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姜蓉

　　"以醫院現在的狀況，頂多撐到下個月，如果資金再不到位，工資都發不下來了。"在中日友好醫院財務處，董立友處長一支接一支吸著煙，桌上擺著厚厚的一摞文件，雖然他與記者談話的語氣很平靜，記者卻感受到他身上的沉重壓力。一位辦事員得知記者身份時插言，"我們處長這陣子真是太難了，原來說要什么給什么，現在是要什么沒什么，我們處長急得

都掉頭發了。"

　　當"非典"中受損的行業得到國家減免稅收的支持時，醫院作為抗擊"非典"的主戰場，卻面臨著等米下鍋的窘境。

　　SARS后期，醫院捉襟見肘

　　在收治"非典"病人的醫院，資金困難幾乎是個普遍現象。"資金問題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困難和困惑。"中日友好醫院院長何惠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第一句話頗具代表性。

　　中日友好醫院自3月18日開始被確定為北京市SARS監測定點醫院，4月底，遵照上級指示又臨時改為SARS專科醫院。何惠宇指出，面對突如其來的疫病，在一個很短暫的時間里，中日友好醫院由一個國家級的綜合醫院變為一個SARS專科醫院，整個運行的體制和機制都變了。

　　作為有一定社會福利性質的非營利性事業單位，在一些大的工程改造項目中，通常是自籌大部分資金，國家給一部分。以前中日友好醫院一年的收入有5億～6億元，每個月大約都有4200萬元左右的進賬。現在變成SARS醫院以后，醫院由過去的結余一下子變成零收入。但支出卻徒然加大。董處長告訴記者，醫院5月份的支出比4月份一下子多出了6000多萬元。

　　醫院的財務狀況吃緊，不僅是由于墊付醫療費，事實上，其他方面的開支壓力更大。醫療設備、衛生材料、工作補助、病區改造所花費的資金都不是小數目。在中日友好醫院財務處的一份報表上，記者看到，醫療設備的支出4月份僅為126萬元，5月份一躍而為4954萬元，僅醫療器材一項兩個月就突破5000萬元。而衛生材料的增加也從4月份的195.77萬元徒然增至743.83萬元，專用材料也由615萬元增加至5月份的1560.84萬元。在短短一個月時間里，醫院的支出總額就達到了1.1億多元。

　　"一線人員住在賓館里，國家規定每天吃住費用是140元，現在都是醫院在墊付。5月份，光這部分費用就是700萬元。"董立友談及每天像流水一樣支出的經費就顯得有些無奈。

　　根據中日友好醫院最近的一次收支測算，醫院4月～8月份的收入將比去年同期減少1.5億元，而支出卻增加了7000多萬元。

　　"現在我們是在吃老本。"何惠宇如是說。雖然國家也出臺了一些政策，但是從3月到現在運行了兩個多月以來，只拿到了國家撥給的1000萬元經費和一些設備。社會上贊助的700萬元也只是杯水車薪，而這筆經費并沒有動用。除了吃老本以外，醫院惟一的辦法就是拖欠一些應付的設備款項，目前該醫院拖欠的這部分費用達3000多萬元。

　　談及醫院捉襟見肘的情況，幾乎每個醫院都有一肚子苦水，據透露，山西省人民醫院往常每月的收入是1500萬元左右，而今年5月，收入則減少到不足200萬元。

　　北京天壇醫院，以前日門診量約3000人，目前已下降到800人以下。醫院關閉了一些科室，住院率由以往的90%下降到50%。一個月內僅住院費就損失了1000多萬元。

　　費用結算的難題

　　分析人士指出，國家財政到款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疫情突如其來，各方面都沒有準備。國家需要調整財政結構，上百億元的投入，分為各種項目，分到醫院頭上的數量就少了。

　　另外，從決策到執行需要一個流程，比較慢。通常衛生部所屬醫院將申請材料匯總上報到衛生部，然后再報到財政部，財政部對全國的情況進行收支平衡以后才能向下撥款。這需要一個周期。地方的醫院則以同樣的方式將情況上報地方衛生局和地方財政。

　　除了國家的撥款遲遲不到外，另一方面，患者的醫療費用也難以收回。據了解，一個"非典"病人的花費根據病情輕重，費用從1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而這部分費用都是由醫院先期墊付的。由于患者成分復雜，收回醫療費顯得困難重重。

　　董立友告訴記者，中日友好醫院到目前為止醫療費僅收回30萬元，還不及原來醫院一天的收入的1／5。據地壇醫院一位林姓醫生透露，出院的病人費用結算很難，按規定，公費醫療的患者由單位結算，但是來結的單位很少，有些單位是因為不敢到醫院來，有的是因為單位有困難，還有的病人連單位都找不到。而自費病人情況更復雜，有些需要向國家申報，手續比較麻煩。總之，現在1000多萬元費用也就實收了80多萬元。

　　據佑安醫院社保中心相關人士介紹，"非典"患者平均每個人的費用大概有3萬～4萬元。目前大約有1／5的患者已經出院，在出院這部分患者中，有醫療保險的人員沒有太大問題，公費醫療的費用目前只結了1／3。自費部分醫院是全額墊付，目前還有700萬元～800萬元費用未結。僅低保人員所欠費用就是400多萬元。

　　"能要回來多少，就要回來多少，要不回來醫院也沒辦法。"董立友的話代表了院方的心態。

　　SARS過后，醫院處境堪憂

　　在中日友好醫院財務處，記者看到了一份剛剛由財政部、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衛生部、監察部、審計屬五部委聯合下發的文件，要求中日友好醫院等幾所部屬醫院將"非典"期間醫院的投入情況填表上報。與此同時，記者得到消息，地壇醫院、佑安醫院、胸科醫院等市屬醫院的經費問題也正在得到北京市政府的重視。醫院的經費緊張問題似乎即將撥云見日了。

　　然而，醫院面臨的問題遠遠不止是錢的問題。這一點，從何惠宇教授凝重的表情中便可見端倪。

　　據何惠宇教授介紹，過去，中日友好醫院的支出主要靠其醫療活動，包括門診、住院和一些產業。醫護人員的工資、福利、獎金、人員培訓、設備更新等支出，90%以上是通過這些醫療活動來完成的。但要想恢復到"非典"以前的狀況，至少要一兩年的時間，醫院以前有一個固定的服務人群，這種醫療資源的格局被打亂以后再恢復是很難的。如今"非典"這個陰影在人們心里已經產生，這是未來醫院走入正軌的巨大障礙。

　　另一個問題就是醫院職工的問題。中日友好醫院有2600多名職工，由于改成定點醫院，目前在家待崗的人員達1100多人。這些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國內知名的專家，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原先這些待崗的醫務人員平常收入45%來自于基本工資，其它都是績效工資，現在醫院沒有收入，這些待崗人員收入下降了50%。何惠宇教授指出，多數人將待崗作為一個政治任務來完成，但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幾個月就會有問題出現。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醫院的恢復期將并不短暫。

　　體制之弊

　　"醫院面臨的問題表面上是資金的問題，但實際上卻是體制的問題。整個衛生體制不適應這種突發事件，沒有應對的準備，完全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這是改革最后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這怎么能經得起風浪？"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何惠宇的一席話直指體制的弊端。

　　何惠宇指出，體制的弊端造成了全國衛生結構的不合理。目前，我們這個十多億人口的國家只有20多所傳染病醫院，北京1000多萬人口沒有一個呼吸道疾病的專科醫院。大城市醫療資源堆積，重城市輕農村，重醫輕防這些問題都在"非典"中暴露無遺。這樣的醫療資源布局、醫院性質是無法跟國際接軌的。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像中日友好醫院這樣的機構一個月接收到的各種文件有幾十份，文件之間還互相矛盾，執行起來非常困難。北京多家三甲等醫院，有的屬于部隊，有的屬于武警，還有的屬于各部委，不同的隸屬關系牽涉到撥款途徑等復雜的問題。

　　何惠宇表示，國家雖然出了應急條例，但應急條例應對的是具體事件。而真正需要改革的是醫院的體制，醫院應該市場化，向產業化方向發展。這樣，國家就不會再把精力放在醫院身上，而是更多地關注醫學知識的宣傳和教育，提高國民綜合素質，建立一個全國的防疫體系等問題。"'非典'只是一個引子，我們要從這個事件中進行深刻的反思，要考慮'非典'之后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