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醫院感染之謎之五

　　出租車司機王某引發了北京早期的第三條傳播鏈，與此相伴隨的是北京朝陽區兩家重要醫院——朝陽醫院與武警醫院與SARS搏命的過程

　　本刊記者 趙小劍/文

　　(一)

　　3月25日晚上，出租汽車司機王某到位于三里屯附近的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就診。盡管這是一家軍隊背景的醫院，但它并不拒絕地方病人，也是指定醫保醫院之一。王某先到急診室就診，當時他的主要癥狀是發燒、咳嗽、肺部有陰影、血象不高。接診他的醫生童磊盡管此前并沒有直接接觸過SARS病人，但覺得該病人的癥狀高度可疑，當天就收入單間病房。第二天，王某肺部陰影開始擴大，醫院告訴病人他有可能患上了非典型肺炎，建議他去呼吸科實力較強的朝陽醫院，或者傳染病醫院診治。

　　那是北京遭遇SARS的早期時光。雖然事先有所知曉，但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對SARS的防備仍嫌不足，而王某的傳染性卻又相當強。王某走后不久，武警北京總隊醫院一批醫護人員病倒，其中就包括后來成為北京抗擊SARS中第一名烈士的李曉紅。

　　3月27日，王某求診于朝陽醫院。這是這家醫院剛剛建起發燒門診的次日。王某高燒、寒戰、呼吸艱難，被視為高度疑似“非典”，安排在發燒門診的隔離室，次日轉入佑安醫院。

　　事實表明，當時朝陽醫院的隔離工作仍不夠完善。王某一夜留觀之后，值班醫生護士先后發病。在隔離室的二樓病理科，也有六名醫務人員染上SARS。

　　按照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長肖正倫的觀點，SARS病毒在同一地區的傳染性一代一代減弱，而一旦病毒傳到另一地方，傳染性就會驟然增強。繼山西于某和東直門醫院李某之后，王某是北京遭遇SARS早期的第三根傳染主線。

　　40多歲的王某于5月初病故。其父母后來也被發現受到感染，并先后去世。目前尚不知曉這位出租汽車司機如何染上了SARS。重要的是，與其他兩條傳染鏈的源頭于某和李某不同，他沒有去過疫區的接觸史，發病前一直在北京干本行。于是，他的出現表明，北京官方早期堅稱只有“輸入型病例”并不是事實。

　　或許正因為此，由王某引發的北京早期第三條傳播鏈較之前兩條更少為人知。在很長時間以后，真相才露出水面。與此相伴隨的是北京市朝陽區兩家重要醫院——朝陽醫院與武警北京總隊醫院與SARS搏命的過程。

　　(二)

　　和屬于三級乙等醫院的三里屯武警北京總隊醫院相比，隸屬于北京市衛生局的朝陽醫院是一家三級甲等醫院，其呼吸科更是實力雄厚，享譽京城。早在王姓患者出現以前，朝陽醫院一些專家就接觸了SARS患者。

　　那是在北京召開“兩會”期間。3月13日，北京市衛生局醫政處曾請朝陽醫院呼吸科幾位大夫到佑安、地壇等傳染病醫院會診“非典”病人，提供技術指導，但明確要求保密，只許干不許說，甚至不允許在電話中提起。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地下工作者”。

　　“兩會”后的3月24日，北京市衛生局曾召集全市各大醫院院長參加緊急會議，議題即是如何應對“非典”。據知情人士透露，關于當時的疫情，會議向這些院長傳達的主要精神是“內緊外松”。

　　朝陽醫院呼吸科副主任童朝輝是北京市最早接觸SARS病人的醫生之一。以前他看過一些廣東“非典”的有關資料，直到正面接觸病例才覺得“這個病與傳統意義上的非典型肺炎不同”。他在佑安醫院會診時，醫院里已經收了11個病人，包括從山西來的于某及其家人和東直門醫院陸續受到感染的醫護人員。

　　王浩彥是朝陽醫院呼吸科另一位副主任。他會診之旅的第一站是地壇醫院，病人包括外經貿部一位從泰國返京的副司長和一位加拿大人。從事呼吸重癥救治多年的王浩彥初次接觸，就覺得這個病很兇險——有些病人發病不久就需要搶救。

　　童朝輝搶救的病人中就有自己的同事和戰友，有的病人還是無創通氣的專家。但是，對于呼吸疾病如此了解，也沒有減輕他們的恐懼與絕望。童大夫經常會在凌晨被生病的同事叫醒，后者緊握住童大夫的手艱難地說道：“童大夫，我受不了了，喘不上來氣，我很害怕�！�

　　3月的北京看似平靜，但幾家收治SARS病人的醫院已經預感到風暴即將來臨。至3月底，佑安醫院就已經有三個“非典”病區，每個病區各有30多位病人或疑似患者，加起來上百人。地壇醫院也有30多位病人，胸科醫院的病人數至少也在四五十人左右。

　　4月2日，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在公布北京截止到3月31日的非典型肺炎相關數字時稱，“北京發現12例輸入性病例，北京市衛生行政部門已及時采取措施，病原沒有向社會擴散，也沒有發現原發性病例�！�

　　這顯然不是事實。熟悉內情的人說，在北京最早統計確診病例時，屈指可數的12例僅包括了山西來的于某一家三口、感染東直門醫院的李某等，而王某本人根本未計算在內。

　　(三)

　　4月16日凌晨，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內二科主任醫師李曉紅在解放軍302醫院辭世，成為第一個倒在救治“非典”第一線的醫生。她的死亡，比后來得到胡錦濤總書記題詞的廣東殉職醫生鄧練賢還要早六天。

　　3月25日，王某被收治到內科獨立病房時，內科值班的幾位大夫都診治過這位病人，其中就包括內二科主治醫師李曉紅。五天后，她開始發燒，體溫升至38度。當時科里已經有同事發燒。不過李曉紅做了檢查，發現血象較高，肺里也沒有陰影，癥狀看似不像SARS。她只做了一些應急處理，輸了液。體溫下來了，但隨后又升了上去。至4月2日，醫生為她再拍X光檢查，肺部已出現陰影。至此，總共20多名醫生的內二科先后已有十幾名醫生相繼倒下。

　　目前尚無法知曉，王某離開后疫情在武警北京總隊醫院擴散的詳細情形。據稱，這家醫院在4月1日已全面隔離，不允許外來人員進出，被封在院內的包括其他病患和醫護人員。一切如此措手不及，許多醫護人員都來不及取用生活必需品，院內也無床可睡，只好打地鋪，或是睡在沙發上。

　　4月6日，李曉紅及其它四位醫護人員轉入302醫院繼續治療，后又有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幾十名醫護人員相繼轉入。此外，據悉，該院一些地方病人被轉入地壇醫院等SARS定點醫院。

　　至4月下旬，武警北京總隊醫院被解除隔離，開始接收軍隊病人，但不接收地方病人。由于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地處三里屯使館區，比鄰三里屯小學，地理位置重要而敏感，被要求不再接收SARS病人。

　　記者獲知，當時武警北京總隊醫院的疫情每天都通過上級單位上報國家衛生部。

　　(四)

　　4月10日左右，朝陽醫院發燒病房開始收治疑似和觀察病人，病房是將剛剛裝修完的單間病房改造而成，有十幾張病床。后來又把在平房的透析室改為SARS病房，擴充至現在的20多個，但仍遠遠無法滿足增長的病人需求。

　　據有關醫務人員回憶，那時，每天有三四十例發燒的病人前來就診，確診的病人有1/3，還有1/3疑似病人。有些病人在樓道里輸液，有的索性就在自己的汽車里輸液，輸完液就開車回家。醫院非常著急，因為這樣就意味著病原可能向社會擴散，從而導致更大的災難。

　　所幸4月中旬以后，這種情況得到了改變，朝陽醫院與小莊醫院、垂楊柳醫院及朝陽婦幼保健醫院開始聯手。這三家醫院分別專收醫學觀察病人、SARS疑似病人和確診的SARS病人。由朝陽醫院的醫生到這三家醫院為病人診治。朝陽醫院發燒門診也由原來的小樓遷至一處獨立的平房，醫院也派出精兵強將擔當主檢醫師。

　　記者對童朝輝大夫的采訪就在朝陽婦幼保健醫院的清潔區內完成，他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回家了。他對記者說：“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庇浾呖吹�，該院清潔區、半清潔區、半污染區、污染區劃分清楚，干靜整潔。在第一波感染高潮過去之后，朝陽醫院再沒有出現過醫護人員被感染。

　　值得一提的是朝陽醫院所有被感染的醫護人員沒有一例死亡。最重的病人是51歲的醫務處處長畢維杰，她在為王某辦理轉院的過程中被病毒感染不久后，病情急轉直下，生命垂危。

　　4月5日是童朝輝大夫的生日，晚上10點多，他剛剛結束在佑安醫院的搶救，還沒有吃晚飯，不料又接到電話說正在地壇醫院的畢主任情況危急。他馬上趕到地壇醫院，為畢主任進行插管手術，直至次日清晨。此后，朝陽醫院從呼吸科和ICU抽出得力的醫生護士輪流監護她，兩周之后，畢主任脫離生命危險，目前正在家里休養。她是北京市到目前為止惟一一個氣管被切卻能夠生還的“非典”病人。

　　(五)

　　從5月25日起，武警北京總隊醫院醫生李曉紅的丈夫劉會昭開始接受來自解放軍報等單位的十幾位部隊記者全天候的采訪。劉會昭需要從李曉紅的成長經歷、學習、工作、生活，以及自己與她相知相戀的方方面面，回憶她生前閃光的點點滴滴。對于劉會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心靈流血、痛苦之極的過程。

　　“曉紅生前是父母的好女兒，同事們的好姐妹，我的好妻子，在危險面前，她總是搶在前面。曉紅雖然走了，但是我非常希望她的這種精神能夠鼓起大家的勇氣，戰勝‘非典’，雖然每一次講述對于我來說都好像是在揭還沒有長好的傷口�！眲⑦煅手�告訴記者。

　　李曉紅已被中共中央組織部追授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國家人事部、衛生部和總政治部追授她“白求恩獎章”；武警北京總隊黨委批準她為革命烈士，追記一等功；武警部隊黨委已做出決定，在全部隊廣泛開展向李曉紅同志學習的活動。-

　　[財經SARS每周調查5月29日刊]