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覃里雯／文 黃繼新／整編

　　在媒體為自身賦予的種種責任中，危機報道是一個重要的道義力量源泉，它是最強有力的充電器。當危機的影響擴展到許多國家，變成國際危機，它就成了媒體的最大號充電器。海灣戰爭中的CNN和“9·１1”事件中的卡塔爾電視臺都是由于在報道國際危機時表現突出而躋身于國際知名媒體行列的。

　　這里有意縮小了危機的定義范圍，指的是危及大眾生命的公共事件，通常指的是戰爭、傳染病和自然災害，而不包括商業信譽危機、外交危機或者文化派別間的筆墨沖突。我們所說的危機通常具有明顯的起始時間，整個社會忽然墜入一場災難的情況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

　　重要的是，危機報道必須與危機同步進行，假如危機不能危害報道者的生命，它就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危機報道。追逐拍攝龍卷風和報道龍卷風過后毀壞的現場是完全不同的。

　　危機報道得到大眾的普遍關注有一個不太高尚的原因，它一直在挑戰觀眾／聽眾／讀者的心理承受能力：知道你看／聽／讀的內容是一個隨時可能殞命(或者已經殞命)的家伙發來的，這確實讓人感到刺激。這個人的身高體重，以及他洗澡的次數，忽然都變得引人注目。

　　當然我必須強調，這并不是危機報道的最終意圖。對多數媒體而言，危機報道試圖傳達的是一種四海一家的理念。它堅信，正在城市的一角或地球另一端發生的事情和你有著非常重要的內在聯系。你有必要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公元542年的歐洲居民通過謠言得知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他們很少為某個君士坦丁堡鐵匠的痛苦難過；但是，2003年3月的卡塔爾電視臺確實讓每個觀眾受到伊拉克男孩淚水的震撼，并激發出“為此做點什么”的愿望。危機報道確實減少了孤獨感，在危機時刻激發出文明自我保存的免疫機制。

　　除了這種對普通受眾的心理訴求之外，危機報道的另一個意圖在于打破政治權力的密室，將權力機構的有害行為公諸于眾，比如美軍在越南美萊村對村民的屠殺。在這個過程中，媒體有機會成為扭轉危機方向的諸多力量之一，力量的平衡可以有效防止危機在權力機構的一意孤行下惡化。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沒有媒體的“第三只眼”，現代戰爭完全可以以更為殘酷也更為高效的方式進行。

　　假如媒體在危機報道中確實遵循了以上這些高尚的目的，它有理由為自己賦予一些光環。但是，目標的崇高是否足以證明，危機報道就是每個記者的天職？“到了關鍵時刻，總是有很多記者選擇在危險中工作。”美國《新聞日報》的亞洲分社社長葛根說，“但是，如果你不愿去，你就不必去。我們不是軍人，軍人受雇在危險中工作，我們有的是其他的事情好做。”

　　但是在選擇“去，還是不去”時，媒體其實并無選擇。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沒有現場參與危機報道的媒體注定將被忽略和淘汰。此次伊拉克戰爭中，中國多家媒體試圖抓住機會改變地位。最終，是非典給了中國媒體一次拓展報道邊界的新機會。不幸的是，在媒體自身的戰爭中，仍然有許多不太明了的因素。或許是因為外來的偏見，或許是因為文化差異，中國媒體，無論做得多么杰出，對本國這一重大事件的報道并沒有得到多少國際認可，由一場危機事件一躍而出的夢想尚未成為事實。

　　對記者個人而言，歸根結底，死亡與光榮本來互不相關。在過去10年里，有1100多名記者和新聞工作者殉職，死于綁架、謀殺、戰火、傳染病、搶劫，或者僅僅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以外，例如《大西洋月刊》的編輯麥克·凱里，他在伊拉克戰爭中因所乘美軍卡車翻車而殞命。他們之中被記住的人寥寥無幾，在新聞業中和在其他任何行業中一樣，很少有人僅僅因為其犧牲而被記住，生前的事業才是榮耀的基礎。對于大多數犧牲的記者來說，用得著博爾赫斯筆下簡潔的憂傷，“六尺黃土是你惟一的光榮”。

　　最近幾年，危機報道的風險正在加大，因為記者正在成為受到有意攻擊的對象。根據國際記者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的一篇報道，2000年全世界有62名記者遭到暗殺。阿富汗戰爭中，《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爾·帕爾被基地組織綁架殺害；在伊拉克戰爭中，半島電視臺記者在一座旅館里被美軍炮火打死，人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什么導致美軍向這座沉睡的建筑開火。

　　2002年11月，CNN國際新聞主任克里斯·克萊默說：“大多數時候我們代表了敵人、西方政府的代言人、某個社會的間諜、政府仆從。我們是否只是搶劫、綁架和謀殺者可以輕易對付的靶子？”他認為，今天的危機報道中的記者必須學會改變思維方式和工作技巧，否則“假如我們死了，沒有一個讀者會到我們的墓前表示哀悼”。

　　在危機報道的荊冠之下，光榮忽隱忽現。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的是，為什么總是有那么多赴湯蹈火的人將自己奉獻給一個敘事的使命。也許這正是危機報道的魅力所在。

　　胡舒立：SARS報道，《財經》的選擇與思考

　　自今年4月以來，SARS事件成為有關中國新聞報道的最重要題材之一。作為一本雙周雜志，《財經》對這一報道介入比較早，投入精力相當大，也刊出了不少報道。

　　為什么《財經》對SARS報道投入這么大的篇幅、熱情和精力呢？另外，在這次危機事件報道中，《財經》究竟是怎么考慮、怎么操作的？一

　　SARS，更通行的說法是非典型肺炎，是2月11日在廣東首先成為輿論焦點的。在2月20日出刊的雜志中，我們報道了整個廣東發生非典型肺炎事件的全過程，還發了一篇比較長的分析性文章，題目是：《廣東之疫碰撞國家疾控體系》——這篇報道采訪了衛生部和中國疾控中心官員、中國在疾控方面的專家學者，還采訪了世界衛生組織北京代表處。文章對廣東非典型肺炎引發的中國疾控體系的缺陷有比較直接的觸及，是有預警意義的。二

　　廣東2月初的非典型肺炎之后，我們與國內其他地方的許多普通人一樣，以為這件事情已經結束了，并沒有繼續跟蹤。

　　兩會之后，《財經》派駐香港的記者(曹海麗)去上任。一到香港，就發現滿街都是戴口罩的，自己不戴口罩都顯得不正常了。這位記者非常有經驗，有新聞感覺，她馬上寫信回來報選題，要寫香港的非典型肺炎。接著，她自己就去淘大花園采訪了。這時，我們才意識到廣東的疫情肯定還在繼續。后來就從世衛組織的網站上看到了報告，3月26日，廣東承認了至2月28日有792例。于是，我們就決定繼續對這一事件的報道。三

　　比起后來發生的事件，上面就算是前奏了。到4月以后，SARS在北京和全國的流行很快，達到高潮，特別是4月下旬以后，已經成為媒體的焦點。

　　《財經》因為對這一事件的報道介入較早，對整個事件的發展不覺得特別突然，一直比較有計劃地組織報道。4月初，我們就把記者分成三部分，一組跑北京的醫院，報道北京疫情；一組跑科研，主要是報道病原問題；還有一組跑法律，主要是想弄明白，為什么這個病這么重，傳染性這么強，一直沒進“傳染病法”的疾病列表，什么時候進？當然后來公布了要進，那么影響是什么，意味著什么？這組報道作為封面報道，在4月20日刊出。

　　4月20日是個關鍵的日子。張文康、孟學農兩位高官下臺，而且中國政府決心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對待疫情。一經公布，疫情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嚴重——我們的記者一直在各個醫院跑，但采訪非常困難，想掌握真實的數字很難。一經公布，也覺得疫情比想象得還嚴重，清楚地看到這場瘟疫已經蔓延全國25個省市，而且北京、山西、廣東之外，內蒙很快成了疫區，西北的偏遠省份也出現散發病例。四

　　回過頭來看，對SARS這樣的突發事件，報道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比如早期主要是認識其意義，即所謂危機意識；第二階段面臨的是如何獲取事實的問題，因為這個題材相當一個時期比較敏感，采訪有很大難度。

　　到第三階段，就是4月20日以后，公開性加強了，可以報道的東西一下子非常多。在這里，我覺得沒有什么特殊的技巧，關鍵是采取傳統的辦法，認真地選題，認真地到一線采訪，然后認真地寫文章。我們的選擇，就是一個案例一個案例調查，把事實一一說清楚。

　　我們先是做了一組弱勢群體遭遇SARS的報道——中西部遭遇SARS，還有城市農民工遭遇SARS。4月20日以后，我們討論了各種選題，覺得當務之急是關注弱勢。因為中國中西部和農村醫療體系，一直存有大問題，而且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也是一直沒有很好解決的大問題。這回傳染病一來，防線相當脆弱。

　　在報道中西部地區的同時，我們也越來越意識到，隨著疫情的發展，人們不僅需要知道動態，還需要反思原因。為什么中國會出現這場空前的災難，有什么經驗和教訓。我們覺得要研究調查這場災難中的主要事件，一個個調查，最終用事實而不是分析重構出整個事件的全貌。成果就是《財經》出版的每周一次的臨時增刊，來滿足讀者對這起突發重大事件的獲知需要。

　　我最近看了一篇美國報道，對中國媒體在這次SARS事件中的報道不是很肯定，覺得都是一般的“愛國主義宣傳”。我并不是專門研究傳播學的，沒有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這次危機報道，無法對全局給出結論。但我看到這樣簡單化的結論并不滿意，我覺得不是實事求是的。相反，我覺得，中國新聞界在這次事件中做了很多。通過《財經》和許多中國同行所做的努力，這次悲劇事件現在已經以比較完整、透明的方式展現在公眾面前。其實這樣的事情發生時，會有許多推理和猜測，但重要的是事實究竟怎樣。這些事實，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中國的記者們一篇篇采寫出來的。

　　新聞記者喜歡說，做歷史的記錄員。在這次SARS危機中，我們就是這樣的記錄員。我認為我們是盡職的。

　　陶冶：局限性造成戰爭報道偏差

　　身處戰爭當中的記者有很多的局限性，在戰爭報道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偏差，正是這個局限性造成的

　　先做一下自我介紹。我是在今年2月初到伊拉克做報道，當時我們的報道組只有五個人。我們這個報道組在巴格達停留了一個月，3月初因為當時報道的需要離開了巴格達，隨后我在伊拉克的周邊地區一直做有關戰爭爆發后的報道，前前后后在中東地區和伊拉克周圍停留了100天。

　　我們在戰前伊拉克的采訪過程中，去到了一些非常熟悉的地方。在戰爭打響時我們雖然離開了伊拉克，但對于這些地方的認識，對報道起到了很大的幫助。比如說一個小鎮，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地方，如果沒有戰爭沒有人會關注它，我們在戰前去過這個地方，所以我們了解這個地方，這對戰爭中的一些周邊報道有幫助。

　　戰爭是一個特定的事件，無論是伊拉克的，還是國外的，無論哪方面的新聞記者，都不太可能有更多的發揮空間。我們在看戰爭報道的時候也可以注意到，身處戰爭當中的記者有很多的局限性，在戰爭報道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偏差，這種偏差不是我們同行有意造成的，而是這個局限性造成的。

　　羅德尼·帕默：記者要走進真實故事

　　耶路撒冷與北京，我最近到過的地方在不久前都發生了危機。雖然沒有暴力，但是大家都有危機感，比如你會猶豫去不去百貨店，會擔心去某個大樓是不是要坐電梯。耶路撒冷氣候宜人，有很好的文化，但是由于近幾年緊張局勢的加劇，人們越來越覺得這是個危險的地方。

　　記者就是要走進真實的故事里面，并且如實地表達。我覺得就應該去了解另外一個世界的人和那里的情況，這樣你才能很好地進行報道，你才能知道為什么人們要有抗議，你就了解了兩個不同世界的生活有著什么不同。比如說在約旦河西岸，對記者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地方，記者隨時處在被打、被槍擊的一個環境當中。我實際上離危險區只有五公里之遠，有時候我站在陽臺上就能看到事件的發生。你有可能在這個街區遭遇爆炸事件，也可能在另一個街區被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