大部分民營企業發家于農村地區的家庭小企業，有一些來自于對國有和集體經濟的承包經營。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精神發揮了最大的作用；第二，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經濟的低效率。這種低效率為民營企業創造出了非常多的機會，使得民營企業能夠不斷發展壯大；第三，對市場變化的快速反應。由于大部分民營企業都由其創業人擁有和管理，這些企業就可能對商業環境的種種變化作出快速反應，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機會。這些因素都將繼續為中國的民營企業在與國有企業的競爭中保持較好的競爭優勢。而中國入世帶來的產業自由化將為國內民營企業的發展消除體制障礙并創造新的發展機遇。

　　然而，中國入世同樣也為民營企業帶來了外資這一競爭對手。為了能夠在這種變化了的競爭環境下生存并發展，中國的民營企業就必須把現有的家族治理結構改變為更富活力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促進管理職能的專業化。

　　中國的許多民營企業在早期都是典型的家族企業，其創業者既是企業的所有者，也是企業的經營者。這種模式的主要優勢是企業的主要管理層共享企業的收益并相互信任，這樣就會降低道德風險。然而，這種非正式的企業組織結構有很多局限性，最主要的便是管理層的專業化程度太低和透明度太差。

　　在任何企業的創業階段，企業的規模都很有限，家族經營模式正是因為其決策集中和收益共享而比較有效。但是當企業的規模擴張時，企業的有效邊界就擴大了，因此企業的所有者能否引入一個專業管理團隊就成為企業能否實現持續發展的關鍵。過去，民營企業的成功主要依靠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和政府官僚對于經濟的干預，而入世不僅引入了國外競爭，同時也迫使中國不得不建立一個制度經濟，這種新的競爭框架要求民營企業打破原有的家族經營模式，引入專業管理團隊。

　　這對所有者來說頗為不易：他們不僅不愿意讓出哪怕是部分的企業控制權，而且他們也擔心外來的經理層將更多地損公肥私。中國目前信用體系的缺乏加重了這種擔憂。中國工商聯的一個調查顯示，中國98%的民營企業依舊是家族企業。中國社科院做的另外一個調查也表明，60%的中國民營企業的管理層不會閱讀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因此，我們認為管理層的稱職與否將會成為中國民營企業在后WTO時代保持競爭力的決定因素。

　　由于中國的民營企業受到企業創業者的嚴格控制并生活在一個不太友好的政治經濟環境中，他們傾向于將自己隱藏起來，這使得外界很難獲取其真實的財務狀況。國際金融公司2002年的一項調查有下述發現：“大部分(民營企業)沒有保留透明度較高的、經過外部審計的財務記錄；即便在外部審計必須要求時，他們也傾向于隱藏其真實的財務狀況。對于不同類型企業的限制使得企業有動機去低報或者瞞報其真實的財務狀況、雇工人數、資本存量和其他數字。這一狀況又因為稅收制度而惡化了——中國的稅收制度也誘使企業低報收入。民營企業通常保留著三本賬：一本給政府、一本給銀行、第三本給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去關注企業的財務狀況其價值是有限的。中國民營企業在財務信息披露上存在的種種弊端也表明，在大力提高中國企業的結構治理的工作上，中國政府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