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亡羊補牢，也不是一蹴可就。但愿這次危機真能引起決策者舉一反三的深思，從根本上在中土大地促進科學和民主之精神

　　SARS與“五四”精神

　　資中筠/文

　　在紀念“五四”運動84周年之際，我接受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楊銳先生的“Dialogue”專訪，主要談對五四精神的理解。他提的諸多問題之一是我國政府處理SARS的經驗教訓與“五四”精神有何關聯。我認為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我的確有許多話要說。但是在電視臺節目有限的時間內難以暢所欲言，于是事后進一步把思路整理成文，希望與更多讀者探討。我認為這次“非典”的突然襲擊，我國有關當局從一開始到后來態度的轉變過程與“五四”的兩大主題—科學與民主—有密切關聯：

　　首先是科學：當然醫學是科學，但這里科學的含義首先是一種精神，一種價值取向，而不僅僅指科學知識或技術水平。科學精神就是在承認事實的基礎上追求真理。把“真實”放在一切其他的考慮之上，例如政治影響、“國家形象”、領導“面子”、部門利益、經濟收入、個人仕途等等。在我國，“真實”常常要服從于上述種種考慮，特別是所謂“政治影響”。這是長期以來的政治生活培養出來的一種思維方式，從基層到高層各級官員都習以為常，幾乎成為本能。一發生天災人禍，首先考慮對外“口徑”如何掌握，而不是窮追真相。

　　已經下臺的衛生部長在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所表現的基本態度是典型的。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醫生，似乎很懂科學，但給人的感覺卻像是外交部發言人，其基本任務是按口徑把記者的問題擋回去，凡刨根問底者皆以故意刁難加以頂回，似乎主要對手不是病毒，而是想了解真相的外國記者。我提到這次記者招待會決不是落井下石，追究究竟是下級對上級掩蓋真相，還是上級給下級報道口徑，或是真相停留在哪一級。這些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長期的“泛政治化”思維腐蝕了科學精神。最近幾次記者招待會或新聞發布會態度有所轉變，因而可信程度增加，但是積重難返，仍免不了政治宣傳的痕跡。

　　關于民主，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知情的公眾(informed public)”。美國開國領袖之一杰弗遜有一句名言：“在一個文明國家，若指望在無知中得到自由，過去從未有過，將來也決辦不到”。愚民政策顯然與民主不相容。特別是在一個需要每一個公民自覺地與政府合作的疫病危機中，把公眾蒙在鼓里，如何行得通？這一態度既不科學也不民主，已經造成了慘痛的后果，而且事與愿違，國家形象、政治影響、政府的可信度恰好因此受到嚴重損害；在政府開始說真話之后，群眾卻自動把疫情夸大幾倍，造成謠言滿天飛。中國老百姓的心理，對于壞事總是寧肯信小道而不愿信政府公開發表的消息。這是一種“狼來了”的心理狀態，追根溯源，怪不得老百姓。惟一的治療之道，只有堅持不懈地說真話，假以時日，必見成效。

　　照理說，醫生應該是最講科學的。醫生的首要職責是對病人負責，在流行病面前的首要職責是對控制其蔓延負責。這既是醫生的責任，也是權利。但是我們的醫生被剝奪了科學對待疾病的權利，他們被要求遵守“宣傳紀律”，似乎他們首先是對上級行政領導負責。科學和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服從于這一“紀律”。第一個沖破這荒唐的“紀律”講真話的醫生蔣彥永如今成為英雄，在中國特有的國情下，他的勇氣的確值得欽佩；但是人們不禁要想，怎么就他一個人呢？如果是在一個把科學和人道放在第一位的氛圍中，醫生說出疫情需要冒這樣的風險，以至于只有英雄才做得到嗎？但愿今后出現類似的情況會有更多的醫生無視這種“紀律”，大聲疾呼。當然醫生們一定有苦難言。那位蔣醫生德高望重，而且已經退休，受懲處也不至于太嚴重；而那些正在崗位上的醫生若犯一次這種“政治錯誤”就可能影響前途，治好多少病人也彌補不了。這一次，領導已明確要求如實報告，說真話了，說是隱瞞不報才會受處罰。以后呢？怎樣才能鼓勵憑良心說真話，造成風氣呢？

　　在疫情蔓延的過程中，群眾中出現了許多非理性的、反科學的、乃至表現非常自私的舉動，例如有病不肯就醫、明知自己染上此病仍逃避隔離，傳染家人以及大面積傳染他人亦在所不惜；或者走到另一個極端，草木皆兵，無事驚擾，還有種種不講衛生的陋習難改，等等。于是人們慨嘆，中國老百姓素質太低！但是幾十年來對老百姓“宣傳教育”從未斷過，各級黨政部門“宣傳部”是必不可少的。為何“素質”總是提不高呢？主要還在于宣傳教育的內容。須知我國老百姓幾乎沒有受過基本的公民教育：明確知道自己有什么基本權利，通過什么合法的途徑予以維護；自己對社會，對他人負有什么義務，如何尊重他人的權利，包括在隨地吐痰這樣的“小事”上。他們習慣的是每一個時期配合政治形勢的口號和高調，與身邊事無關。遇有天災人禍，除了指望上面的大恩大德，自己是無能為力的。我不知道，對于外出打工的民工，對于窮困地區的農民，對他們只講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和民族凝聚力，對提高素質，哪怕是培養最起碼的衛生習慣有多大成效。

　　中國被外人稱為“集權國家”，自己也反對“多元化”之說；但是在這次危機中所暴露的卻是政出多門，比自稱“多元化”的國家還多元，該集中的無法集中，連信息都不能匯總。在許多事情上似乎最容易集中的就是“宣傳口徑”；中國走向市場經濟還步履蹣跚，遠未完善；但是在任何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都是政府負責的事，例如公共衛生，卻推向了市場，無利可圖就不辦，“醫院的大門向南開，有病無錢莫進來”。這次危機所暴露的各級政府對醫療衛生投入之低，醫療系統之脆弱，令人驚駭。我們年年為GDP的增長率唱贊歌，眼見一座座摩天大廈拔地而起，怎么就不能拔一毛而利蒼生呢？

　　幾年來，各方人士為教育投入不足一直在大聲疾呼，盡管收效甚微，至少還引起一些關注；但是對于醫療衛生的狀況所引起的注意是遠遠不夠的。醫療和教育恰恰是不該歸市場管的事，而是公共的事業。有一位國際知名人士反對“過度市場化”，力主讓本不該屬于市場的領域脫離市場，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有金融大鱷之稱的索羅斯，他認為應該不受市場制約的領域之一就是醫療衛生，另外還有教育、新聞和法律。公共衛生的保障主要當然是政府的責任，然后是社會公益捐助。這一次，我國政府為防治“非典”已經大力撥款，社會也有大批捐助。但是長期的衛生事業不能指靠一次性的突擊，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觀念和機制。

　　最后，與歷史上歷次瘟疫不同，這一次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現。這既造成了疫情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又提供了全球通力合作圍剿病毒的空前有利條件。對于我國說來，應該慶幸處于與國際接軌的時代。也慶幸現領導有足夠的明智，終于不把國際的關注、批評與壓力當作“干涉內政”，不把“與國際全面積極合作”作為一種外交姿態，而視之為與我國人民生死攸關的任務。

　　應該承認，就是在隔離傳染病這一問題上，西方已經有悠久的歷史：在瘟疫流行時采取強制隔離手段古已有之。必要時醫療機構可以有警察的權力。與檢疫有關的“隔離”一詞在西方語言中為“quarantine”，這個字原為意大利文“quaranta”，意為“40”，其起源是1374年有一條船在威尼斯港靠岸，船上發生瘟疫，全體人員被禁止上岸，在船上隔離40天，期間有的病死，有的恢復。從此這個字連同這一做法就流傳下來。直到19世紀對待傳染病一直是以隔離為主，幾乎不考慮救治。

　　美國現行的隔離法是1873年通過的，最近布什政府只需在該法的適用范圍加上SARS就可以了。由于紐約是歷史上外來移民首先上岸的港口，對檢疫隔離也特別嚴格。1892年霍亂流行時，當時的紐約衛生專員告訴國會，如果“我們”認為必要，就可以征用市政大樓作傳染病醫院。曾有一個時期紐約港口有三個小島是專門用來隔離傳染病人的。

　　后來醫療水平提高，特別是抗生素發明之后，傳染病的可怕程度降低，對待傳染病人的態度從單純隔離發展到努力救治。例如處理結核病有了空氣新鮮的療養院，并輔以藥物治療，患者有了復原的希望。不過至今結核病人仍屬于隔離的范疇，一般都是自覺的。但是直到1990年紐約爆發一輪肺結核，有些抗藥性強的病人拒絕治療，還曾被強制隔離到羅斯福島。

　　至今在原則上、法律上，醫療機構對傳染病人還擁有自14世紀以來的強制隔離權。但是實際上由于公眾的知識和自覺性提高，多數情況下都是用說服的手段。另外，根據經驗，隔離也要掌握一定的度和方式方法，如果引起恐怖，就會造成病人對病情隱瞞不報，反而對社會造成更大威脅。當然更重要是在隔離以后得到人道主義的對待和積極的治療，這是現代與古代大不相同的。

　　以上西方國家的歷史和經驗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筆者于“9·11事件”之后剛好在美國，當時“炭疽病”一度引起恐慌。其實自始至終一共發生了10余例，死亡5人，但是當時全國的防疫和宣傳系統都調動起來。筆者所在的研究單位位于遠離是非之地的俄亥俄州，也傳達到每一個人：要大家注意不明來歷的信不要隨便拆，并指定專人接受可疑信件，負責轉交有關部門。當時華盛頓有一位國會議員收到炭疽信件，國會立刻休會，整個大樓清空消毒。此事卻引起新澤西州一個小鎮郵局的職工游行抗議，因為他們的小郵局也發現過炭疽信件，卻未及時采取措施，難道普通職工的命不如國會議員珍貴？接著當地政府立即封閉了那個郵局。我當時深感美國公共衛生發達，美國人維權意識強之余，還覺得他們似乎有點神經過敏。現在方知是自己思想落后，如果我國有關方面在開始意識到SARS是一種新的傳染病時就這樣“小題大做”，其結果與現在會是大不相同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亡羊補牢，也不是一蹴可就。但愿這次危機真能引起決策者舉一反三的深思，從根本上在中土大地促進科學和民主，從而引發一系列的深層次改革，則禍兮福之所倚，百姓幸甚，民族幸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財經SARS每周調查5月29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