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對撞“擴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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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3年06月01日 14:20 經濟觀察報 | ||
本報記者 史彥 北京報道 “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從未像今年這樣緊張”,北京市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主任任占忠這樣評價目前的就業形勢。其中的原因并不復雜,4年前的擴招政策開始對勞動力市場釋放壓力,同比凈增67萬人,這是意料中的因素,而非典的流行使往年的大批量簽約時間后移,這場變故也使許多單位調整策略,進而成為新的變數。 但來自北京的一組數據又充滿矛盾,在各高校目前普遍不足60%簽約率的情況下,實際的人才需求量卻仍有將近1萬人的缺口。北京市人事局大學生處處長趙玉斌解釋說,今年北京市13個鄉鎮一級的黨政機構,需要大學畢業生400多人,如果加上鄉鎮一級的民營科技企業、事業單位的需求,總數估計不下3000人,但沒有多少人愿意去。他把這一現象歸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嚴重分割”,學生的來源是全國的、多元化的,但畢業的去向十分單一,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區,而這種制度性壓力,正成為困擾212萬大學生就業的重要原因。有關專家估計,2003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在70%左右,也就是說,在2003年將有64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離校時落實不了工作崗位,而到2004年這一數字將會達到75萬。流動成本 “從道理上講,從學校到用人單位這條路就應該是暢通的。但目前在北京的現實情況下仍難以實現。”任占忠介紹說,“目前在北京的高校,畢業生分配仍受兩個指標限制,一是接收單位要有北京市人事部門給的留京指標,二是學校本身也有限制留京人數的規定。”大學生的就業與招生,這兩塊本來應是受市場影響最大的,但無論哪一塊,各高校都缺少足夠的自主權。實際上,直到目前北京市各單位依然沿用十年前的老辦法,每年要向人事部門申報次年的用人計劃,而這往往與實際需求差距甚遠。 4年擴招措施引以為榮的一個數字是使中國高等教育總規模從1998年的643萬人增加到2002年的1400萬人,已接近1998年美國1420多萬人的高等教育規模,入學率由9.1%提高到15%,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一種自豪的說法是:這樣的發展,西方國家用了至少10年以上的時間才完成的。但或許這種轉換的速度超過了傳統意義上“鯉魚跳龍門”概念,多數畢業生并未在擇業心理上完成從“精英”到“大眾”的轉變。 中國人民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樊釘曾作過一個統計:人大76%的畢業生最終選擇在北京、上海、深圳就業。在全國范圍內,京、滬、津、魯、蘇、浙、閩、粵8個經濟較發達地區就業的畢業生占了總數的57.6%,在大中城市就業者占總數的80.8%。北京師范大學賴德勝教授這樣解釋成因,“現在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的二元狀態分割得太厲害,回去之后再出來,人才流動成本會非常高,假如中國的流動成本不高,勞動力市場沒有嚴重分割的話,一個大學畢業生在大城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時,他完全可以到競爭不太激烈的省市呆幾年之后再找工作。但在目前,多數人有這樣的心態即便在大城市里漂著,也不愿意去西部和農村。” 事實上,很多畢業生的愿望和社會需求呈錯位狀態。當意愿相對集中時,就業壓力被局部放大,同時卻表現出極度的不均衡。誰在漂? 表面上,大學生就業被歸類為教育問題,但專家認為其深層原因則是目前相對落后的政府體制改革。擴招不是惡緣,關鍵在于擴招后如何消化。 今年人大有3800名學生面臨就業,這比去年多了800人,但需求信息卻下降了30%,樊釘的擔心不僅如此,“明年的壓力更大,因為實行碩士兩年學制,2001、2002年兩屆碩士生在明年同時畢業,屆時畢業生人數將激增到6300人,現在高校的就業率統計對我們壓力特別大。它直接影響學生報考時對大學的選擇,另一方面也影響外界對學校的評價,但許多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比如戶籍制度、檔案制度等,都沖擊現在的就業分配,從而形成這種教育瓶頸。” 事實上,在經濟活動中最活躍的民營企業和外資公司并非多數畢業生的第一選擇。由于配套政策滯后,各種非公有制單位接收畢業生的渠道并不暢通。外企或私企無法解決戶口問題,一些學校甚至還要求交納教育補償費,一些部委所屬學校學生,在系統內無法解決就業問題,當聯系到系統外單位時,學校要收取出部費,一些省無法安置的大學畢業生到外省就業,就需上交數額不菲的出省費,而一些地區則拒絕接收外非本地籍畢業生。 擇業方向趨同以及陳舊體制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在每個大城市都存在數量驚人的“漂一族”。但在政府人事部門統計就業崗位時,只面向轄區內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國有單位,沒有涵蓋市場上所有的用人單位,特別是用人量較大的民營企業。他們成為大學生就業的一個重要趨向,但卻都未納入傳統的人事管理序列。專業弊端 在理論上,新增加的67萬畢業生并不是無法消化,但一些高校出于行政業績和經濟利益,對許多專業的大幅度擴招導致高校專業結構失衡,形成“人才相對過剩”的局面。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通訊認為,“擴招多少有個度的問題,要有個宏觀測算,但搞不清是誰在測算,人才的結構性失衡不應通過總量的盲目增大來解決。”理想的做法是在擴招之前就應該算好四年之后哪些行業的勞動力會供不應求,哪些行業的勞動力會供過于求,然后依照這個預算結果來調節各專業的招生人數,進而校正自己的課程設置。但很顯然,這還沒有成為共識,目前外貿、金融、法律、會計等專業,原來認為就業形勢特別好,現在看來紛紛過剩,但許多工科學校偏偏要辦綜合型大學,設立了許多文科專業,在畢業之時,這種結構性失衡帶來的就業壓力最為明顯。 教育家擔心,目前大學生就業難帶來的不利后果是“教育資源的浪費”,大學生繳納學費與國家培養他們所花費錢數的比例是1:4,如果在上學期間花了2萬元學費,國家實際投入為是8萬元。畢業而無法就業,是最悲哀的結果。 但真實的就業率可能并沒有數字顯示的那么糟。任占忠承認,每年都有一部分畢業生未辦理正常派遣手續,在校方統計就業率時沒被算進去,但他們實際上并沒有閑著,而是通過多種方式從事著臨時性的工作,即隱形就業,而根據調查,這種情況大概占到了當年度高校統計的未就業畢業生數量的50%。這對于普遍看低的大學生就業形勢算得上是一種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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